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十年来中国已经从一个阶级趋于消失的社会转化为一个“重新阶级化”的社会，形成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工人群体。但是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中，国家和资本的霸权压制阶级话语，以隐藏阶级地位和社会特权，为新自由主义保驾护航。当新生的工人群体当其作为一种阶级力量要诞生的时刻，却遇到重重障碍，“新兴的中国工人阶级，在出生的那一刻便像一个到处飘荡的幽灵，没有声音、没有身份、没有栖身之所。”

　　在TED的演讲中，李世默区分了两种“元叙事”。一种是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马列主义“元叙事”，另外一种是西方“民主”与“专制”二元对立的“元叙事”。苏东的崩溃证明了前一种元叙事的失败，而西方民主的困境证明了第二种元叙事的终结。利用周末“浪费时间”来研究中共的李世默发现，政治学里最流行的关于选举民主制度的说法是错误的，民主国家不仅没有实现民主的美好预言和承诺，反而普遍陷入了治理危机和改革困境。

　　这种民主政治的危机，正是汪晖所言的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后果。在汪晖看来现代政治体制经历了一个从“党—国”体制到“国—党”体制的转化过程。多党制的前提是政党有明确的代表性及其政治价值，它通过在国家框架下的特定的制度安排，形成党派间的相互竞争。西方历史上不同的社会运动(首先是工人运动)产生了不同性质的政党，所有这些传统政党都来自于社会并以鲜明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纲领表达、维护并争取实现某个或某些社会群体的利益。这种具有鲜明“代表性”的政党是政党政治和民主制度的基石，不同社会群体可以通过选票来对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做出选择，政党通过对国家的支配执行某一社会群体的利益。政党的轮替本质上是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再分配，因而是“政治”意义上的。

　　但是在近三十年来，伴随着政党本身日益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以及各个政党之间政策选择上的趋同和共谋，政党的代表性越来越模糊。社会和民众无法像过去一样，根据政党提供的意识形态和纲领路线,根据不同政党所曾经分别坚持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来选择政党。随着政党“代表性的断裂”，通过多党竞争来实现“民主”的前提也就消解了，如汪晖所言：“当代议会民主的主要问题是：构成民主之前提的共同善或公共利益被摒除于政治决定之外，两党或多党之间的政治差异被缩小到近于无，后者可以被概括为多党政治的政治趋同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政党不再是某种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的行动者，而更接近于一种常规性的国家权力，变成在一定程度上“去政治化的”的权力机器。而这一国家机器，不过是马克思所言的“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换句话说，这种去政治化的政治正是工人政党及工人政治衰落的产物。西方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没落导致工人政党没有能力挑战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治秩序，这些政党或者衰落下去，或者改旗易帜，从改良主义的左翼政党彻底蜕化为新自由主义的吹鼓手。在这种情况下，政党轮替的“政治”意义消解了，区别只在于哪个政党在操作上能够更好地执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新自由主义的职能，政治问题变成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或者叫“治理能力”问题，政党沦落成了“更换领导人的国家机器”。所以多党之下的民众看似有很多种选择，但实际上别无选择。美国两党之间的差别接近于无，所以被压迫的99%无法通过选举的方式来选择能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在这种代表性断裂的情况下，许多西方国家陷入了李世默所说的“一次选举，长期后悔”的周期性困境，长期低迷的投票率就是对这种“别无选择”的假民主的抗议。

　　与西方一样，三十年来的中国也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去政治化”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在第三国际直接指导和支持下建立的政党。它通过广泛的政治动员和阶级斗争，建立了以无产阶级、工农联盟、民族解放的统一战线为内涵的政治代表性，并击败了疏离和背叛了工农革命的国民党。这种政治代表性是共产党一党执政和建设的合法性基石，并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下来。

