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官二代公知”的“常识”与历史事实

黎阳 原载：华岳论坛

　　人大张鸣说：“的确，民国没什么了不起，国家穷，政府乱，还受外国人的欺负。但是，民国有自由，知识人，尤其是姜文这样的电影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搞创作，电影拍出来，只要不是诲淫诲盗，不用担心审查通不过”。(2014.12.16. http://t.qq.com/p/t/462332069039639)

　　“民国的北洋时期，在文化文艺方面，基本上不存在任何政府审查。国民党时期有一些限制，但大学里可以教马列主义，出版社可以出毛的著作，对报刊和电影的审查，只是局部性的。左翼文学和左翼电影，非常张扬。如果连这个常识都不承认，我没话说，喷吧!”(2014.12.17.http://t.qq.com/p/t/458720110159625)

黎阳：姜文这番话，为何让公知张鸣勃然大怒？

　　民国有自由吗?也有也没有，有人有有人没有，要看是谁——“精英”有，百姓没有;“上等人”有，“下等人”没有;阔人有，穷人没有;军阀土匪、达官贵人、文人“公知”有，小民百姓没有;极少数人有，绝大多数人没有;一切取决于阶级地位。至于张鸣所谓的“电影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搞创作、不用担心审查通不过”、“基本上不存在任何政府审查”、“大学里可以教马列主义，出版社可以出毛的著作，对报刊和电影的审查，只是局部性的。左翼文学和左翼电影，非常张扬”之类则纯属捏造，公然撒谎——随便翻翻鲁迅全集和手头的一些资料，查出的历史事实就足以让人们看清民国有何种“自由”：

　　1.言论出版“自由”：

　　——1927年国民党当局成立“电影审阅委员会”;

　　——1930年国民党当局颁布《电影检查法》;

　　——1931年2月7日，国民党政府于上海龙华秘密枪杀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和白莽(殷夫)等五名左翼青年作家。鲁迅为此著文《为了忘却的记念》：

　　“两年前的此时，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们的五个青年作家同时遇害的时候。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只在《文艺新闻》上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要写下去，在中国的现在，还是没有写处的。”“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

　　——1932年6月30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上海各影片公司发出了禁拍抗日影片的“通令”，“通令”宣称：“以后关于战争及含有革命性之影片，均在禁摄之列。

　　——1934年2月19日，国民党当局一次就下令禁书149种和9名外国作家作品(详细名录见附录一)

　　——1934年5月，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设立“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又名“书籍杂志检查处”)。

　　——1935年《新生》报的《闲话皇帝》引来日本抗议，国民党当局吓破了胆，立即雷厉风行严加惩处：该报禁售，该社封门，编辑杜重远判处徒刑不准上诉，七位审查官革职，派人到各书店里大搜涉及日本的旧书，墙壁上贴满了“敦睦邦交”的告示。(见附录二)

　　——“1929一1936年间，458种自由主义的著作被查禁，通常加给它们的罪名是：鼓吹阶级斗争，诽谤官方，或者是‘无产阶级文学’……1936年，国民党中央出版署列出了已被查禁的676种社会科学出版物。那十年间，总计约有1800种书籍或杂志被查禁”——[美]易劳逸：《流产的革命》(见附录三)

　　——“淞沪警察厅规定，须将剧本或说明书送警察厅审核，‘如有奸盗邪淫妨碍风俗之影片，应即禁止开演”。同时规定，影院男女宾座位不得紊乱，放映时间以晚12时为限。警员可随时在场监视，凡违背本规则者，依法处罚，或勒令关张’”。

　　——“三年前的新月社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类的境遇。他们引经据典，对于党国有了一点微词，虽然引的大抵是英国经典，但何尝有丝毫不利于党国的恶意，不过说：‘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儿脏，应该洗它一洗’罢了。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来了一嘴的马粪：国报同声致讨，连《新月》杂志也遭殃。但新月社究竟是文人学士的团体，这时就也来了一大堆引据三民主义，辨明心迹的‘离骚经’。现在好了，吐出马粪，换塞甜头，有的顾问，有的教授，有的秘书，有的大学院长，言论自由，《新月》也满是所谓‘为文艺的文艺’了。”(鲁迅：“言论自由的界限”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2.衣食住行的“自由”：

　　——穿衣“自由”：

　　(1).蒋介石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七日手令国民党江西省政府颁布的《取缔妇女奇装异服办法》中规定：“裤长最短须过膝四寸，不得露腿赤足。”(注：“蒋委员长”的“最高指示”!)当时重庆、北平等地也禁止“女子裸膝露肘”。

　　(2).《论语》半月刊第十八期(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古香斋”栏转载：“杨森治下营山县长罗象翥禁穿长衫令”说：“查自本军接防以来，业经军长通令戍区民众，齐着短服在案。……着自四月十六日起，由公安局派队，随带剪刀，于城厢内外梭巡，遇有玩视禁令，仍着长服者，立即执行剪衣，勿稍瞻徇。”(注：比红卫兵的“破四旧”先进了多少年?)

　　(3).据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四日《新生》周刊第一卷第十期载：“杭(州)市发见摩登破坏铁血团，以硝镪水毁人摩登衣服，并发警告服用洋货的摩登士女书”。当时北京、上海等地都出现过这类事。

　　——专业“自由”：一九三三年五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命令各大学限制招收文法科学生，令文中说：“吾国数千年来尚文积习，相沿既深，求学者因以是为趋向，而文法等科又设备较简，办学者亦往往避难就易，遂致侧重人文，忽视生产，形成人才过剩与缺乏之矛盾现象。”(据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二日《申报》)

　　——使用文具的“自由”：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大晚报》载路透社广州电：广东、广西省当局为“挽回利权”，禁止学生使用自来水笔、铅笔等进口文具，改用毛笔。

　　——男女交往“自由”：一九三四年七月，国民党广东舰队司令张之英等向广东省政府提议禁止男女同场游泳，曾由广州市公安局通令实施。同时又有自称“蚁民”的黄维新，拟具了分别男女界限的五项办法，呈请国民党广东政治研究会采用：(一)禁止男女同车;(二)禁止酒楼茶肆男女同食;(三)禁止旅客男女同住;(四)禁止军民人等男女同行;(五)禁止男女同演影片，并分男女游乐场所。

