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若干省区党风政风的调研

　　周建明

　　究竟应该如何判断改革开放以来党风政风的状况?其原因是什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治党方面采取了重大举措，如何判断所取得的成效?社会是怎么看待这些举措的?从这些问题出发，笔者对山东、内蒙、河南、山西、湖南、江西、河北、浙江、云南等部分地区的干部、群众、民营企业家和国企领导进行走访。这些有限地点和对象的接触，并不足以构成对全局性的判断，但希望能从中反映出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以供参考。

　　一、党风政风败坏在一些地区十分严重，已影响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

　　1、 权力商品化、以权谋私已成党风政风中十分普遍的现象和行使公权力的潜规则

　　从所走访来看，党风政风败坏的现象在各地普遍存在。搞结党营私的关系网、利用所掌握的权力“吃拿卡要”或不认真履职和作为、向资本索贿和资本向党内或掌握政治资源领域的渗透为特征的党风政风败坏，已十分普遍。其严重性并不在于 “打虎”所反映涉腐官员的数量、级别和案值，而是党风政风败坏已具有普遍性，但各地在范围与程度上仍有差别。大体可以分为这样两种类型：

　　在党风政风相对较好的地区，党政部门工作所遵循的主线是改革开放、发展、稳定和民生，并以考核指标分解到各级部门，成为决定干部行为的指挥棒。其特点为以经济发展为主线，并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践行不断完善，党建所占的比重很低，考核指标的导向中基本没有体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理念，对党的建设着重于“能干事，不出事”，有的党委怕影响政绩，下面出了事宁可把问题包下来，而不严肃处理。这种考核导向形成了以发展为主线的路径依赖，同时随市场经济发展对党的队伍的侵蚀，党委对干部和党员的政治思想上、宗旨上、作风上的引领能力日趋下降，党的组织优势仍在，但受到“关系网”的削弱;政治优势明显弱化，主要靠纪律和组织手段对干部还具有约束力，但党风政风败坏已在一些领域发生或蔓延;理论优势明显下降，表现为宣传部门的话语与基层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实际行为成两张皮，许多领导干部已淡忘、漠视，甚至放弃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要求。从基本制度来看，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优势依然明显，但也可以明显地观察到随党风政风败坏在不断削弱。

　　在党风政风严重败坏的地区，市场经济、人情社会和关系网所造成的潜规则在实际生活中超过了党规法规，主导着党员干部的行为。党内以权谋私的潜规则已公开化，并通过党的组织体系和政府掌握的权力系统化、制度化。党政部门在抓发展的同时，已在很大程度上演变为靠政治资源和行政权力谋利的既得利益集团。通过上下、内外勾结盗窃全民的资产、瓜分资本所获得利润，或侵吞人民群众利益的团伙。在那里，干部的意识中没有是非问题，只有利益关系;党组织已不是战斗堡垒，而是利益团伙;许多公务人员已成为依仗手中的权力不放过任何手段套取国家财政项目的机会、对企业和群众“吃卡拿要”的“贪官”，甚至与黑恶势力勾结的恶霸。

　　党风政风败坏有这样几种突出的表现：

　　(1)利用审批权索贿。主管部门通过各种开发项目、投资项目从中捞取好处，已形成索贿的潜规则。在审批涉及国有资源开发、重大工程或需特别许可的，大型项目索贿一般高达投资总额的10—15%，成为企业必须负担的商业成本，或凭手中权力强行要求干股分红，或在财政专项项目中抽取一定数额的回扣，手段无所不及，所涉金额大到几亿几十亿，已难以送现金，一般在境外银行交易。这种现象上至国务院，下至省市自治区的主管审批部门都存在。一个颇具讽刺性的例子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因送不起200万给审批部门，而失去了“国贫县”的资格。在云南，国家对农村地区的学童供应营养早餐标准是每人每天3元，让谁经营须由县政府和教育局批。供应商须向政府部门按每人8毛纳贡才能拿到经营权，每份营养早餐商业利润2毛，学生实际吃到的只有2元。这种情况因最近中央加大反腐力度后才有所收敛。

