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诞生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性变革，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政治思想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为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宝库增加了新的财富，并显现出鲜明的理论品格。理论品格，既是某一理论同其他理论的分野，体现其本质和价值的标准和依据，同时也是决定其生命力与影响力的关键所在。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中国化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

　　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政治思想就此本质属性而言，是与人类政治社会实践活动息息相关的，是无数政治活动主体认识世界、影响世界、改造世界的经验积累与智慧集合。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包括毛泽东政治思想在内，从来就不是那种书斋里的学问，相反，来源于、服务于实践，并最终接受实践的检验，是毛泽东政治思想的要义所在。长期以来，国内外一些致力于“还原”“纯净”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都过分地强调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经典“原旨”的差异，这种有意无意的“原教旨主义”冲动不仅潜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唯一化、文本化的教条主义危险，而且也在无形中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实践性的特征。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政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之间一脉相承的必然联系并不反映于对后者特定观点、论断的简单重申，而是集中体现在其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继承发扬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长期实践中，毛泽东政治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理论品格继承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就在于其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形成了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原则。具体而言，这些原则主要包括：

　　(一)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基于特定文本论述的针对性与科学性对各国无产阶级，特别是其先锋队提出了一个难以回避的课题，即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在指导各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地位与作用。对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建党以来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血的教训中得出了明确的答案，即：“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①毛泽东形象地指出：“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②所谓臭的、死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指那种满足于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单纯的文本解读，甚至于将中国革命实践异化为教条主义的试验场而终不觉悟的不合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他们自以为比普通的党员群众掌握了更多马克思主义知识，因而在实践中也就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与活生生的实践和群众拉开了距离。而一旦这种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风气在党内占据优势，中国革命也往往陷入危险的境地。对此，毛泽东有着切身感受，他批判本本主义者：“这种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③纵观毛泽东政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继承关系主要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传承发扬，那种套用既有教条指导中国实践，或是牵强附会地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来论证中国实践的做法，在毛泽东政治思想体系中都是难觅踪迹的。这种以理论联系实际为首要原则的自觉，在历史上引导着中国革命逐渐远离创业初期种种内外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如中国革命经由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辟，都并非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中既有教条推演实践的结果。同样，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创设，在以往的经典中也没有明确的依据可循。在毛泽东政治思想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勇于创新，善于创新，是与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准确定位密不可分的，用毛泽东的表述来概括，就是：中国革命所需要的马列主义应当“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④这不仅是出于对中国革命负责的考虑，也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主义的尊重与负责。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信：“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⑤当然，文以载道，毛泽东思想本身也离不开经典的传承载体，但其与生俱来的实践性理论品格时刻都告诫后来的共产党人，应该着力避免那种将经典文本异化为教条局面的出现。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才能在历史上不断排除各种“左”或右倾思潮的干扰，在理论和实践双重探索过程中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全新境界。

