“生命线”论断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对思想政治工作地位作用的高度概括和形象表达，也是对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1932年7月，党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信》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此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生命线”的内涵不断丰富。回顾“生命线”论断的源起、形成和发展过程，古田会议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关节点。古田会议确立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犹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一些可供人们用以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回顾古田会议的历史背景，重读《古田会议决议》（下文称《决议》），我们能够深刻感受到古田会议在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论断形成过程中的独特意义和重要作用。

一、古田会议前围绕着政治工作在军事斗争中地位问题的争论及其解决，是对思想政治工作地位统一认识的过程，即是“生命线”论断的酝酿过程

　　在古田会议召开之前的较长时间里，对如何认识和解决当时红军中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红四军尤其是红四军领导集体中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出现严重的分歧和矛盾。中国红军第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第一支军级建制的正式红军，具有“铁军”美誉。此时的红四军战功赫赫。但是部分官兵不习惯做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工作，不赞成红军宣传、组织群众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热衷于攻打城市，主张“走州过府”，四处游击；不习惯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认为军事高于一切，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表现出严重的单纯军事观点；不习惯政治工作地位的提高，认为政治部妨碍了司令部的工作，是“卖狗皮膏药”的；不习惯民主集中制原则，一些人认为是搞家长制。同时，红四军领导集体内部也对组织发动群众、创建革命根据地、党的领导原则、政治工作的作用和地位等一些原则问题，产生了不同认识，存在着分歧。

　　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充分肯定了红四军两年来的斗争经验和正确做法。指出：“红军中政治部工作及宣传队组织 ( 或如你们所称‘宣传兵’) 是红军中政治命脉，其作用不减于战斗兵，如工作不好、组织不得法，那是另一问题，然决不能因此便摇动了根本路线。否则我们的红军，为着何来? 红军对全国的政治影响又建立在哪种基础上去?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5页）

　　古田会议前红四军及党内对军队中党的领导、政治工作地位等问题的统一思想认识的过程，是对“生命线”论断的思想动员和理论酝酿。正如《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的题注所说，中国红军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创始，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在这个时期内，红军中的共产党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学到了许多东西，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毛泽东写的这个决议，就是这些经验的总结。

二、《古田会议决议》回答了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初步阐述了“生命线”论断的内涵

　　1929年12月28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确定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正确方向。《决议》作为我们党思想政治工作史上的第一篇纲领性文献，标志着思想政治工作的形成，初步揭示了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的内涵。具体来看，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确立了政治机关、政治工作在红军队伍中的地位。关于红军中政治机关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在古田会议召开前一直存在争论和分歧。其中有一种单纯军事的观点，认为军队以抓军事为主，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主张“司令部对外”，把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政治领导与教育应该处于从属地位。这实际上削弱了政治机关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决议》批评了种种单纯军事的错误观点，指出这种思想发展下去，红军便会有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就会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道路一样，有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的危险，明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中的政治机关是对党员干部进行党性教育的专职工作机构。红军必须实行政治委员制度，把宣传工作作为“第一个重大工作”。这不仅确立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而且确立了红军中的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切实有效地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保证和服务作用创造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二是确立了思想政治工作服务于中心任务，与中心任务一同落实的基本原则。针对把红军原来担负的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三项任务，缩小为单纯打仗的观点，《决议》进一步明确了党的政治任务，指出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部队，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要求党员广泛地向群众进行宣传，把宣传党的政治任务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决议》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可见，《决议》把政治工作与打仗、筹款等工作结合起来，而且是为后二者任务的完成提供政治保证和思想基础。

　　三是确立了思想引导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和基本方法。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有计划地进行党内的教育，纠正过去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决议》把“党内教育”作为单独的一部分写进了会议的决议，强调要有计划地对党员进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和党的路线教育，使党员从理论上划清无产阶级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界限，提高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使党员的思想和党的生活都政治化和科学化。古田会议决议总结探索出了一套思想教育的科学方法，开创了党内思想教育方法的先河。

三、古田会议的影响和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证明了政治工作的独特作用，是“生命线”论断提出的实践基础，并促进了“生命线”论断的明确提出