　　(2) 利用行使公权力敲诈勒索的现象已普遍化、制度化。执法管理部门在各专管事项中“吃拿卡要”已成普遍现象，有的地区或领域已“明码标价”，并制订各种有利于吃拿卡要的收费制度，明目张胆向企业勒索，办什么事，收多少钱，成为企业经商的行规和成本，也是行使公权力人员公开的灰色收入。例如，房地产商到规划局去审批开发项目，仅复印图纸每张800元，一次复印4张。建高楼须气象局对雷击的可能作出测定，一个楼要20万。这些钱都进了小金库，转化为公职人员的灰色收入。有的地区基层群众办事，哪怕开个证明、迁个户口，都需要表示“意思”，否则拖着不办。公安、消防以不开具收据的方式向企业以不同名义收钱在各地几乎均无例外。甚至公安部门跨地区办案，都有兄弟省公安部门协助也要收钱的情况。

　　官员的“吃拿卡要”已成为企业商务成本中必须计算的一块，有的企业反映大约占商务成本的20%。房地产开发商反映，除土地和建筑成本外，剩余部分政府通过税收和费收走三分之一，打点官员用去三分之一，剩下的利润为三分之一。这是房价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山西煤老板甚至要拿出40-50%的利润来打点各类政府部门和官员。沿海对外开放地区这方面的制度相对较为规范，内地较为普遍。一些地区办事花钱已从潜规则变为明规则。党风政风的败坏同样影响到具有公共性的医疗、教育等服务部门，各种优质服务资源都已商品化。河南反映一个班主任用课外补习或卖学生人头给补习学校，所得就是工资收入的2-3倍。医院的过度检查和用药，病人开刀和进ICU必须塞钱给医生，滥开贵重药物套取医保经费十分普遍。在地方上已形成了“没有办事能不花钱的，也没有钱到位了办不成的事”的风气，和“收钱办事的是好官，不办事才是坏官”的是非观。

　　(3)党的组织优势正在被党政干部的家族化、关系网所蚕食，进一步发展到“买官卖官”和“官商勾结”，资本通过收买在党内的代理人或通过贿选取得政治资源，党内确实在政治上、经济上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地方上以血亲、姻亲为纽带的“政治家族”，或通过各种方式建立的关系网，在干部任免、升迁、惩处问题上可以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严重削弱了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优势。许多地区党组织所掌握的权力已商品化，除逢年过节给领导送红包外，提职升迁、调离贫困或偏远地区都需送钱，甚至形成公开价码。有的干部用公款送，也有贷款来送。

　　在官员利用权力索贿的同时，资本也在用金钱收买官员手中的权力，帮助官员运作升迁，这种运作可以一直通达中共中央的要害部门。在各级人大换届时贿选并非只有衡阳这样的个案，村委会换届贿选的现象十分普遍，它表明资本的政治化已带有普遍性，党内确实存在着一批资产阶级的代理人。

　　(4)相当部分党政干部的理念和行为背离宗旨，失去了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取而代之的是追求政绩、升迁、谋私利、滥用公共资源和挥霍。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党政干部演变成一个握有公共权力的行政官员，行为受自上而下的考核指标支配，它决定着官员的命运，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很自然被追求政绩的行为所替代。这些政绩是否与为人民服务相关，不只取决于考核指标的设计，也取决于党政干部追求政绩的行为是否受对党和人民负责主观觉悟所约束，现实中存在着追求短期、虚假政绩的很大空间。而掌握公权力、政治资源、组织资源和财力资源的党政干部，在外部监督无效，又无内在约束的条件下，权力就演变为谋私利的工具。在官场陡峭的金字塔中，这种谋私利主要表现为追求升迁，通过透资公共资源在短期内把政绩最大化;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家属、利益相关者谋取经济的或政治的利益，以及对公共资源的挥霍。

　　2、干部特权普遍化

　　特权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等级特殊待遇十分突出。所谓“干部一级有一级的待遇，哪怕村官也与老百姓不一样”，这是官场钻营成风的重要诱因。干部住房是一个典型领域。

　　山东、江西等地都在省城在非常好的地段为省级干部建造别墅，并以低价取得产权。造成各地市竞相效仿，地市级干部都给自己建高标准的待遇住房，影响极坏。

　　即使是一般干部，以各种途径和名目分发的福利要超过工资，甚至数倍。公款旅游、通过对口部门公务接待也成为干部特权的一种。公务人员所具有的特权，也造成一些地方公务员和事业编制人员经过考试入职，必须要缴纳一笔很大的款项，因为一进入公权力部门，就有灰色收入。

　　以等级为标志的干部待遇特权化，公务人员与老百姓之间的差别待遇，一个地方搞了，其他地方很快效仿，造成干部严重脱离人民群众。

　　在许多地方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在已不存在，党和人民的关系与党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从人民群众的反映来看，大部分群众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满意的，对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发展和民生成就是肯定的，但对党风政风的败坏十分痛恨，也有许多人已见怪不怪，已不把党作为自己利益的代表。