　　(二)坚持在实践过程中运用、发展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长期的发展进程中，真正急需的并不是那种能够滚瓜烂熟地背诵马列经典语录、善于为其作注释、或是在书斋里慷慨激昂地自诩为革命者的所谓“思考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所在国革命与建设实际相结合的“行动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其作用而言，毛泽东政治思想是服务于中国革命艰巨紧迫的现实斗争需要产生的，并为时人与后人理论传承的思想遗产。“毛泽东之所以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因为他必得为中国而重新创造的活动。”⑥“这种以有效的革命行动为目标的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是毛泽东自身发展模式的基本特点和他的政治思想的主要特征。”⑦颠倒了这一次序，就不可能与毛泽东政治思想产生历史与现实的共鸣，也就无法准确地解读其主要创立者——毛泽东在风云变幻中展现出的理论洞察力，并由此引导中国革命渡过急流险滩，直抵胜利彼岸的奥秘。事实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与实践创造中所提出来的一系列针对中国革命与建设问题的行之有效的路线方针，都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入解析和调查研究基础上的思想成果。“他(毛泽东——引者注)的理论概念是从实践的进程中浮现出来的，而不是从抽象的纲领中衍生出来的。”⑧在这一过程中，至少有这样两个统一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首先就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统一。在分析中国革命复杂艰巨的形势时，毛泽东就明确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⑨“‘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⑩换而言之，我们之所以需要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因为它提供了中国革命的现成方案，而是因为其阶级分析方法、国家理论、革命理论等为共产党人提供了透彻分析中国革命形势、把握革命制胜关键的思想武器。也正是这一正确的思想原则指导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了一条有别于国际共运史上既有模式的独立自主的革命道路，重点解决了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动员群众、争取同盟，进而夺取政权的现实问题。(11)诸如区别对待资产阶级不同成分、建立最广泛革命统一战线，采用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的武装斗争方式，根据内外形势变化正确处理民族革命、阶级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系问题等，都是依据这一思想原则分析、解决中国实际的成果。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革命胜利后，它也依然引导着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适应中国国情与发展需要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之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12)中国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形式的创新、经由新民主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以及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问题的认识与处理等，都是在鲜活生动的中国实践中产生的。对这些特点和规律的把握与尊重，也恰是共产党人在本国实际的“异”中求得科学社会主义“同”的前提。

　　(三)确立理论联系实际的机制和方法

　　“实践之所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特征之一，并非单纯由于毛泽东本人是实践者，而且毛泽东思想的结构和构成这种思想的带有本质性的契机都是以实践为中心展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被实践浸润的。”(13)从方法论的完整结构上看，毛泽东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论原则，也不仅仅由一系列的思想方法准则所支撑，它同时还需要许多实现这一原则的具体机制、方法和作风。他强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14)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方法、革命政权、革命政党、革命军队中民主讨论、民主决策、民族监督的机制以及理论、文艺工作者与领导干部亲身参与基层生产实践，以实现培养阶级感情与改革文风、政风相统一的做法等，时至今日都在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产生着积极的影响。

　　显而易见，在毛泽东政治思想理论体系当中，找不到那种热衷于纯粹抽象思辨的理论旨趣。事实上突出的实践性理论品格非但没有降低其理论价值，反而充分地展现出其理论本色。毛泽东政治思想不是对马列主义现成的政治理论进行简单的修补的结果。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也绝不是因为马克思、毛泽东是任何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先知”，而是因为他们的理论，是被历史、被实践所证明了的，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普遍认可和接受的。以适应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需要为视角深入地考察毛泽东政治思想，其实不难发现，不仅是阶级立场与价值判断，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基本原理在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中也都从未“黯然退场”，相反，却在实践中获得用武之地和新的理论增长点。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发展，无论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上看，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治思想在政治发展的互动中起伏跌宕、粉墨登场、五彩纷呈。然而，只有真正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政治思想才具有生命力，充分彰显其意义与价值。毛泽东政治思想之所以具有不同于近代以来的其他政治思想，既在于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政治思想从中国国情出发，指导具体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独特道路，构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社会群众自治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体制和机制，并在探索中国的具体实践过程中推动了政治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二、继承与超越、借鉴与批评的科学态度

　　毛泽东政治思想适应时代、形势的需要而诞生，并在指导政治实践中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以开阔的理论视野，积极向古今中外人类的政治思想资源学习借鉴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发展。