　　——科学“自由”、不迷信“自由”：一九三四年夏天，南方大旱，南通农民筑泥龙烧香祈雨、苏州举行小白龙出游等报道。作法求雨，国民党政府在当年七月请第九世班禅喇嘛、安钦活沸等在南京、汤山等处祈祷求雨。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九日《大晚报•社会一周间》载：“(浙江)余姚各乡，近因大旱，该区陡镇农民五百余，吾客乡农民千余，联合举办迎神赛会祈雨。路经各处，均不准乡民戴帽，否则即用刀枪猛砍!”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上海一些“慈善家”及僧人发起“全国各省市亢旱成灾区祈雨消灾大会”，由“第六十三代天师张瑞龄”作法求雨。一九三四年七月上海一些团体联合呈请市政府及江浙两省府下令“断屠一周”。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六日《申报》载：“余姚陡小学校长兼党部常委徐一清，因劝阻农民迎神祈雨，激动众怒。十二日晚五时，被千余农民殴毙，投入河中;嗣又打捞上岸，咬断喉管。”

　　3.游行示威请愿爱国的“自由”：

　　——1926年3月18日，北洋军阀政府在北京向游行学生开枪，死伤数百人。鲁迅为此写了《纪念刘和珍君》：“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1931年12月，国民党当局大肆镇压情愿收复东北的学生，死伤多人。鲁迅为此著文“友邦惊诧”论：

　　只要略有知觉的人就都知道：这回学生的请愿，是因为日本占据了辽吉，南京政府束手无策，单会去哀求国联，而国联却正和日本是一伙。读书呀，读书呀，不错，学生是应该读书的，但一面也要大人老爷们不至于葬送土地，这才能够安心读书。报上不是说过，东北大学逃散，冯庸大学逃散，日本兵看见学生模样的就枪毙吗?放下书包来请愿，真是已经可怜之至。不道国民党政府却在十二月十八日通电各地军政当局文里，又加上他们“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中委，拦劫汽车，横击路人及公务人员，私逮刑讯，社会秩序，悉被破坏”的罪名，而且指出结果，说是“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

　　——1933年9月贵阳国民党当局用汽车冲轧纪念九一八事件的学生，造成小学生多人死亡。事后他们严密检查邮电，消息在惨案发生后二十余日才由重庆传出。鲁迅为此著文“冲”(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十三日的新闻上载着贵阳通信说，九一八纪念，各校学生集合游行，教育厅长谭星阁临事张皇，乃派兵分据街口，另以汽车多辆，向行列冲去，于是发生惨剧，死学生二人，伤四十余，其中以正谊小学学生为最多，年仅十龄上下耳。

　　“冲”是最爽利的战法，一队汽车，横冲直撞，使敌人死伤在车轮下，多么简截;“冲”也是最威武的行为，机关一扳，风驰电掣，使对手想回避也来不及，多么英雄。各国的兵警，喜欢用水龙冲，俄皇曾用哥萨克马队冲，都是快举。各地租界上我们有时会看见外国兵的坦克车在出巡，这就是倘不恭顺，便要来冲的家伙。

　　汽车虽然并非冲锋的利器，但幸而敌人却是小学生，一匹疲驴，真上战场是万万不行的，不过在嫩草地上飞跑，骑士坐在上面暗呜叱咤，却还很能胜任愉快，虽然有些人见了，难免觉得滑稽。

　　十龄上下的孩子会造反，本来也难免觉得滑稽的。但我们中国是常出神童的地方，一岁能画，两岁能诗，七龄童做戏，十龄童从军，十几龄童做委员，原是常有的事实;连七八岁的女孩也会被凌辱，从别人看来，是等于“年方花信”的了。

　　况且“冲”的时候，倘使对面是能够有些抵抗的人，那就汽车会弄得不爽利，冲者也就不英雄，所以敌人总须选得嫩弱。流氓欺乡下老，洋人打中国人，教育厅长冲小学生，都是善于克敌的豪杰。

　　“身当其冲”，先前好像不过一句空话，现在却应验了，这应验不但在成人，而且到了小孩子。“婴儿杀戮”算是一种罪恶，已经是过去的事，将乳儿抛上空中去，接以枪尖，不过看作一种玩把戏的日子，恐怕也就不远了罢。

　　4.逃命的“自由”：

　　——摘自鲁迅：“逃的辩护”(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

　　我们还记得，自前年冬天以来，学生是怎么闹的，有的要南来，有的要北上，南来北上，都不给开车。待到到得首都，顿首请愿，却不料“为反动派所利用”，许多头都恰巧“碰”在刺刀和枪柄上，有的竟“自行失足落水”而死了。验尸之后，报告书上说道，“身上五色”。我实在不懂。

　　还要开除，还要告诉家长，还要劝进研究室。一年以来，好了，总算安静了。但不料榆关失了守，上海还远，北平却不行了，因为连研究室也有了危险。住在上海的人们想必记得的，去年二月的暨南大学，劳动大学，同济大学……，研究室里还坐得住么?北平的大学生是知道的，并且有记性，这回不再用头来“碰”刺刀和枪柄了，也不再想“自行失足落水”，弄得“身上五色”了，却发明了一种新方法，是：大家走散，各自回家。这正是这几年来的教育显了成效。然而又有人来骂了。童子军还在烈士们的挽联上，说他们“遗臭万年”。

　　5.人权人身“自由”

　　——“我同一位在耶鲁大学受过教育的经济学教授马寅初谈过话。抗战以前，这个独裁者曾把马教授请到他的官邸，请其私下指教经济问题，就象他请传教士教他神学或者请普鲁士人教他步兵战术那样。马寅初认为，他同蒋介石关系密切。但是抗战期间，当他在大学讲课时，他开始指责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这时蒋再次请马寅初吃饭，讨论经济问题。饭后，在马寅初乘坐这位独裁者的轿车回家时，坐在前排座位的两个带枪的人对他说，他已经被捕了。为此，他有两年时间未能与家人相聚。”(《探索历史》摘录，[美]白修德，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版，127-128页)