　　而在改革开放后，执政党逐渐将经济建设、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建设作为通往现代化的普遍道路。在私有化和市场化的历史进程中，政治精英逐渐将自己转化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权力精英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分界逐渐模糊而与工农群众则日益疏远，执政党与其所宣称的阶级代表性之间已经断裂。汪晖说：“‘代表性断裂’集中表现为政党一方面超越先前的阶级范畴，宣称其普遍代表性，另一方面却与大众，尤其是处于底层的大众更加疏远。我们可以找到对于工人和农民的保护性政策，却难以发现在人民战争中形成的那种工农政治与政党政治之间的有机关联。”在此情况下，党逐渐从一个特定政治价值的团体蜕变为一种结构性的和控制性的权力体制，从一个阶级性的组织转化为‘去阶级化’的组织，党内的分歧被纳入了现代化基本路线的技术性分歧的话语之中。

　　李世默的叙述就是这种去政治化的政治背景下的产物。在他的叙述里，传统阶级政治所讲的五阶段论和共产主义是一种教条主义的“元叙述”，这就消解了传统共产党所要追求的根本政治价值。共产党不再是一个代表某一个社会集团实现其解放和理想的政党，而变成一个站在抽象全民的立场上能够更好地实现国家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政党。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本身的政治价值(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消灭资产阶级，实现工人阶级的当家做主等)被消解了，留下的是其作为国家或者“政治体制”的职能。所以，李对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叙述，不再诉诸传统的代表性政治，而是从“治理能力”出发——“曾有人问我：‘中共不经选举执政，其合法性从何而来?’我的回答是：“舍我其谁的执政能力。”“中国共产党是世界第一流的政治改革专家。”

　　既然中国与西方同样处于这样一种代表性断裂的“国—党”体制中，面对的都是无可选择的政党和无可选择的国家，那么对中共的指责也就自然消解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治理能力就超越了“民主”而成为叙述的主体，衡量两种体制优劣的标准就变成了哪种国家体制有更好的执政能力。在西方所谓民主国家普遍陷入无法实现有效治理的困境的时候，只有中国能够一枝独秀，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就在这种语境中体现了出来。对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探讨，就变成了对国家治理方式和手段的分析，这是李世默在清华演讲中所讲到的主要内容。

　　如果肯定“去政治化”这个前提，那么李世默的叙述就没有问题。可是问题恰恰在于这一前提上。去政治化的本质其实是重新的强化政治性，通过将新的、政治性的安排置于“去政治化的”表象之中，新的社会不平等就被“自然化”了。代表性断裂的背后是遮蔽代表性，利益集团绑架国家实现自己特殊利益的行为就在去政治化的语境中被消解和掩盖了了，一切社会问题都变成了治理的技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如果说在改革过程中某些社会阶层付出了代价和牺牲。那么这会被叙述为为了实现现代化所必须品尝的“阵痛”，而不是一些社会集团对另外一些社会集团的剥夺。可选择的政治问题(可以通过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博弈实现调整)变成了别无选择的技术问题，从而消解了潜在的不满和反抗。这种去政治化的叙述的本质是要遮蔽和加剧现实存在的不平等，为阶级地位和社会特权辩护。联想到李世默的身份和地位，我们就很容易明白这一点。

　　三十年来中国已经从一个阶级趋于消失的社会转化为一个“重新阶级化”的社会，形成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工人群体。但是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中，国家和资本的霸权压制阶级话语，以隐藏阶级地位和社会特权，为新自由主义保驾护航。当新生的工人群体当其作为一种阶级力量要诞生的时刻，却遇到重重障碍，“新兴的中国工人阶级，在出生的那一刻便像一个到处飘荡的幽灵，没有声音、没有身份、没有栖身之所。”(潘毅、陈静慈《阶级话语的消逝》)，富士康的二十六连跳是这一群体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中的绝望呼喊。要重建社会平等和公正，就首先要打破这种“去政治化”和“自然化”的话语霸权，重建工人阶级的政治主体性。

　　附文：李世默：从全球政治学视野看中共与改革

　　大家下午好，很开心来清华和同学们交流。我不是老师，我是生意人，但赚钱以外，我的业余爱好是研究中国共产党。首先，我要声明我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小时候试过，但可能因为生活作风有问题，被拒绝了(笑)。后来入党未成，一不小心当上了资本家。我平时是周一到周五做资本家，周六周日研究中国共产党。今天我跟大家分享我这些年研究中共的一点——不能说是学问——只是一些心得，希望大家能够对我的心得提出意见和批判。