　　(一)合理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遗产

　　数千年的封建政治史，不可避免地给1840年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造成了双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长期积贫积弱、萎靡不振，很大程度上确实可以归咎于漫长顽固的封建传统对于社会和民众主体意识、权利观念和创新进取精神的摧残压抑。因此，一切致力于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者，都必须在思想和行动上与封建主义政治传统彻底划清界限，否则，就可能为其所累，在无意中渐渐地消磨革命意志，成为后者的俘虏。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之一又是重塑民族自尊与民族自信，这一历史任务的完成，显然不能建立在对传统政治、传统文化无原则、意气用事的全盘否定与批判基础上，否则，倘若真如某些“西化论”者所认定的那样：“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知识……文学……音乐……艺术……连身体都不如人。”(15)那我们就只能进一步推演出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又愚又懒的民族……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的民族”(16)只配充当“先进”民族奴隶的结论。(17)但事实上，中国传统政治中文官制度、考试制度、实行仁政和追求大一统的政治传统，不仅在维系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稳定发展中居功至伟，而且在历史上也成为周边国家乃至近代西方争相效法学习的对象。因此，数典忘祖、全盘否定传统并不能为中国的现代化开辟捷径，相反却很可能是在现代性大潮的冲击下进退失据、迷失自我的先兆。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那种自以为事事不如人，而欲以全盘西化的改弦更张求所谓外力自新，或者藉整理国故、发扬国粹之名，行顽固的文化保守主义之实的做法，都无法为中国文化自信自强精神的回归开辟一条通衢大道。与之相较，毛泽东指明了对待中国传统政治遗产的科学态度，即：“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18)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毛泽东政治思想对于传统政治思想进行了吸收和改造。如对以儒家为代表提出的“民本”、“仁政”等思想，毛泽东一方面深刻地指出其阶级与历史局限性所在，另一方面又肯定这些思想毕竟在封建政治条件下对统治阶级形成了某种约束力，并且进而启示全党，可以从封建统治阶级先进人物的思想中提炼出与共产党人民主思想、民主主张，最终实现对后者“为治民而得民”逻辑的超越，(19)借用民本的有用材质搭建民主的大厦。同样，毛泽东也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对传统政治中中国农民的反抗精神、均平思想、斗争艺术等进行了透彻分析，在一针见血地指出农民阶级的斗争往往因其阶级局限性而异化为统治阶级改朝换代工具的同时，客观地肯定其斗争警示统治阶级、改善人民境遇的历史价值，准确地将农民阶级的现实地位确定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与革命主力。此外，他还在深刻地反思批判“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精英主义逻辑的基础上，提出了政治文化改造应当唤醒全民自觉、依托全民主体、采取为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的主张。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中的文化民族性……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论、新启蒙运动、文化保守主义、文化复古主义等形成复调式的对话关系，含有吸收、批判、创新、包容等多重意蕴，这对中国在统一战线中争取文化领导权具有积极的作用。”(20)

　　当然，在看到毛泽东政治思想积极借鉴中国优秀政治、文化传统的同时，也没有必要过分强调其与传统政治思想的逻辑联系。这是因为，毛泽东之所以注重从传统中汲取营养，本质上是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反映，即所谓“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21)因此，引用传统政治思想中治国理政的有益经验，注意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语言、中国典故、中国表达来言简意赅地传达马克思主义的真谛，也是毛泽东政治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目标的一种有效方式。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政治思想又绝不是无原则地肯定中国政治传统，如对等级秩序和剥削制度的彻底否定和批判，就体现了其坚定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思维方法，从而也将其同那些在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影响下无原则地肯定、赞美传统政治的保守主义思潮区分开来。就其本质而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优秀传统的继承是其全方位地改造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这一实践，爱国主义传统与国际主义精神的结合、内省自修传统与追求人类自身解放价值的统一，以及经世致用情怀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内在契合等具体目标都得到了很好的实现，中国宝贵的传统遗产也由此获得了新生。时至今日，中国传统传承发扬的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但经由毛泽东政治思想所确定的传承-批判-借鉴-超越的基本路径仍然在推动中国人构建自己精神家园的征途上体现出不可或缺的指导价值。