　　——“由于失算、忽视和冷漠，估计有二三百万的农民被活活饿死。”“白修德的愤怒无以言表。在由郑州返回重庆途径的第一个电报局，洛阳电报局，白修德义愤难平，向《时代》周刊本部匆促发稿。按照惯例，国民党中宣部要例行检查。凑巧的是，这份电报竟躲过国民党严密的新闻检查，顺利发到纽约。”“1943年3月，白氏的报道出现在《时代》周刊上，欧美舆论顿时大哗。时值宋美龄在美国各地进行奢侈的筹资旅行，看到白修德的报道，她十分恼火，要求《时代》周刊的发行人亨利·卢斯解职白修德。”“于是一些人头开始落地。第一颗人头不是别人，正是洛阳电报局的发报员，因为是他‘泄露机密’!”(《新闻与幻想——白修德传》摘录，乔伊斯·霍夫曼著，胡友珍、马碧英译，2001年1月新华出版社出版)(注：电报局的发报员正常发电报居然送了命——如此“言论自由”!)

　　——“当《语丝》登载攻击复旦大学的来函时，我正是编辑，开罪不少。为了自由大同盟而呈请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也是浙江省党部发起的，但至今还没有呈请发掘祖坟，总算党恩高厚。”(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的白色恐怖(见附录四)。

　　——抗战期间一个小女孩失手打碎了一个暖水瓶就给全家带来了灭顶之灾(见附录五)。

　　——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6.出版“自由”

　　——哪个出版商敢不识抬举沾上“红”和“左”的边，那个出版商就得准备挨砸，更甭说象张鸣说的“大学里可以教马列主义，出版社可以出毛的著作”了。鲁迅的文章“《准风月谈》后记”和“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中有专门记叙。(见附录六)

　　上述事实虽然不过是沧海一粟，却足以证明人民大学的“公知”张鸣所谓的“民国有自由”、知识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搞创作”、“不用担心审查通不过”、“大学里可以教马列主义，出版社可以出毛的著作，对报刊和电影的审查，只是局部性的。左翼文学和左翼电影，非常张扬。”之类斩钉截铁全是凭空捏造。

　　张鸣号称学历史的，但在历史问题专门撒谎，尤其爱在民国问题上撒谎。在张鸣口中笔下，民国简直好得不得了：

　　“过去说北洋军阀，多少带有污名化的意味”、“北洋军人，曾经是中国的精英”、“做了很多的事情”、“都有很多贡献，很多建设”、“大多数军阀都还可以，至少对当地老百姓，他们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糟”、“吴佩孚就比较好，不花钱，阎锡山也是，他把山西当成国家来建，自己却不怎么用钱，把山西建得很棒”、“段祺瑞就很好，不抽大烟，也不赌博、贪污，他也不需要钱，甚至不买房子、不置地、不搞产业”、“孙传芳，待人接物，极其绅士，他治下的江南父老，对他个个称道”、“满口五常八德的吴佩孚，偏偏要声援五四学生。执意复辟清朝的张勋，对他的家乡人，好得不得了。满嘴粗话的张作霖，进了他拿钱办的学堂见先生，却一个劲儿地鞠躬作揖。用水龙头给部下洗礼的冯玉祥，掌兵十万，自己却总是穿着士兵的粗布衣裳。连帮会中人，也有杜月笙和范哈儿这样的可人，令学商各界翘楚，称道不已。国学大师章太炎总统和主席都不放在眼里，偏偏要给杜月笙的家谱作序”、“在国民党政府控制下的黄色工会，不再替工人说话或者组织罢工时，杜月笙和他的门徒就承担了这个惹事的买卖”、“为了支持这些罢工，杜月笙甚至不惜冒跟政府当局搞翻的危险”、“黑社会也自然会以下层社会的执法者面目出现，在很多场合充当裁判”、“北洋政府的那些军阀们，虽然外表看起来颇为粗野鲁莽，彼此之间总是打来杀去的，但对知识分子倒是十分的客气。哪怕在财政上捉襟见肘，也从来不曾亏欠这些专家学者们的薪水”、“现在民国很让我们怀念的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他们都对政府保有很强的批判精神”、“那时候知识分子的力量大，《大公报》一篇社论就是能左右国内舆论”、“一个社会发育完善的国家，即使没有政府，也能运转良好”、“民国是个乱世，但这个乱世有自由。因此，教育和文化都很有起色”、“民国的自由，源于文化上的开放和解放”、“读书人精神和肉体，无比舒泰，创造力陡然增加”、“民国的文化艺术和教育领域，人才辈出。后来称之为大师的人物，个顶个都是民国的产物。”“这样的自由，不仅让文化人得意，其他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活泛起来。军阀、流氓、土匪、商人、掮客、买办，无论人坏人好，都很有性格，随便拎出一个来，就都有故事，个性鲜明。一句话，活得人模人样的”、“这就是民国，一个说不完、也说不清的时代，一个有故事，有个性的时代”

　　为什么张鸣对民国如此一往情深?简单得很：他爹是民国的“国军”军官，如果不是共产党，他这个“民国”的“官二代”早就飞黄腾达了——“张鸣的父亲是国民党新六军少校军需官，辽沈战役时被俘”(“南风窗网”2014-01-07);“我父亲当年也是在东北，也是国民党军官，但是我父亲没有逃掉，王鼎钧先生逃了”，“否则他就真是天地九天之上、九天之下两重天，就跟我父亲的命运差不多的样子”(张鸣在 “一代中国人的眼睛——《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读书会”上发言)——看见了吧?张鸣心目中自己本来应是“九天之上”的人上人，全因为毛泽东、共产党才从“九天之上”一跟头栽到了“九天之下”。这才是不折不扣的阶级仇、家族恨，势不两立，水火不相容，绝对不共戴天。