　　古田会议的影响是深刻的。在统一思想上，古田会议结束后，红四军掀起了学习和贯彻古田会议精神的热潮。在革命实践中，红军再次焕发了新的战斗活力，重新开始了“风卷红旗过大关”的辉煌征程，连续击退国民党的第二次“会剿”和第一、二、三次“围剿”。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西南、闽西继续扩大战果，长期被分割的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总面积达五万多平方公里，人口有二百五十多万，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2年7月，党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信》中，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古田会议之后所取得的成绩，把这种成绩与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紧密联系起来。“根据着苏区工农群众的积极性的增长及工农红军的英勇善战，在中央局的正确的领导之下，中央苏区得到了许多光荣的成绩；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的成立及其对于全国革命运动领导的加强，苏区的扩大与漳州的占领，反革命组织的扑灭，土地重新分配，工人生活的初步改善，红军的强固与扩大，……绝对不能将这些胜利与成绩与苏区的党的组织及其领导机关的艰苦的为着国际与党的总路线的执行的斗争分离开来。”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0—291页）另一方面批评了不重视政治工作的现象。“在红军中的政治工作的惊人的薄弱，红军中的政治机关的工作的敷衍和对于党的路线的动摇（在总政治部的口号上有‘反对党包办一切’的口号），个别的同志甚至抵抗政治工作条例在军队中的实施，这样使着广大的赤色战斗员不能够在思想上武装（一部分战斗员甚至不知道苏联是什么，以及两条战线的争斗是一条在高兴圩，一条在老营盘等等）。”为着要进行大规模的革命战争——特别是将要到来的与帝国主义者的直接的武装战斗，要求“党和红军的领导要用一切力量来改造红军，准备红军中的指挥员与战斗员能够担任这个光荣的历史任务。这必须要政治上，技术上与组织编制上全部的改善与加强起来。”（同上，第309-310页）也正是在这封信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生命线”的论断。指出，政治工作在红军中有决定的意义，每一个红军战斗员不仅要能够有充分的军事技术，而且最重要的是脑子的武装。必须充实现有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实现中央政治工作条例，政治工作不是附带的，而是红军的“生命线”。

四、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论断的确立和系统化

　　1934年2月7日至12日，红军全国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在瑞金召开。会议对红军政治工作的经验教训做了初步总结，确定了今后政治工作的方向、基本原则与具体的办法。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开幕词中指出：“大家都明了，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一切战争如果没有政治工作的保障是不能达到任务的。”“政治工作就是要提高红军战士与工农群众的积极性。政治工作是提高红军战斗力的原动力。”（《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1页）周恩来在大会的演讲中指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你们是领导者，每一战斗的胜利离不开你们，离不开政治工作。”并在《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上的胜利》的长篇报告中，着重阐明怎样用政治工作来提高红军战斗力，保障上级命令的绝对执行与提倡和发扬新的战术。指出：“一切政治工作，要服从整个作战计划；一切政治工作，都要为着前线上的胜利。”（《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25页）朱德在致辞中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我们不仅要加强前方兵团的政治工作，同样要加强预备队、游击队的政治工作。”“如果没有政治工作，没有党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会有红军的。红军因有政治工作才能保证能为本阶级利益而牺牲，才是英勇无敌的百战百胜的红军。”（《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153页）这次会议要求大家都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标志着对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地位的认识有了统一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

　　会议对红军政治工作提出了五条重要原则：一是“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明确了红军政治工作的地位，反对轻视政治工作的倾向。二是“政治工作要保证作战的胜利”，要求政治工作要围绕整个作战计划开展各种活动，保证作战命令的绝对执行。三是“政治工作要保证提高部队的军事素养，政治干部要学习军事，要会指挥打仗”。四是“加强与改善政治教育工作”。政治教育要遵循三条原则：一要“从战士的切身问题说到长远问题”，二要“从现在的问题说到历史的问题”，三要“从具体问题说到抽象问题”。五是“反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平均主义和‘刻板’的工作方式”。要求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要深入实际，工作要分清主次，实行具体的面对面的领导。红军全国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系统、全面地阐述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重要思想，使“生命线”论断得以系统化、理论化，从根本上确立了政治工作在红军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古田会议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论断形成的关键会议和重要时期，为我们加强和改进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0月31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把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优良传统一代代传下去。”

　　（作者：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