　　(二)科学对待外国先进文化

　　马克思主义向来是以最彻底的革命态度与开放心态审视人类历史上一切积极的政治文明成果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也是如此，其所蕴含的辩证法，反对那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机械两分法。在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中，毛泽东指出，新文化运动先驱根本的局限性就在于“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22)在这种二元对立思维的影响下，“拿来主义”的主题难免产生异化，而通过“拿来主义”实现民族复兴的初衷也就更加无从谈起了。鉴于此，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的中国共产党人既不会对一切外来事物无原则地顶礼膜拜，也不会一味对其加以拒斥，正如毛泽东所认识到的那样，中国近代以来确确实实与现代化的潮流拉开了距离，而要尽快缩短差距，重塑中华文明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就“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23)换言之，在践行真正的“拿来主义”精神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价值评判准绳就是看，古今中外人类政治文明成果中借鉴的内容是否有助于我们射中中国革命与建设这个“的”。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则，毛泽东提醒全党：“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24)上述两个方面主张的综合，概括了毛泽东在对待外来文化问题上运用借鉴和批判双重武器的基本态度。纵观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是这样主张的，也付诸了相应的实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从思想上全面接受了马列主义这一先进的理论体系，而且在政党、政权与军队组织架构、纪律原则等方面积极借鉴国际共运中的成功经验。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从中国国情和革命需要出发。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后，中国共产党更是一方面积极学习联共(布)/苏共等无产阶级执政党治国理政的经验，(25)另一方面提出了正确对待“苏联模式”的问题，对其缺点和弊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26)从而坚定独立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念。由此可见，毛泽东政治思想中蕴含的善于进行理论取舍的品质，对于一个矢志不渝地追求现代化目标的民族而言，是至为宝贵的思想财富。

　　时下，理论界常常习惯于用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来描述政治发展的内涵，这种思维其实也是有所偏颇的。我们之所以要在所谓“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国际”的事物间做出区分，更多的还是出于学理分析的便利，并不意味着一种事实层面的截然分野。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27)简单地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外国的标准来机械地为政治制度、体制、文化等贴上特定的价值标签，将造成一种思维定势，阻碍理论与实践创新的步伐。

　　三、一切为了人民、服务人民的价值旨向

　　自人类进入政治社会以来，确定群体与个体的利益边界，并在两者间建立起一种联系成为任何一位参与政治活动主体必须回应的现实政治课题。无论是哪个阶级的政治人物，都倾向于用“人民性”的集体价值宣示为自己争取道义上的政治优势。但人类政治现象的极度复杂性，又决定了某种宣示往往并不能作为衡量、评判个人、群体政治行为价值取向的最终标准。纵观毛泽东政治思想，其一切为了人民、服务人民价值旨向主要通过解决以下几个重要问题予以说明。

　　(一)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

　　无产阶级政党自身的先进性，直接关系到其是否足以担负起领导和团结以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推翻反动统治，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重任。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的50余人，发展到今天8000多万，(28)但较之单纯的规模和数量，党能不能在内外环境不断变化的挑战中永葆本色，永远取信于民，才是决定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联共(布)/苏共在拥有35万党员时能夺取政权，拥有200万党员时打败法西斯强敌，却在拥有1900万党员时却亡党亡国的悲剧就是例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之初，就清醒地认识道这一点并保持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正如毛泽东所言：“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29)“中国共产党则从自己建党的一天起，就把这样的两重任务放在自己的双肩之上了。”(30)为了将党建设成具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战斗队、工作队和宣传队，毛泽东的建党思想中强调党务必始终保持一切立足人民、服务人民的根本性质，具体到对每一名共产党员的要求，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31)也就是要求共产党必须成为无产阶级队伍中最先进分子的集合。因而必须保持高度警戒。在建立新政权前夕，语重心长地提醒全党，要在这场进京赶考中取得好成绩，就“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32)这是对共产党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做出明确回答。实践证明，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始终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官僚化、利益集团化，中国共产党才没有像一些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那样最终丧失人民的信赖和支持，在内外交困中黯然退出历史舞台。(33)