　　难怪张鸣一提毛泽东就咬牙切齿恨恨骂不绝口：“中国人不脱毛，不管怎么装文明，都是猴子”、“只要当局还在把毛的幽灵当圣物，这个国家没法有共识”、“母亲节，去毛，别再让中国的母亲哭泣”，难怪张鸣这个学历史的最容不得历史事实，一碰到共产党历史就要咬牙切齿——“列强跟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1943年就都废除了。但49年后，毛跟苏联签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却是一个新的不平等条约。把蒙古不经公民投票就让其独立，承认苏联控制中东铁路，租借大连，承认苏联在新疆的特殊地位。这样的条约，难道说不是不平等条约吗?”(2013.2.5.)——“把蒙古不经公民投票就让其独立，承认苏联控制中东铁路，租借大连，承认苏联在新疆的特殊地位”分明是“蒋委员长”1945年干的，张鸣这个“历史教授”岂能不知?明知还要如此凭空捏造，显然不是无知，而是“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仇恨比偏见更加疯狂盲目”。

　　毛泽东说“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果然一点不假。难怪张鸣一提共产党就来火，一提毛泽东就咬牙，一提“人民群众”就一肚子不自在。他眼睛里的民国只有“文化人得意”、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军阀、流氓、土匪、商人、掮客、买办都“活得人模人样的”，所以当然好得不得了。这就是“公知”的“常识”与历史事实的区别。

　　不知坚持让张鸣这样如此仇恨共产党、如此热爱国民党的“民国”的国民党“官二代”专门向青年人灌输反共仇恨、怀念民国“自由”的人，是不是也跟国民党的“民国”有什么瓜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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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一：禁书清单

　　附录二：《闲话皇帝》事件

　　附录三：《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摘要

　　附录四：陶承回顾白色恐怖

　　附录五：从一小女孩摔破水瓶看蒋介石为何失天下

　　附录六：打砸抢出版商

　　附录一：禁书清单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三月十四日的《大美晚报》上，曾经登有一则这样的新闻——中央党部禁止新文艺作品

　　“沪市党部于上月十九日奉中央党部电令、派员挨户至各新书店、查禁书籍至百四十九种之多”“各书店于复审期内、须将被禁各书、一律自动封存、不再发卖、兹将各书店被禁书目、分录如次、店名书名译著者”