　　我要讲的题目是《从全球政治学视野看中国共产党与改革》。政治学，英语叫political science，就是政治科学，但政治学是一门软科学，就是用科学的方式来研究社会，研究政治，研究软的东西。

　　那么科学的方式是什么呢?一般的科学方式是：第一步是要设立一个假定，拿这个假定到实验室里去验证，有的假定被验证出是对的，有的假定被验证出是错的。验证了对的假定可能成为理论。过一段时间又有人有新的假定，新的假定被验证以后就推翻以前的理论，成为新的理论。科学就是这样发展的。我今天讲的所有内容都只是假定。

　　今天的假定是：全世界都需要改革。

　　21世纪是一个在改革中竞争的时代。能成功改革的国家将是赢家，改革失败的国家将是输家。

　　在这场改革竞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将在全球大国中脱颖而出。

　　所以，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治理危机，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都在说“我们需要改革，不改革不行了”。可是几乎在所有国家，改革都陷入了巨大的困境，举步维艰，四面楚歌，为什么?

　　我想借用五位世界一流的政治学学者的眼光来讲这个题目。

　　李世默做客清华大学时事大讲堂

　　塞缪尔·亨廷顿：政治衰败

　　第一位叫塞缪尔·亨廷顿，大家都知道他写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但在政治学里我觉得他最好的著作是《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亨廷顿发明了一个概念叫“政治衰败”(political decay)，这是近代政治学里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里研究了二战以后新独立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大环境在发生巨大的变迁，可是他们的政治制度不能相应地改变，去适应新的环境。这种情况下，就发生了政治衰败。他还说在体制很稳定、很成功的情况下也会发生政治衰败。意思就是说，现有政治体制发生了所谓的固化，固化到一定程度，环境发生了变化，社会发生了变化，世界变了，可是政治体制没有办法去推动质的变化来适应外部环境和社会内在的变化，那么这个政治体制就发生了政治衰败。

　　曼瑟尔·奥尔森：分利联盟

　　第二位叫曼瑟尔·奥尔森，他的代表作是《国家兴衰探源》。他创造的概念叫“分利联盟”(distributive coalition)。

　　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里研究民主体制，他说民主体制里边必然出现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通过多年不断积累权力，形成分利联盟。意思就是利益集团权力强大到一定程度，他们可以寻租，他们可以俘获甚至操控政治体制，使政治体制为分利联盟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整体利益服务，甚至以损害整体利益为代价来维护分利联盟的利益。奥尔森说在民主体制里，分利联盟俘获政治体制这个问题是一个无解的困境。只有两种东西可以打破这个困境，一个是革命，一个是外部的冲击。如战争。这是非常悲观的一个角度，无解。

　　弗朗西斯·福山：否决制

　　第三位叫弗朗西斯·福山，最近两本书叫《政治秩序的起源》与《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福山把前两个人所创造的概念——“政治衰败”和“分利联盟”——组合起来讨论政治衰败。

　　第一，他说政治衰败在任何政治体制内部都可能发生，无论是威权体制还是民主体制。福山说，现代治理需要三大要素：一是强政府，二是法治，三是民主问责。

　　福山说美国现在正处于政治衰败中，原因之一是当代美国是强法治、强民主、弱政府。而这个局面使得美国无法推进急需的改革。

　　福山还提到两种问责制，一种叫自下而上的问责制，一种叫自上而下的问责制，两种制度各有优劣。

　　自下而上的问责制即通常说的民主制度，你不好老百姓把你选下去。它的优势在于有一个自动回应机制，你做的不好老百姓可以选另外一位。它的劣势在于分利联盟，福山又创造了一个新词叫“否决制”——“Vetocracy”，就是分利联盟把持政治体制，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损害集体的利益。“Vetocracy”其实就是中国人说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自上而下的问责制，也许中国是自上而下的问责制，私人企业也是自上而下的问责制，它有强大的执行力，这来自于政治独立性，就是福山说的“political autonomy”。它的困境和弊端，第一是信息的困境，底下的人不把正确的信息给老板，老板摸不清楚下面到底怎么回事，导致决策错误。第二是福山说的所谓的“坏皇帝”的风险，老板出问题了怎么办?