　　(二)怎样建设一个保持人民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

　　毛泽东政治思想不仅提出了党需要保持先进性的要求，而且通过提出一系列具体原则作为检验先进性的最终标准。毛泽东强调，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仅是通过党的纲领和政策宣示，更是通过共产党员的一言一行而得以体现的。“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34)而要捍卫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首先就应当做到深入一线、切身感受与了解群众的疾苦与需要，即“要有大批的同志……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35)也就是要切实解决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通过解决民生问题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无论是在异常艰苦的中国革命，还是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得到人民信任，其奥秘之一正在于一代代共产党人最大限度地保证最广大人民群众享有革命与建设带来的发展成果。当然，除了提出为民谋利、利民为本的考核标准之外，毛泽东政治思想中还提出了无产阶级执政党应当广泛接受人民监督、警惕官僚主义倾向的要求。针对民主人士提出的“中国历史兴亡周期律”的问题，明确提出了要以人民民主作为破题的良方。(36)在党全面领导起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过程中，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官僚主义侵蚀党的人民性的现实危险，因而更加严格地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教育全党。由此可见，毛泽东政治思想中始终保持了对于怎样建设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高度重视，而围绕这一问题提出的一系列具体标准、要求、制度机制等，(37)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宝库。

　　(三)如何看待和调动人民在政治发展事业中的主体地位

　　马克思主义同一切剥削阶级政治理论在历史观上的根本差异，就反映在对于创造历史主体力量认识的不同上。作为具备实践性、人民性理论品质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始终坚信“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8)因此，革命与建设的实践，离开了人民主体力量的参与，都是不可想象的。毛泽东经常告诫全党：“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39)“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40)因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革命都无从谈起。要民众，虽危险也有出路；不要民众，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团。”(41)由此可见，毛泽东政治思想中人民始终居于首要地位，而这一地位的实现所依靠的，也并不是普通群众自发的政治行动，而是在人民民主的制度规范着参与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方式。毋庸讳言，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发展民主政治，但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民主，怎样建设民主，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也不可能给出一个圆满的答案。对此，毛泽东政治思想秉承了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建立真正属于人民、服务人民的民主思想，他指出：“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42)与那些奢谈民主自由理念却对人民大众抱有深深的恐惧和怀疑态度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不同，毛泽东的民主思想首先就把握了民主这一概念中人民这一根本要素，把人民民主的功能定位为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保障人民群众最广泛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权益。这就在根本上避免了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为选举工具所捆绑异化的痼疾，确保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实性、广泛性，而不是让民主成为装点极少数精英阶级统治合法性的饰物。事实上，考察人类民主政治发展演变的规律，其实不难发现，民主政治内涵的许多政治价值都不是民主本身所特有的，单单依靠特定的民主形式与程序也不足以实现这些价值。相反，民主本身的功能受到内外条件制约限制，并不像那些兜售民主狗皮膏的江湖术士们吹嘘的那样包治百病。更重要的是，如果人们在民主建设的实践中为某些特定标准，而忽视甚至是背离了民主政治服务于人民福祉的初衷，那么民主的主要功能就将仅仅局限在为极少数统治阶级精英提供一种相对温和的政治博弈方式，而对于普罗大众则显得毫无实际意义。20世纪以来，传统的西方自由民主理念与实践日益暴露出由于“遗忘”人民主角的弊端，因而也招致了越来越多的反思与批评。对于以建设具有广泛性、真实性人民民主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这也从一个侧面提醒我们，需要不断重温毛泽东政治思想中务必保证民主建设中人民主角“到场”和发挥主体作用的理论精华，并以之作为当代中国探索创新参与民主、表达民主、协商民主等人民民主具体实现方式的基本依据。除此之外，毛泽东政治思想中对人民主体地位的推崇还反映在毛泽东对党和政府群众工作路线的要求上，从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43)的观点，到做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44)的论断，毛泽东在涉及武装斗争、政权建设、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等诸多问题领域都提出了贯彻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理论品质，实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大众化、民主化的任务。只有按照这些具体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就能够做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治党、治国、治军，从而也就能够实现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这正是共产党人继承发扬毛泽东政治思想人民性理论品质的最好体现。