　　1.郭沫若：《神州政治经济学批判》

　　2.钱杏邨：《文艺批评集》

　　3.柔石：《浮士德与城》

　　4.郭沫若：《现代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5.郭沫若：《石炭王》

　　6.郭沫若：《黑猫》

　　7.郭沫若：《创造十年》

　　8.鲁迅：《果树园》

　　9.田汉：《田汉戏曲集(五集)》

　　10.田汉：《檀泰琪儿之死》

　　11.沈端先：《平林泰子集》

　　12.周全平：《残兵》

　　13.蓬子：《没有樱花》

　　14.楼建南：《挣扎》

　　15.丁玲：《夜会》

　　16.胡也频：《诗稿》

　　17.龚冰庐：《炭矿夫》

　　18.蒋光慈：《光慈遗集》

　　19.蒋光慈：《丽莎的哀怨》

　　20.蒋光慈：《野祭》

　　21.高语罕：《语体文作法》

　　22.森堡：《藤森成吉集》

　　23.森堡：《爱与仇》

　　24.周起应：《新俄文学中的男女》

　　25.周起应：《大学生私生活》

　　26.华汉：《唯物史观研究上下》

　　27.华汉：《十姑的悲愁》

　　28.洪灵菲：《归家》

　　29.洪灵菲：《流亡》

　　30.巴金：《萌芽》

　　31.郭沫若：《光华幼年时代》

　　32.郭沫若：《文艺论集》

　　33.郭沫若：《文艺论续集》

　　34.郭沫若：《煤油》

　　35.鲁迅：《高尔基文集》

　　36.潘汉年：《离婚》

　　37.蓬子：《小天使》

　　38.蓬子：《我的童年》

　　39.蓬子：《结婚集》

　　40.蓬子：《妇人之梦》

　　41.楼建南：《病与梦》

　　42.茅盾：《路》

　　43.丁玲：《自杀日记》

　　44.冯雪峰：《我们的一团与他》

　　45.胡也频：《三个不统一的人物》

　　46.蒋光慈：《现代中国作家选集》

　　47.顾凤城：《新文艺辞典》

　　48.顾凤城：《郭沫若论》

　　49.顾凤城：《新兴文学概论》

　　50.顾凤城：《没落的灵魂》

　　51.顾凤城：《文艺创作辞典》

　　52.高语罕：《现代名人书信》

　　53.高语罕：《文章及其作法》

　　54.王独清：《独清文艺论集》

　　55.王独清：《锻炼》

　　56.王独清：《暗云》

　　57.王独清：《我在欧洲的生活》

　　58.郭沫若：《湖风美术考古学发现史》

　　59.钱杏邨：《青年自修文学读本》

　　60.田汉：《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

　　61.蓬子：《饥饿的光芒》

　　62.楼建南：《恶党》

　　63.李辉英：《万宝山》

　　64.森堡：《隐秘的爱》

　　65.华汉：《寒梅》

　　66.华汉：《地泉》

　　67.洪灵菲：《赌徒》

　　68.洪灵菲：《地下室手记》

　　69.郭沫若：《南强屠场》

　　70.钱杏邨：《新文艺描写辞典(正续编)》

　　71.钱杏邨：《怎样研究新兴文学》

　　72.沈端先：《新兴文学论》

　　73.杨骚：《铁流》

　　74.杨骚：《十月》

　　75.鲁迅：《大江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

　　76.鲁迅：《毁灭》

　　77.鲁迅：《艺术论》

　　78.陈望道：《文学及艺术之技术的革命》

　　79.陈望道：《艺术简论》

　　80.陈望道：《社会意识学大纲》

　　81.茅盾：《宿莽》

　　82.茅盾：《野蔷薇》

　　83.丁玲：《韦护》

　　84.冯雪峰：《现代欧洲的艺术》

　　85.冯雪峰：《艺术社会学底任务及问题》

　　86.鲁迅：《水沫文艺与批评》

　　87.鲁迅：《文艺政策》

　　88.蓬子：《银铃》

　　89.冯雪峰：《文学评论》

　　90.冯雪峰：《流冰》

　　91.冯雪峰：《艺术之社会的基础》

　　92.冯雪峰：《艺术与社会生活》

　　93.胡也频：《往何处去》

　　94.周起应：《伟大的恋爱》

　　95.鲁迅：《天马鲁迅自选集》

　　96.楼建南：《苏联短篇小说集》

　　97.茅盾：《茅盾自选集》

　　98.鲁迅：《北新而已集》

　　99.鲁迅：《三闲集》

　　100.鲁迅：《伪自由书》

　　101.潘梓年：《文学概论》

　　102.蓬子：《处女的心》

　　103.柔石：《旧时代之死》

　　104.冯雪峰：《新俄的戏剧与跳舞》

　　105.蒋光慈：《一周间》

　　106.蒋光慈合众：《冲出云围的月亮》

　　107.鲁迅：《二心集》

　　108.钱杏邨：《劳动的音乐》

　　109.蒋光慈：《亚东义冢》

　　110.蒋光慈：《少年飘泊者》

　　111.蒋光慈：《鸭绿江上》

　　112.蒋光慈：《纪念碑》

　　113.高语罕：《百花亭畔》

　　114.高语罕：《白话书信》

　　115.华汉：《两个女性》

　　116.洪灵菲：《转变》

　　117.钱杏邨：《文艺安特列夫评传》

　　118.钱杏邨：《光明青年创作辞典》

　　119.王独清：《暗云》

　　120.钱杏邨：《泰东现代中国文学作家》

　　121.冯雪峰：《枳花集》

　　122.蒋光慈：《俄国文学概论》

　　123.洪灵菲：《前线》

　　124.田汉：《中华咖啡店之一夜》

　　125.田汉：《日本现代剧选》

　　126.丁玲：《一个女人》

　　127.胡也频：《一幕悲剧的写实》

　　128.陈望道：《开明苏俄文学理论》

　　129.茅盾：《春蚕》

　　130.茅盾：《虹》

　　131.茅盾：《蚀》

　　132.茅盾：《三人行》

　　133.茅盾：《子夜》

　　134.丁玲：《在黑暗中》

　　135.胡也频：《鬼与人心》

　　136.陈望道：《民智美术概论》

　　137.余慕陶：《乐华世界文学史》

　　138.顾凤城：《中外文学家辞典》

　　139.王独清：《独清自选集》

　　140.顾凤城：《文艺社会科学问答》

　　141.楼建南：《儿童穷儿苦狗记》

　　142.楼建南：《良友苏联童话集》

　　143.柔石：《商务希望》

　　144.丁玲：《一个人的诞生》

　　145.胡也频：《圣徒》

　　146.丁玲：《新中国水》

　　147.胡也频：《华通别人的幸福》

　　148.龚冰庐：《乐华黎明之前》

　　149.顾凤城：《中学生/中学生文艺辞典》

　　苏联：

　　1.高尔基(1868—1936)：《高尔基文集》、《我的童年》等

　　2.卢那卡尔斯基(1875—1933)：《文艺与批评》、《浮士德与城》，

　　3.斐定(1892—1977)：《果树园》，

　　4.法捷耶夫(1901—1956)：《毁灭》，

　　5.绥拉菲摩维支(1863—1949)：《铁流》，

　　美国：

　　6.辛克莱(1878—1968)：《屠场》、《石炭王》等，

　　比利时：

　　7.梅迪林克(1862—1949)：《檀泰琪儿之死》等，

　　俄国：

　　8.梭罗古勃(1863—1927)：《饥饿的光芒》，

　　瑞典：

　　9.斯忒林培克(1849—1912，通译斯特林堡)：《结婚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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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闲话皇帝》事件

　　“九月二十五日的《中华日报》云——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会工作紧张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自在沪成立以来、迄今四阅月、审查各种杂志书籍、共计有五百余种之多、平均每日每一工作人员审查字、在十万以上”、“如此善政，行了还不到一年，不料竟出了《新生》的《闲话皇帝》事件。大约是受了日本领事的警告罢，那雷厉风行的办法，比对于‘反动文字’还要严：立刻该报禁售，该社封门，编辑者杜重远已经自认该稿未经审查，判处徒刑，不准上诉的了，却又革掉了七位审查官，一面又往书店里大搜涉及日本的旧书，墙壁上贴满了‘敦睦邦交’的告示。出版家也显出孤苦零丁模样”

　　“当《语丝》登载攻击复旦大学的来函时，我正是编辑，开罪不少。为了自由大同盟而呈请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也是浙江省党部发起的，但至今还没有呈请发掘祖坟，总算党恩高厚。”(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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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三：《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摘要，[美]易劳逸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2月版

　　——“由于国民党执意在人民的抱怨不满中掌握政权，政治镇压便成了南京统治必不可少的特点。暗杀、夜间搜捕及死刑是那时司空见惯的事。1933年2月，23位被称是共产党员的囚犯被戴上手铐脚镣，拉出去枪决了，其中有几人可能尚未断气就被埋掉。刘温生是一位报社编辑，1932年年中被捕，随后被判死刑。政治犯的名册堆积如山。”(33页)

　　——“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在1933年6月18突然中止。那是个星期天的早晨，同盟的秘书杨栓带着14岁的儿子乘车离开他在中央研究院的办公室。他刚进汽车，四、五个理伏着的特务一齐射出了子弹。杨铨试图去保护自己的儿子，中弹身亡。汽车司机受重伤，杨铨的儿子腿被子弹击穿。据揭露，因为杨铨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收集关于丁玲失除的情报，他被内定为行刺目标。”(35页)

　　——“中学和大学是重点打击对象。政府从193l-1932年满洲危机中领略到了学生运动的潜力，并深信共产党分子是学运的煽动者和组织者，决定把学生引上轨道。政府的密探混入学生团体，学生受到突袭搜查、突然失踪及集体拘禁等恐怖的威胁。没人能淮确地说出到底有多少学生在1930年代被捕，但数字肯定会是上千，也可能是几千。”(36页)

　　——“检查制度开始于1927年的清洗，那时国民党集团所追求的不仅是根除共产主义组织，而且还要“从根源上限制罪恶的共产主义思想”，检查官的手不仅伸向共产主义作品，而且伸向所有与南京当权者背道而驰，或表示不满的出版物。”(37页)

　　——“到1930年9月，一部综合性的《新闻法》顽布了。它是一个包括44项条款的细致文件，然而它的一些最严厉的条款却又含糊不清，检查官对条款几乎有无限的解释权。如第19条，禁止攻击国民党和它的主义，损害国家利益，危窖公共和平及秩序，或是破坏良好的道德。(38页)

