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既然“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的用途如此之大，因此文人“公知”必闹“普世价值”，闹闹“普世价值”者必文人“公知”……

所谓“言论自由”、“自由竞选”、“一人一票”等等全是比“解释世界”，等于专为文人“公知”量体定造——把“改变世界”的人全踢出局，只有会卖嘴的留得住。

政府是用来干什么的?是用来“解释世界”的，还是用来“改变世界”的?是用来说空话的，还是用来干实事的?如果是用来说空话的，那何必有政府?如果是用来干实事的，那在“普世价值”的体系中却只能从只会说空话的人里选干实事的，不折不扣南辕北辙，缘木求鱼。这就决定“公知民主”只能是为了卖嘴用的，不是为了干事用的。它核心的一条就是干不成事——只有“什么事情都不干”才能“什么错误都不犯”，才能在这样的体制中有机会胜出。这样的机制只能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臃肿迟钝、颟顸无能的机制。

“什么事情都不干才能什么错误都不犯”的游戏规则决定“自由竞选”只能走向“逆向竞争”——靠造谣诽谤打击别人来抬高自己。既然“什么事情都不干”，那就不可能靠“改变世界”的成就取胜。要竞选胜过别人就只能挑别人的毛病——根据相对论，贬低了别人，就等效于抬高了自己。美国畅销书《出类拔萃之辈》承认，如此竞选“结果是不去寻找最有才能、最有智慧的人物，而是去寻找污点最少、受到的反对最少的人物。”“对他们的选择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才能和智慧，而在一定程度上是庸庸碌碌”“这个社会所谓最优秀的、最卓越的人，往往就是那些最不诚实、最会欺骗人的人。”

已经取得绝对支配地位的西方国家垄断财团的利益不需要国家分裂，因此媒体舆论的“言论自由”有底线——不得导致国家瓦解分裂。这就使其“逆向竞争”受控制。其他国家地区的“言论自由”无此底线，“逆向竞争”无任何制约，结果就是恶性发展，不择手段挑拨离间煽动敌对——前南斯拉夫1990年7月通过《政治结社法》，正式实行多党制。结果：一个人口只比上海多一些的南斯拉夫一下子出现了2百多个政党，而赢得最多选票的都是高举民粹主义大旗的政党，他们的口号就是‘斯洛文尼亚属于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属于克罗地亚人’、‘科索沃属于科索沃人’，口号越激烈、越极端，越能赢得选票。1991年，从斯洛文尼亚开始，一个接一个的共和国宣布独立，脱离联邦，南斯拉夫‘内战’随即全面爆发。

为什么“口号越激烈、越极端，越能赢得选票”?“逆向竞争”——没有成就和魅力把选票吸引到自己这儿来，就只有靠恐惧和仇恨把选票从别人那里驱赶走。这种招术你会干别人也会干，人人争先恐后变本加厉，结果必然是制造仇恨和对立。

历史上凡野心家阴谋家无不靠煽动盲目仇恨的“逆向竞争”来赢得“民主选举”——希特勒靠煽动对共产党和犹太人的盲目仇恨上台;美国政客靠煽动对中国人的盲目仇恨、制造“排华法案”争取选票，麦卡锡靠煽动对共产党的盲目仇恨和恐惧红极一时;陈水扁靠煽动对“外省人”的盲目仇恨执政;前南斯拉夫的2百多个政党靠煽动盲目民族仇恨生存……

前南斯拉夫如此，中国如果按“普世公知”的“民主竞选”也必然如此——毛泽东说，“差异就是矛盾”。正常情况下族群、宗教、习俗、文化、籍贯等等差异性矛盾并非对抗性矛盾，但一旦蓄意煽风点火无限扩大，任何差异性矛盾都会迅速激化对抗。“逆向淘汰”的“自由选举”一旦没有底线，就必然走向利用上述差异激化矛盾，煽动盲目仇恨——既然中国的文人“公知”的利益需要分裂瓦解中国，那他们自然不会放过任何机会煽动盲目仇恨制造分裂：煽动对毛泽东的仇恨、煽动对共产党的仇恨、煽动对文革的仇恨、煽动对中国革命的仇恨、煽动对老百姓的仇恨——“上海人如何如何”、“河南人如何如何”、“广东人如何如何”、“新疆人如何如何”、“西藏人如何如何”、“东北人如何如何”、“北方人如何如何”、“南方人如何如何”……还没搞“多党制”，种种仇恨煽动就已经泛滥成灾了，一旦搞“民主竞选”岂能不变本加厉肆无忌惮?岂能不使中国四分五裂?如今“分裂中国有理”的论调不是已经肆无忌惮了吗——“这个世界上弹丸之国多的是。老百姓活得好象都不比你这个有战略纵深的大国国民差。大一统腐败落伍，分裂很好，欧洲那么多小国家，德国法国都试图统一欧洲，结果呢?”“真分裂有什么不好?大一统有什么好处?其实，中国人，最适合的就是小国寡民的形态!!”“大一统使得国家内部失去前进变革的动力，趋于腐朽，而分裂使得各分裂政权都面临竞争的压力，需要不断革新以自存。”“南宋偏安一坳，结果，经济反而得到巨大发展，创造了历史上的最好记录，文化也得到繁荣，人权状况也是历史上的较好时期”……

既然“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的用途如此之大，因此文人“公知”必闹“普世价值”，闹闹“普世价值”者必文人“公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