　　在谈及毛泽东政治思想的人民性理论品质时，还有一个理论问题必须辨明，那就是必须特别注意划清毛泽东政治思想人民性同民粹主义主张的分野。一段时期以来，一些国内外学者基于不同的理由，以毛泽东的个别言行比附于“俄国式的民粹主义”，从而得出了毛泽东政治思想在价值谱系上较之科学社会主义“更接近于”民粹主义的结论。(45)事实上，这种解读固然有其客观的理论研究背景，(46)但其推演过程与结论的严谨性都值得商榷。首先，我们应当明确，民粹主义作为一种“以非理性的方式表达了社会下层劳苦人民大众利益与愿望”(47)的社会思潮，其价值内涵并不完全是消极的、贬义的，与科学社会主义间也并不表现为一种绝对对立的关系，在价值诉求领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交集。鉴于此，不能因为毛泽东政治思想与20世纪中国民粹主义思潮在某些观点、主张上的某些相似性就简单地混同二者，否则，我们也就无法在同时期的思想与道路间做出区分。其次，从本质上说，毛泽东政治思想的价值观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毛泽东作为中国农民的儿子，始终具有关怀农民疾苦的情怀，但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又决定了他绝非一个狭隘的农民主义者。在中国具体国情条件下，对于下层劳动群众利益和主体性地位的关注与强调，非但没有影响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认识、改造中国社会，反而更鲜明地体现出其对于马克思主义人民性价值立场的坚持，体现出其对于中国历史上延续数千年的封建等级秩序和观念的颠覆性、革命性价值。那些试图将毛泽东思想对人民史观、群众路线的强调混同于民粹主义主张的观点，实际上是那些受到精英主义论者对于毛泽东政治思想人民性价值取向的一种恐惧和背弃，也是其在“只有精英才能救国强国”这一认识上与许多最终蜕化为权威主义者的民粹主义分子殊途同归的反映。与此同时，考察毛泽东政治思想对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构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也很难找出所谓“民粹主义思想”导致“背离”科学社会主义规律的实际证据。恰恰相反，即使是一些对毛泽东政治思想不无成见的观察者，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现在普遍传闻中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的时期相比毫不逊色。”(48)最后，也是最根本的一点在于，毛泽东政治思想作为一个整体，在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规划上与民粹主义思潮间是格格不入的。(49)简而言之，毛泽东政治思想的价值取向并不像后者那样无原则地对民众低层次的均平诉求作出妥协性的回应，也不一味迁就自发的底层社会运动，(50)而是致力于以人民根本、长远、全局的利益为导向，让共产党人在接受群众改造的过程中也对群众施加能动影响，引导、凝聚后者沿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与这种整体性、全局性的影响相比，毛泽东个人的某些类似于民粹主义的观点和表述则更多地表现为个别的、历史的问题，并不足以作为否定毛泽东政治思想理论体系科学性、现代性、前瞻性的依据。

　　四、锐意创新、与时俱进的鲜明特色

　　正如我们在谈及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实践性、人民性理论品质时所论及的那样，毛泽东政治思想从本质上排斥和摒弃一切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马克思在面对教条主义者时宣称：“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5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样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52)毛泽东政治思想产生于并服务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并且接受其检验，最终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指导思想，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政治思想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僵化、滋生本本主义的教条，而是一个具有立足实际、勇于开拓创新品质的理论体系。审视其形成、发展的过程，锐意创新的理论品格不但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内涵、逻辑体系结构，并赋予与时俱进的精神内核。站在历史的高度，至少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理解毛泽东政治思想所具有的这一品格。