　　——“依仗新闻法授予的权力，检查官员对国家的出版业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整顿。1929一1936年间，458种自由主义的著作被查禁，通常加给它们的罪名是：鼓吹阶级斗争，诽谤官方，或者是“无产阶级文学”。查禁单上的外国作者包括：约翰•D•帕斯欧斯、西奥多•德莱塞、伯特兰•罗索、戈凯和厄普顿•辛克莱。1936年，国民党中央出版署列出了已被查禁的676种社会科学出版物。那十年间，总计约有1800种书籍或杂志被查禁。”

　　——“从法律上讲，一个政府不能没有舆论豹监督，来揭露它的腐败和弊政。蒋介石要求舆论界这么傲。中国的舆论界也试图充当公众利益监护人的角色，然而，所留下的只是不断失败的纪录。只举一例，《商报》曾指责一个法宫在审理案件时接受贿路，报纸的编辑便被送上法庭，受到“妨害公务”的指控。”(39页)

　　——“外国记者也要受到检查官的干涉。他们说，中国的新闻检查要远比日本严厉得多。据《基督教科学能育报》记者H.J,蒂姆伯利(Timperley)统计，1932一36年间，日本有关机构对美国新闻单位所发重要消息的删除，不足500字。相反，中国检查官在1933年春天到初夏的短时间内删除同一美国单位发出消息的字数，是日本几年间所删的4倍。蒂姆伯利说，如果哪位外国记者能有三分之一的作品从检查官手下通过，他会感到幸运。中国检查官最令人不快与丧气的手法，是将记者的文章重写，通常是将主要观点完全篡改了，而记者本人直到几周之后——文章已公开发表了一段时间，才得知这些改动。”(40页)

　　——“形成对比的是，对新闻检查制度以及对国民党统治的批评，又主要来自中国的新闻界。导致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有几种，最值得提出的便是，新闻法不可能在南京政权的实际管辖范围之外起作用。在华北：北平和天津的报刊——如《大公报》、《国闻周报》、《独立评论》——指责南京时所受到的惩戒要相对轻些。广东的报纸也能自由地评论南京政府的弱点，尽管它们尽量避免直接攻击蒋介石本人。同样重要的是，中国政府的权力不能直接进入外国租界，至少法律上是如此规范的，不平等条约的大伞保护了不少报刊。尽管中国检查官能够，而且经常确实取消这些出版物的邮寄优惠特权。”(40-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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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四：陶承回顾白色恐怖

　　“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很难懂得什么是‘白色恐怖’。反革命的疯狂，他们对革命者和人民的残暴，如果不身历其境，简直连想也想不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根据陶承老妈妈的回忆录《我的一家》改编的电影播放后，影片中的这几句旁白在我的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关于什么是“白色恐怖”，陶承老妈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这样告诉我们：

　　——“几个朋友，安闲地在室内谈笑，突然窗口会飞来一阵枪弹，人们在血泊中呻吟着倒下了。而第二天，反革命的报纸上却会出现这样的消息：‘共产党于某地密谋起事，为自卫团获悉，当场击毙多人。’”

　　——“一个年轻姑娘，仅仅因为扎着一条红头绳，就会被当作‘共产党的密探’，而被真正的密探架走。没有多久，人们就在河边发现她的尸体。”

　　——“元宵节，一个住户在门前挂上红灯，竟会被说成是‘起事的信号’。于是，警察闯进来，主人被捉走了。以后，每年这一天，也就成为这一家祭奠死者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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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五：从一小女孩摔破水瓶看蒋介石为何失天下

　　http://bbs1.people.com.cn/post/60/1/2/142017223.html

　　1939年发生在重庆的一起"日本间谍案件"，事情在当时影响很大，时过很久，仍然让很多人愤愤不平：当时，日本飞机对战时的陪都重庆的轰炸极其残暴，确实也有汉奸和日军派遣的特务潜入重庆给日机指示目标、进行各种破坏行动。但是，在对这些暗藏的日本特务、汉奸追查过程中，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残暴在其军统特务机关的行为中表现了出来，这些特务为了敲诈勒索，向战时逃难到重庆的各地难民大肆敲诈、索贿、对于没有钱孝敬他们的，动辄就给人扣一顶汉奸、日伪特务的帽子把人抓进大牢，往往九死一生。

　　一天，一家从武汉辗转逃到重庆的中年知识分子夫妇在重庆朝天门码头下船的时候，他们的7岁的小女儿因为年龄太小，不小心摔倒了，把手中的暖水瓶摔碎了，这本来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却马上被码头边转悠的便衣特务盯上了，一伙特务围了上来，硬说这小女孩是有意摔破保温瓶的，是要借机会用暖水瓶碎片反光给日本飞机指示目标，夫妻俩正为孩子摔坏了家里仅剩不多的财物生气，没想到飞来横祸，特务们包围上来了，当时赶紧辩解，说孩子太小，不懂事。但是特务们哪管这些，眼看敲诈不成，就不由分说将这一家抓进了集中营。

　　事情发生时，很多人在场目睹了，知道特务们的行径，但是大多敢怒不敢言，后来，重庆地方贤达人士、社会各界听说国民党政府准备以特务汉奸罪名处置这一家人，纷纷呼吁释放他们，并联名签字，当时中国空军的很多飞行员也出来以专业角度为这家人辩诬，飞行员们以自己的实地经验说"在几千米的高空(日本飞机要突破重庆周边群山的阻隔，至少需要飞到3000米以上的高度)，小小暖水瓶碎片的这点反射光根本没有任何作用，不能传递任何信息，不要说天上根本看不见，就是看见了，也没有任何意义，把这个作为通敌证据实在荒唐、牵强。"

　　但是不管各界人士怎样努力，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就是蛮横地不放人，眼看这家人实在没有什么可供他们敲诈的了，就要以所谓战时紧急处置法"处置"他们。这家人的丈夫终于愤怒了，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法庭上这样喊出了心中郁积已久的声音："为了抗战，我们全家捐出了最后一点值钱的东西为政府购买飞机，我的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在汉口被日本飞机炸死了，现在我们家倒成了通日本的特务了?!报纸上说，民众的捐款足够购买多少架先进的飞机，现在，日本人的飞机轰炸我们这么惨，我倒想问问，我们捐款买来的飞机在哪里?!你们不去查这些捐款的下落，却污蔑我们家是给日本人打信号的特务，究竟还有没有天理了?!"