　　福山说改革在美国正在失败，美国没有办法改革。为什么?他举了一些原因。

　　第一，民主和透明成了美国改革的绊脚石。美国太多的公众参与，太多的透明，也就是说太多的民主，使这个国家的改革寸步难行。

　　第二，公民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利于美国的改革。公民社会孵化了利益集团的形成，利益集团积累权力形成分利联盟，分利联盟导致否决制。在这样的公民社会里，只要有一个分利联盟不喜欢一件事，它就能把这件事给黄了。要所有人都觉得没问题才能做，结果是什么事都做不成，改革更做不成。

　　第三，是法治。美国的法治出现了治理的司法化。就是说所有的政治、所有治理都要通过立法。立法的过程遭到分利联盟的俘获，即便立了法，分利联盟再通过司法程序百般阻挠它的执行。

　　最后，是自由。福山说自由和特权是一步之遥，一不小心自由就变成了特权。美国最高法院今年判决说政治献金没有上限，这是宪法说的言论自由。就是说我自己合法赚来的钱，为什么不能在电视上买广告，说某某政客好，说哪些政策好，哪些政策不好?给政治献金设上限是违反言论自由的。而维护言论自由的后果是什么呢?当然是越有钱越牛，所以自由与特权是一步之遥。

　　王绍光：中国式共识型决策

　　第四位政治学学者，是王绍光，他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他研究国家能力和国家建设。他近期的著作叫《中国式共识型决策》。王老师用中国在2009年启动的医保改革为案例，仔细阐述了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如何超越利益集团，成功推动改革。

　　中国治理模式的三大要素

　　我认为中国的治理模式有三大核心要素。

　　一是贤能治理。这是理想状态，贤能治理也会出问题。中国选贤任能的模式，就是中国的官员来自于草根，最有能耐的人通过这个体系一步步往上爬，最终进入中国的最高治理阶层。

　　二是实验治理。中国几十年来推行很多政策，都是从小地方先试起来。失败了就算了。成功了就让各个地方学，再成功了就全国推广。失败的成本较低。这样的实验治理只能在中央集权的国家才能实现，在美国不可能，你在旧金山实验一个东西成了，然后华盛顿让麻省也试，做不到的。

　　三是回应治理。有没有能力回应人民的需求，回应制度到底健康不健康。据我了解，中共其实有非常复杂和有效及时的反应机制。

　　三中全会是政治改革的又一个里程碑

　　清华大学时事大讲堂开讲现场(图片来自 清华大学 张舜栋 李佳林)

　　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的成就，也面临巨大挑战。

　　经济挑战非常严峻，中国经济模式走到现在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这个模式要改。环境变了，经济结构变了，所以要改变这个经济结构，可是在改变过程中增长率就会下降，又会引发其他问题。这个平衡怎么掌握，很难。

　　腐败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环境也是巨大的挑战。这么大规模，这么快速工业化，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造成的环境问题是巨大的。

　　三中全会好像有600多条改革的政策，国企改革、土地改革、法律改革、经济改革。三中全会开完后，很多学者、媒体都说中国开始实施大胆的经济改革，可是政治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开倒车。我觉得这是一个误读。

　　我觉得三中全会启动了中国几十年来最大胆的政治改革。很多人把政治改革的定义定死了，认为只有往某种方向去改变的政策才叫政治改革，朝其他方向作的改变，再巨大也不叫政治改革。但如果把政治改革作为一个中性词，就是对政治体制动刀，对政治体制做质的改变，我想三中全会是一个里程碑。

　　为什么是里程碑?我认为有三方面。

　　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权力分配发生了巨大变化。三中全会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预算，以前中国的国家税收只有一半在中央政府手里，这次把它变成了全国的预算，这是巨大的权力再分配。

　　二是党纪和国法的权力分配发生了巨大变化。三中全会对中纪委进行了重组，把地方纪委的决策权力从地方党委那里抽出来。这又是一个巨大的权力再分配。

　　三是党和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1949年建国时引进的苏联模式“三驾马车”——人大对应最高苏维埃、党中央对应苏共党中央、国务院对应苏联的部长联席会。三中全会——我认为——把三驾马车的格局打破了。国家成立了很多领导小组和委员会，都是党中央在领导。比如，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国内国外的安全;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经济改革政策。这是一个惊人的权力再分配，是一个巨大的政治改革。中国共产党走到了中国国家治理的前台中央。