　　(一)以求实创新的精神启动了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与探索

　　早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初期，毛泽东就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性质的角度讨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问题，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53)它们“又相适应又相矛盾”(54)，推动着社会主义的发展。同时，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性质方面的差异，又决定了我们必须运用不同的方法来加以应对。(55)不仅指明了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而且对考核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一条重要的政治标准，即看其是否达到了消灭剥削、逐步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不难发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等对于上述重大政治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思考探索，显然是沿着毛泽东政治思想所确定的基本思路进一步明确化、具体化、时代化的成果。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答案的新表述，也应该被视为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上继承发扬毛泽东实践性、人民性、创新性理论品质的结果。通过对毛泽东政治思想理论品格的理解，可以进一步发现，包括巴黎公社、“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等在内的社会主义实践形式之间的关系，代表了不同历史条件下共产党人思考探索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规律的阶段性成果。

　　(二)明确了以实践为依据，在探索中不断创新的路径

　　从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历程中，毛泽东意识到：“人的思想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着的，不是一开始就完备的，也永远不能完备。”(56)尤其是在中国革命与建设这样前无古人的大规模、长时期政治实践中，不能指望任何事前制订的方案提供全面、科学的指导。也正因为如此，作为政治社会活动主体的人自身进行理论与实践创新的空间也大大拓展了。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由此带来的机遇，并且为充分激发共产党提高自身的能力提出许多具体要求。一条首要的原则就是党需要始终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坚持以实践为依据，善于发现、勇于改进自身工作中的问题，“如果党不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如果党不去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如果党能根据党工作中错误的实例来教育和训练干部，如果党善于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它就会是不可战胜的。”(57)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并非坦途，需要不断地探索，而作为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也只有做到同一切文过饰非、自欺欺人的作风划清界限，才可能获得人民群众的由衷信任，也才可能不断从挫折中汲取教训，一步步接近科学规律。这种发现与改正错误的过程，是党人民性宗旨的必然要求，(58)同时，这也是一个力戒指导思想中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创新过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的两个重大理论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中国化”与“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59)也正是基于这一过程所产生的动力助推的结果。