　　后来，沈醉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面对这位中年知识分子的愤怒诘问，在场的法官面面相觑，理屈词穷、无言以对，国民党政府恼羞成怒之下，又给这家人扣上了"共党嫌疑"的帽子(天知道他们是怎样能把日本特务和*嫌疑二者结合起来的)，秘密将他们处决了，连那个7岁的小女孩也没有放过，刽子手们为了毁灭罪证，用匕首极其残忍地捅死了他们之后，将尸体浇上了煤油焚尸灭迹，将残骨投入了长江。沈醉写道"后来听在场的一个特务讲，凶手们动刀时，那个女的恳求刽子手们放过她的孩子，说自己情愿替女儿多挨一刀，但是，对于这帮毫无人性的魔鬼来说，这样的恳求是没有任何作用的。郑介民后来告诉我说，这是老头子的意思，因为涉及到夫人的事情。"

　　那么，这位中年知识分子所诘问的，也就是刽子手们的主子最见不得人的东西的，事实上，这个事情之所以最后要闹到杀人灭口，就是因为他无意中涉及到了以宋美龄为首的四大家族贪污民众抗战捐款的事情。

　　但是当卢沟桥事变爆发时，蒋介石询问能用于和日本作战的空军飞机数量时，当时任空军司令的周至柔打开空军力量配属表，蒋介石才大吃一惊：当时中国空军能动用的全部各种飞机，只有305架!!整整缺少了1000架以上。

　　这缺少的1000余架飞机到哪里去了呢?原来，购买飞机的事情是当时任中国空军航空委员会主任，挂中将军衔的宋美龄负责的，在向美国飞机制造商谈单子的时候，有人对宋美龄说"现在飞机更新换代的太快，现在买了，很快要落后，不如先把这些钱存起来，等战争爆发时再买。"宋美龄觉得有道理，就把这些钱大部分存到了纽约中国银行的帐户上，而这些钱很大部分被她私下里划到了自己的名下。

　　上行下效，在购买回来为蒋介石首先用来剿共其次用来抗战的飞机中，很多也是缩水版的面子活，这些飞机的具体经手者就是孔二小姐孔令侃，在和美国飞机制造商讨价还价时，这位二小姐居然能把每架10万美元的飞机硬压到8万美元，美国老板当然也不客气，把飞机发动机的功率从1000马力降到了800马力。而这每架2万美元的差价，也就堂而皇之地落入了孔二小姐的口袋。

　　对于这件事情，蒋介石知道后的第一反应是马上派人调查当时的经手人和飞机的保管人，结果发现，当时中国空军的绝大部分飞机上，都有着"Oct1928(1928年出厂)"的字样，得知此事后，蒋介石给戴笠签发了密令，将全部飞机机库保管人员杀人灭口。

　　在蒋介石及其四大家族眼睛里，他们就是国家的一切，一切好恶都以他们的感觉为中心，军事对于他们，首先是服从于绝对维护他们的统治和利益的，只是因为日本的侵略威胁到了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才要三心二意地进行抵抗，而对于民众，则始终是担心、防止他们组织起来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老百姓任何对国家事物的过问，都是可能威胁到他们统治的，因为他们作的，大都是以抗战旗号掩护的见不得人的事情，所以经不起现实的考验，一旦有可能败露，就穷凶极恶地使出了杀人灭口的手段。

　　只是屠杀并不能掩盖一切，也不能让民众心中的不满、激愤被吓回去，屠杀的始作俑者们想象不到的是，他们的这种种行径只能潜移默化地消除他们在人们心中存在的合法性，所以，最后他们的失败也是必然的了。这些，也不是到今天还迷信外国援助、先进武器决定战争胜负的海峡对面的顽固派和他们的拥趸们所能够理解的了。也更不是他们能承认的了，所以，最后他们的失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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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六：打砸抢出版商

　　摘自鲁迅：“《准风月谈》后记”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

　　艺华影片公司被“影界铲共同志会”捣毁近新建之摄影场内，忽来行动突兀之青年三人，向该公司门房伪称访客，一人正在持笔签名之际，另一人遂大呼一声，则预伏于外之暴徒七八人，一律身穿蓝布短衫裤，蜂拥夺门冲入，分投各办事室，肆行捣毁写字台玻璃窗以及椅凳各器具，然后又至室外，打毁自备汽车两辆，晒片机一具，摄影机一具，并散发白纸印刷之小传单，上书“民众起来一致剿灭共产党”，“打倒出卖民众的共产党”，“扑灭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等等字样，同时又散发一种油印宣言，最后署名为“中国电影界铲共同志会”。约逾七分钟时，由一人狂吹警笛一声，众暴徒即集合列队而去，迨该管六区闻警派警士侦缉员等赶至，均已远扬无踪。该会且宣称昨晨之行动，目的仅在予该公司一警告，如该公司及其他公司不改变方针，今后当准备更激烈手段应付，联华，明星，天一等公司，本会亦已有严密之调查矣云云。

　　据各报所载该宣言之内容称，艺华公司系共党宣传机关，普罗文化同盟为造成电影界之赤化，以该公司为大本营，如出品《民族生存》等片，其内容为描写阶级斗争者，但以向南京检委会行贿，故得通过发行。又称该会现向教育部，内政部，中央党部及本市政府发出呈文，要求当局命令该公司，立即销毁业已摄成各片，自行改组公司，清除所有赤色份子，并对受贿之电影检委会之责任人员，予以惩处等语。

　　十一月十三日，《大美晚报》。

　　警戒电影院

　　拒演田汉等之影片

　　自从艺华公司被击以后，上海电影界突然有了一番新的波动，从制片商已经牵涉到电影院，昨日本埠大小电影院同时接到署名上海影界铲共同志会之警告函件，请各院拒映田汉等编制导演主演之剧本，其原文云：