　　3、导致党风政风败坏的政治思想根源

　　(1)以发展、稳定为主轴，以改革开放为路径的发展道路，造成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在认识和贯彻执行上的偏差，长期以来“一手软，一手硬”造成党的政治优势削弱，使党的建设失去了政治制高点。许多党员领导干部已完全没有对党的基本路线的完整认识，他们指导工作的主题词是发展、改革、开放、稳定、民生，许多党的高级干部的词典中已没有了作为立国之本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关键词，头脑中早已没有这根弦。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党的政治路线，但在实际的贯彻执行中，已被“脱政治化”，变成一条以发展为主轴的工作路线。这种倾向无论在党的代表大会，还是在各地党政部门的考核指标体系中都明显反映出来。在脱离、淡化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甚至对邓小平理论也只做选择性地引用的条件下，发展、民生和稳定代替了对社会主义的全面理解，党的建设失去了灵魂和政治上的制高点。在国内经济基础发生巨大变化、国际上被资本主义包围、社会主义事业处于低潮的条件下，党的建设在理论上缺乏符合时代特征的时代观和世界观， 在党内“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发生明显断裂。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所产生的个人主义、中国传统的“人情社会”、“关系社会”的包围和侵蚀下，“以权谋私”、“权钱交换”从上到下都发展起来，成为党风政风严重败坏的土壤。

　　(2)对市场经济认识上的片面性，导致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价值观方面的负面作用缺乏认识，市场经济所激发的个人利益至上、利益诱惑和欲望不断膨胀，相当部分党员干部与暴富人群相比心态严重不平衡，人生观发生质变。市场经济一方面是我国现阶段所不能逾越，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的机制，另一方面也是个人主义产生的经济基础。它推动着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泛滥，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和集体利益之上，把追求占有或享用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作为人生目标，把人类的感情和理性都简化为利益算计。党的十四大决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一方面市场经济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充分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对社会价值引领、对党的队伍全面渗透与侵蚀也充分表现出来，，造成许多党员干部的人生观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在市场经济的腐蚀下，相当多的党员干部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以个人利益至上的人生观，打开了难以满足的欲望之门，从立党为公演变为立党为私。

　　(3)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权力商品化已形成逆向淘汰的大环境。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历届中央在党的思想、组织、纪律检查建设上采取了很多措施，但并没有阻挡个人主义、关系网和以权谋私的发展成为社会上和党内的大环境，并对坚持党章党规的干部形成逆向淘汰。许多地区逢年过节给领导送礼、送红包已成为官场的文化。其逻辑是：“送了不一定管用，但不送的人领导一定会记得。”一些收受红包的领导干部认为，下属来送红包，“你不收，就个人而言会认为是看不起他，就整体而言会被认为不能让这个人在这干，否则大家都没法混。”而且按照刑法，行贿只有在谋取不正当利益时才能入刑，为争取提拔而送钱并不是不正当利益，抓住也入不了刑，一些地区至今依然盛行。

　　(4)寻求钻营升迁之道成风。由于权力与地位、级别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残酷的官场竞争中，许多干部把升迁之道作为最重要的目标，其他都是手段，甚至可以没有底线，不择手段，形成了党内钻营成风，拉关系、结派别、送钱送礼、追求虚假政绩，不择手段打击同一岗位的竞争者，成为在干部选拔过程中常见的现象。围绕着追逐权力， 在许多地方党内已形成了口耳相传的“秘籍”。

　　(5)补偿心态和侥幸心态。现在的官场是金字塔，一级有一级的待遇，但能上去的只是少数。到了50岁，升官无望，许多人认为不抓紧捞一点，退休后就什么都指望不上了。许多干部也知道贪污腐败有风险，但总存在侥幸心态：“从上到下大家都捞钱，抓住的能有几个?”“就纪委、反贪局的那几个人，一年能办几个案?”现在的官场哲学是“不捞钱是傻瓜, 抓住算倒霉”。干部间流行的已从“猫论”变为“鼠论”：“白老鼠，黑老鼠，不被猫抓住的就是好老鼠。” “没有是非问题，只有利益关系”，是许多党组织的真实状态描述。

　　4、党风政风败坏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1)中国共产党正在失去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笔者在山西某县问一位民营企业家就他所接触的公权力部门，官员贪腐的比例有多大，回答是“百分之百。”江西某地一位长期在党政部门工作的干部也承认大部分干部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与其说群众中认为“无官不贪”并不客观，不如说这已成为群众的一种刻板印象和值得高度重视的社会情绪。