　　所以，我觉得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历程中一个巨大的里程碑，很多人把新中国的60多年分成两个30年，我觉得三中全会启动了第三个30年。第三个30年最重要的两个方向：一是政治治理的完善，一是全方位民族复兴。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动力

　　近些年来，政治学里流行的说法是，选举民主制国家最善于自我纠正，也就是改革，因为能够通过选举更换执政党。但是现实却恰恰相反。民主国家普遍陷入治理危机和改革困境。而中国呢?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65年历史，在中共的一党领导下，中国经历的政治、经济变革，幅度和深度是近代史上罕见的，远远超出几乎所有其他国家，包括所有民主选举制的国家。为什么?我认为这是中国政治体制的独特性质的结果。在中国，核心是中国共产党，中共本身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国是世界上大国中唯一的一个拥有这么一个独立于社会又同时来自于社会的政治力量，正如福山所说的，political autonomy。中共来自于中国社会的草根，又高于中国社会的所有利益集团，这个机制就是中国改革的原动力。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每种政治制度都有它衰败的一面

　　回到最开始我说要跟大家分享五位政治学家，前面讲了四位，都是我们同时代的人。

　　第五位是一位古人，这位古人是政治学的泰斗，没有他就没有政治学，他叫尼可罗·马基雅维利，是500年前佛洛伦萨共和国的外交长官。美第奇家族复辟以后，把他打入监狱，施以酷刑，然后将他流放到乡村。在写给友人弗兰西斯科·维托里的信中，马基雅维利讲述了自己的流放生活。在漫长而平静的日子里，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马基雅维利总会换上宫廷的华服，进入自己的书房。在那里，他废寝忘食地阅读先哲遗篇，与古贤心照神交。只有在那样的漫漫长夜里，他才感觉不到饥饿干渴，也不再惧怕死亡。在那里，他写下了流传百世的代表作《论李维》，这本书是所有政治学的基石。

　　他在这本书里，把全世界所有政治制度归纳成三种：一是君主制;一是贵族制，他说的贵族制是希腊语的贵族，就是我们讲的选贤任能或贤能制，不是后来欧洲出现的世袭制的贵族;三是民主制。

　　他说每一种政治制度都能够表现得非常好，可是每一种政治制度都有它衰败的一面。君主制会衰败成暴政，贵族制会衰败成寡头制，民主制会衰败成放荡制。

　　我想留给大家的一个想法，就是也许世界上没有永远的东西。我们研究政治学，研究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最值得研究的就是这个政治体制在它的生命周期里，是在哪个点上。如果在少年期那是一种预测，如果在中年期和老年期就是另一种预测。在现实中，也许没有一个政治体制是永恒的。每一个政治体制，不管是君主制也好，贵族制也好，民主制也好——中国现在实行的也许是贤能制，美国是民主制——所有这些政治体制最终都可能走向衰败，就像人的身体一样。政治学的基础就是，把政治体制、社会当人的身体一样研究。把政治体制比作人的身体，就像人小时候经常生病，每年都感冒，病历卡很厚，但是一到发育的时候什么病都没有了，到七八十岁病又回来了，也就临近死亡了。

　　我经常把当代中国比作美国100多年前，100多年前的美国也在发生巨大的变革，快速地工业化，那个时候的美国，它的腐败、它的暴力远远超过今天的中国，但那个时候的美国，它的政治体制在它的少年期，那些再严重的问题也没能阻挡它成为超级大国。中国的政治体制也有很多问题。每个人身体里边都有癌细胞，就看它什么时候出来。每个政治体制的基因里边也有癌细胞。我的假定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在少年期。美国政治体制，以及整个西方的政治体制，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它们肯定不处在少年期。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体制，在它们的生命周期里边是中年期还是晚年期?如果美国的政治体制是一个50岁的人，它还有一次机会可以重新复兴。如果是80岁呢，就像福山讲的那样，政治衰败就是眼前的宿命。

　　中国的政治体制处在少年期，它具有巨大的活力——也就是改革的能力，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