　　敝会激于爱护民族国家心切，并不忍电影界为共产党所利用，因有警告赤色电影大本营——艺华影片公司之行动，查贵院平日对于电影业，素所热心，为特严重警告，祈对于田汉(陈瑜)，沈端先(即蔡叔声，丁谦之)，卜万苍，胡萍，金焰等所导演，所编制，所主演之各项鼓吹阶级斗争贫富对立的反动电影，一律不予放映，否则必以暴力手段对付，如艺华公司一样，决不宽假，此告。上海影界铲共同志会。十一，十三。

　　十一月十六日，《大美晚报》。

　　但“铲共”又并不限于“影界”，出版界也同时遭到覆面英雄们的袭击了。又剪报——

　　今晨良友图书公司突来一怪客

　　手持铁锤击碎玻璃窗

　　扬长而去捕房侦查中

　　……光华书局请求保护

　　沪西康脑脱路艺华影片公司，昨晨九时许，忽被状似工人等数十名，闯入摄影场中，并大发各种传单，署名“中国电影界铲共同志会”等字样，事后扬长而去。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今日上午十一时许，北四川路八百五十一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忽有一男子手持铁锤，至该公司门口，将铁锤击入该店门市大玻璃窗内，击成一洞。该男子见目的已达，立即逃避。该管虹口捕房据报后，立即派员前往调查一过，查得良友公司经售各种思想左倾之书籍，与捣毁艺华公司一案，不无关联。今日上午四马路光华书局据报后，惊骇异常，即自投该管中央捕房，请求设法保护，而免意外，惟至记者截稿时尚未闻发生意外之事云。

　　十一月十三日，《大晚报》。

　　印刷所已被捣毁

　　编辑间未受损失

　　承印美人伊罗生编辑之《中国论坛报》勒佛尔印刷所，在虹口天潼路，昨晚有暴徒潜入，将印刷间捣毁，其编辑间则未受损失。

　　十一月十五日，《大美晚报》。

　　袭击神州国光社昨夕七时四人冲入总发行所

　　铁锤挥击打碎橱窗损失不大

　　河南路五马路口神州国光社总发行所，于昨晚七时，正欲打烊时，突有一身衣长袍之顾客入内，状欲购买书籍。不料在该客甫入门后，背后即有三人尾随而进。该长袍客回头见三人进来，遂即上前将该书局之左面走廊旁墙壁上所挂之电话机摘断。而同时三短衣者即实行捣毁，用铁锤乱挥，而长衣者亦加入动手，致将该店之左橱窗打碎，四人即扬长而逸。而该店时有三四伙友及学徒，亦惊不能作声。然长衣者方出门至相距不数十步之泗泾路口，为站岗巡捕所拘，盖此长衣客因打橱窗时玻璃倒下，伤及自己面部，流血不止，渠因痛而不能快行也。

　　该长衣者当即被拘入四马路中央巡捕房后，竭力否认参加捣毁，故巡捕已将此人释放矣。

　　十二月一日，《大美晚报》。

　　美国人办的报馆捣毁得最客气，武官们开的书店捣毁得最迟。“扬长而逸”，写得最有趣。

　　捣毁电影公司，是一面撒些宣言的，有几种报上登过全文;对于书店和报馆却好像并无

　　议论，因为不见有什么记载。

　　一个“志士”，纵使“对于文化事业，热心异人”，但若会在不知何时，飞来一个锤子，打破值银数百两的大玻璃;“如有不遵”，更会在不知何时，飞来一顶红帽子，送掉他比大玻璃更值钱的脑袋，那他当然是也许要灰心的。然则书店和报馆之有些为难，也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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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从此而不知忏悔的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就成了该杀的罪人。而且这罪人，却又给了别人无穷的便利;他们成为商品，可以卖钱，给人添出职业来了。而且学校的风潮，恋爱的纠纷，也总有一面被指为共产党，就是罪人，因此极容易的得到解决。如果有谁和有钱的诗人辩论，那诗人的最后的结论是：共产党反对资产阶级，我有钱，他反对我，所以他是共产党。于是诗神就坐了金的坦克车，凯旋了。

　　但是，革命青年的血，却浇灌了革命文学的萌芽，在文学方面，倒比先前更其增加了革命性。政府里很有些从外国学来，或在本国学得的富于智识的青年，他们自然是觉得的，最先用的是极普通的手段：禁止书报，压迫作者，终于是杀戮作者，五个左翼青年作家就做了这示威的牺牲。然而这事件又并没有公表，他们很知道，这事是可以做，却不可以说的。古人也早经说过，“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所以要剿灭革命文学，还得用文学的武器。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上海的艺华影片公司突然被一群人们所袭击，捣毁得一塌胡涂了。他们是极有组织的，吹一声哨，动手，又一声哨，停止，又一声哨，散开。临走还留下了传单，说他们的所以征伐，是为了这公司为共产党所利用。而且所征伐的还不止影片公司，又蔓延到书店方面去，大则一群人闯进去捣毁一切，小则不知从那里飞来一块石子，敲碎了值洋二百的窗玻璃。那理由，自然也是因为这书店为共产党所利用。高价的窗玻璃的不安全，是使书店主人非常心痛的。几天之后，就有“文学家”将自己的“好作品”来卖给他了，他知道印出来是没有人看的，但得买下，因为价钱不过和一块窗玻璃相当，而可以免去第二块石子，省了修理窗门的工作。

　　压迫书店，真成为最好的战略了。

　　而且也即开始了实行，今年七月，在上海就设立了书籍杂志检查处，许多“文学家”的失业问题消失了，还有些改悔的革命作家们，反对文学和政治相关的“第三种人”们，也都坐上了检查官的椅子。他们是很熟悉文坛情形的;头脑没有纯粹官僚的胡涂，一点讽刺，一句反语，他们都比较的懂得所含的意义，而且用文学的笔来涂抹，无论如何总没有创作的烦难，于是那成绩，听说是非常之好了。

　　日本固然也禁止，删削书籍杂志，但在被删削之处，是可以留下空白的，使读者一看就明白这地方是受了删削，而中国却不准留空白，必须连起来，在读者眼前好像还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只是作者在说着意思不明的昏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