　　(2)对干部队伍建设的灾难性后果。当前的大环境造成了当官追求三种目标：仕途、捞钱、人脉(关系网)。在组织建设方面，党内对干部任用虽有“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但实际上重才轻德，政绩和关系成为决定因素。它造成追求虚假的、短期的政绩和考结网钻营的风气。党的任人唯贤、德才并重，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机制，在许多地方已被官场的潜文化、潜规则所颠覆。一些地方的青年干部，被戏称为“一年红(有理想，想干事)，两年白(想洁身自好)，三年灰(在这种大环境下不得不同流合污)，四年黑(一旦接受了权力商品化的逻辑，把高智商都用到了钻营和敛财上)”的现象。

　　(3)党风政风败坏成与社风民风不正互为因果。从整个社会来看，市场化经济的发展已使个人主义成为普遍的意识与价值，找关系，钻门路，重利不讲责任、义务与诚信已成为社风民风，这也成为党风政风腐败的社会基础。反过来，党风政风败坏又成为社风民风不正的重要原因。上面敢歪一尺，下面就会邪一丈，助长部分群众以蛮不讲理、胡搅蛮缠来和政府博弈，“我就是一个农民，你还能把我开除到国务院去?”由此聚众上访缠访、不顾集体利益社会公德肇事、 煽动聚众闹事、勾结黑恶势力称霸，以及倒向宗教势力来寻求精神慰籍和援助等层出不穷。

　　(4)法规松弛，法治不彰成为常态。党风政风败坏造成法律法规往往停留在纸面上，什么都可以变通。某省一个私营企业主居然告诉笔者，当地所判的死刑犯都可以花钱买替死鬼。虽无从考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但有关系或花钱能绕开法律法规的现象比比皆是。不少法官上下家通吃，不送钱无法打官司。有的地方派出所与黑社会已成共生关系，黑社会替警察放高利贷，月息高达10%，一些地方的社会秩序已由黑社会说了算。交警查超载罚款放行，每辆200元，收入个人腰包。它表明司法执法部门由于被金钱、关系渗透，许多群众已不相信法治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在各地都可以看到“遇到法规绕着走，绕不过去交钱摆平继续走”的现象。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没有党风政风的保证，没有良好的社风民风为基础，法律就只能停留在纸面上，很难深入实际生活。

　　(5)意识形态失控，腐朽的人生观泛滥。在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中的“一手硬，一手软”，强调了市场经济发展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一面，忽视其在推动个人主义价值确立、追求个人利益至上和激发起无穷欲望的另一面，导致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失去了用社会主义克服个人主义的自觉性、制高点，和对树立正确人生观的主导性。党风政风的败坏加剧了这种趋势。意识形态的这种变化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正因为许多群众对现实的党风政风败坏不满，折射成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美丽幻觉，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所鼓吹的西化道路存在幻想，对党和共和国的历史作另类解读，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的社会基础。

　　二、对十八大以来中央在党的建设上采取举措的反应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治党上采取了三大举措的组合拳——关于改进党的作风的八项规定、“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对干部进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这些举措引起人民群对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治党上的高度期待。但另一方面，这些举措在打乱党内生活原有轨迹的同时，尚未确立新的轨迹。从走访的地方来看，有这样几种情况：

　　1、党风政风较好的地区取得积极效果。有的虽抱怨学习活动中许多要求也是形式主义，但认为受到了一次多年没有进行的党性和党的传统教育，开展了多年不上的党课，进行了一次早已不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对于提高党性，加强党的组织的战斗力具有积极意义。

　　2、由于后面跟着惩罚性措施，大部分地方取得效果。作为正面的学习对干部虽有所触动，但学习教育活动能取得效果主要是后面跟着惩罚性措施。如果没有关于改进作风的八项规定，没有反腐，学习教育活动就可能走过场。正因为有了惩罚性措施，才使许多干部对于党纪政风中的“是”与“非”、能干与不能干有了基本的界限。而对过好民主生活的要求，大多仍以形式主义来对待，一般在相互批评前自己先写好对照检查，班子成员间相互传阅，再按照本人所写的内容进行相互批评，形式到了，又相互不得罪。客观的讲，在目前党内并不具备恢复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党的优良传统的条件。

　　3、一些干部以应付的态度对付学习教育活动。对于对照检查和民主生活，有的干部讲，“现在谁还怕红脸?自己把问题讲足了，无非是整天围着桌子转，吃吃喝喝，整天围着裙子转，生活不检点，别人还能拿你怎么样?”但对于涉及违纪违法、腐败拿钱问题没有人会主动检查坦白，哪怕是并不作为贪污立案要件的逢年过节收的红包、卡也都避而不谈。