　　(三)通过创新探索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注入新的活力

　　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除了需要解决诸如阶级社会分析等前人所发现的基本问题之外，也需要针对在本国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行之有效的应对方案，经过进一步的理论概括和升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很显然，毛泽东政治思想诸多内容是沿着以往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基本问题的思路进一步探索的结果。比如如何进行社会阶级阶层分析、如何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以及一国如何建成社会主义等；同时，又有“许多是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从来没有提出过和解决过的问题。”(60)如在一个封建传统深厚的国家如何推动民主革命、在无产阶级力量单薄而内外敌人强大的情况下如何争取同盟者、如何正确看待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等。无论是哪一方面的创新探索，都为20世纪国际共运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与实践支持，(61)从而也确保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本身不被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所束缚，在始终与各国生动实践保持紧密联系过程中获得自身的理论活力。毛泽东政治思想“具有长远意义的成就之一，是把共产主义从它的欧洲无产阶级的发源地解放出来，并将它的基本原则应用到其他大陆、其它国家和其复杂的社会现实中来。”(62)而这一创新理论品格同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矢志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实践紧密相连，离开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与创新，就不会有鲜活生动的毛泽东政治思想，也就难以想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土壤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政治思想的语言表达方式，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一以贯之的理论品格。在党内外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当中，毛泽东的语言风格与艺术可以说是独具特色。就其本质而言，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学风和文风的问题。国际共运史上向来不乏“理论家”们常犯上鲁迅批判的那种“坐在客厅里谈谈社会主义，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并不想到实行的”(63)痼疾，也是因为他们同以往剥削阶级理论家一样，视思想为少数“高贵者”的奢侈玩物，热衷于把马列主义搞得艰深晦涩。随时展示自己“知道回字有四种写法”的本领，认为不如此就不足以彰显其相对于普罗大众的高明，不足以捍卫自己对于马列主义解释的垄断权。这种思维和行径其实同中世纪把持《圣经》解释权的高级教士们毫无二致，(64)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革命性和人民性不折不扣的异化与背弃。毛泽东历来对这种“言语无味、面目可憎”的马列主义表述深恶痛绝，并一生以身作则地树立起迥异于上述“理论家”的表述风格。尤其是在涉及政治问题的领域，毛泽东政治思想传播形式的精粹化与大众化相结合所产生的强烈感染力和吸引力也是其成功的要素。有人将毛泽东政治思想的独特表述方式简单归因于毛泽东个人的语言风格与艺术，这种观点实际上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实质。事实上，毛泽东政治思想的表述方式不仅反映出毛泽东个人的偏好，也是同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全党上下严肃思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问题中形成的理论品格。正如黑格尔所言：“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否则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65)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化的重要课题之一，就是要扫除马克思主义表述民族化、通俗化的障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有着深刻的理解。在引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时，毛泽东就告诫全党：“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66)毛泽东一贯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化异化为那种过分政治化、高度强制化，并且流于庸俗化、形式化和泛化的做法，并且善于从马列主义经典、中国传统文化、国外先进文化，特别是群众语言中学习有用元素，(67)形成正确的文风，用人民群众乐于接受的语言风格深入浅出地讲解深奥的马列原理。毛泽东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方法时，就形象地做出了比喻：“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68)而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形势时，又运用了一句中国古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来激励全党全军战胜眼前困难，促进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的信心与决心。(69)这些很容易为当时的工农群众所理解接受的语言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传播过程中如虎添翼，尽可能多地拥有普通群众中的受众。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还深刻地指出，文风问题实际上也是政风问题的一种体现，故弄玄虚、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充满官僚气、学究气的语言风格也就暴露出了某些人官僚主义、精英主义的深层品性：“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而是剥削阶级所需要的。”(70)如果不与这些剥削阶级的遗毒划清界限，那就不仅仅是一个宣传有效性的问题，而且会直接影响到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够肩负起领导者的职责。总之，作为毛泽东政治思想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毛泽东的文风，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抵御西方资产阶级话语霸权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冲击、侵袭，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安全和工人阶级文化领导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者：师泽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林毅，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页，第111-11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毛泽东文集》，第3卷，332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5-83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8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⑤《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1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⑥诺曼•莱文：《辩证法内部对话》，第42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⑦⑧沃马克：《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第205页，第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⑩《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1)正如毛泽东所言：“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围，一概都是对的。”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尽管由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剧变，各国无产阶级在武装夺取政权方面受到了主客观条件的重重限制。但截至当前，在国际共运史上仍然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资产阶级和平退出政治舞台的成功案例，就此而言，毛泽东政治思想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方式的论断并没有过时。

　　(1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第14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13)野村浩一语，转引自陈葆华主编：《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第19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4)《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3～109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5)(16)《胡适全集》，第4卷，第666～667页，第666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7)比如为某些文化精英所极力推崇的胡适，不仅对于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颇多褒美之词，参见《胡适全集》，第3卷、第28卷相关内容。不仅如此，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表现出“情愿亡国”的极端悲观主义情绪：“我们在战争中将毫无所获，剩下的只是一连串的毁灭、毁灭和再毁灭。”参见《胡适全集》，第27卷，第258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由此也反映出，与沦为亡国奴相比，那些主张“全盘西化”的文化精英所真正恐惧的，其实还是在人民觉醒团结的力量面前丧失其作为统治阶级一分子的特权和优越感，为此，他们是不惜直到生命终结的那一刻，都心甘情愿地扮演好帝国主义在中国代理人角色的。

　　(18)《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70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9)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与我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既有一致的地方，又有相矛盾的地方。一致的地方是二者都重视人民的历史作用，相矛盾的地方是前者承认人民是历史和现实社会的主人。后者则认为帝王将相是历史的主人，这一点是二者的根本区别。”参见曹剑：《略论民本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的人民性》，《人民论坛》，2011年第14期。

　　(20)周建伟：《毛泽东文化民族性命题之意蕴——以〈新民主主义论〉为中心的思想史考察》，《党的文献》，2011年第2期。

　　(21)《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来源: 《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