　　4、中央关于改进党的作风的八项规定下达后，绝大部分地区有很大收敛。许多地方反映高档餐饮营业额下降，最高的达60-70%，高档宾馆纷纷降价，在应酬场所公车难觅，已造的超标准领导干部住房和办公用房不敢入住。也有一些地方对于禁止公款吃喝仍未认真执行，更加隐蔽。有的地方对公款送礼不用公车改用私车送。在军队反腐力度加大和一些重大腐败案揭开后，对许多地区公开的索贿、买官卖官形成震慑，收敛许多。许多地区基层政府涉及人民群众公共服务的项目因怕媒体曝光一般有较大改善，但对企业的“吃拿卡要”情况大都依旧，对基层消防部门、公安派出所的陋习触动不大。

　　5、作为对整顿党风政风的反弹，公务人员消极不作为现象普遍。所到地方几乎都反映，现在官员钱不敢拿了，但事也不办了，特别是在改革措施的推进、发展项目的重大决策、需主管部门审批的项目上。一些明显有较好效益的项目也因此搁置。企业对此甚有抱怨：不收钱也不办事，比收了钱办事的商业成本更高。调研中发现官员消极不作为主要来自三种心理：

　　一是办事收钱的游戏规则被打破后，从心里不接受办事不收钱的文化，你不让收钱，我也就不办事，反正不干我的利益。

　　二是许多干部在贪腐上都有些瓜葛，为保安全，采取“一站，二看，三通过”的观望态度。一些有贪腐劣迹的干部更是心神不宁，坐立不安，根本无心办事。

　　三是实行对决策实行终身追责之后，许多干部不愿意承担责任和任何风险。不做重大决策，采取宁可不做，也不给自己找麻烦的态度。要做也先报上级，有上级批示再做。

　　6、人民群众对反腐的感受度不高。在揪出了不少“老虎”之后，除了像申维诚被调查太原群众有放鞭炮的外，其余对于中纪委公布的“老虎”案件感受度不高。原因一是人民群众中对干部贪腐面程度的期望值远远大于现在被办的案子，二是人民群众日常生产生活中，办事“吃拿卡要”的都是基层的“苍蝇”。“苍蝇满天飞”的情形改变并不大。但治理“苍蝇”不比打“老虎”容易。

　　从调研来看，依法治腐的成本非常高。腐败面之广和办案力量有限，在走司法反腐路径的条件下，决定了只能选择性办案，有的地方形成几个不办：一定级别干部不到一定的贪污数额标准不办;属于勒索后进小金库已挥霍的不办;对给国务院职能部门、省级职能部门送钱跑项目的不办;涉及国家领导人亲属子女的不办。因此声势很大的“打老虎”与实际的腐败状况之间还存在很大的落差。

　　（7）对未来的三种看法。从治党建党来看，面对积重难返的问题，中央采取的举措只是刚刚拉开了序幕。笔者从调研中感到，在中国的国情下，是正确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所采取的治党必须先治吏，治吏先正风的举措十分及时，取得了积极效果，但治吏并不就等于治党，更不能替代建党。党风政风发展到今天，除了治党不严之外，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快速发展、国际上西方意识形态仍占主流地位，以及内外敌对势力与反对力量的勾结，长久以来只讲致富，不讲道路和方向的这种大环境所分不开的。没有党在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建设，反腐的成果不能深化，更不能从根子上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能带领全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对于未来的前景，在调研中听到的大体有以下三种反映：

　　一种对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充满期待，相应中央会有后续的举措，能够扭转党风政风败坏的局面;

　　一种认为习近平的这套做法不仅与已形成的官场、商场的文化和利益结构相冲突，而且与已经形成的以发展为主轴，以改革开放为路径的模式相冲突，持久不下去，迟早要妥协;

　　一种在等着瞧，观察中央的决心、对问题认识的深度、措施的全面性与力量对比的消长，在寻找政治上转向的可能与机会。

　　在党风政风上的整顿揭开了在政治领域里的斗争，已具有你死我活、鱼死网破的性质，且牵一发而动全身，尖锐而复杂。在调研中既看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敢于碰硬，触及了这个十分敏感，水又十分深的领域，但也感觉到现在的举措只是一场政治斗争的序幕，既要充分肯定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又要不能过高估计，更要看到后面的斗争与党的建设更为复杂与艰难，并将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