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西方与伊斯兰：改造与应对

　　自伊斯兰教产生以来，由于地理上相近，西方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互动十分频繁，其中较大规模的互动主要包括：伊斯兰教产生之初向西方的大规模扩张;十字军东征;近代西方的殖民运动等。而“9·11”事件后，西方在中东地区的民主推广运动以及伊斯兰世界的应对则是近期双方之间规模较大的一次互动，其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本文首先对伊斯兰世界反西方情绪产生的根源作简要分析，然后对冷战结束后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互动进行梳理。

　　一、伊斯兰世界反西方情绪与现实国际政治

　　伊斯兰与西方世界近代的接触并非始于矛盾和冲突。尽管最初接触具有明显物质技术优势的西方文明时，伊斯兰世界一度感到失落和屈辱，但总体反应是尊重西方所取得的成就，并进行模仿、学习和借鉴，以求摆脱衰弱、贫穷和落后的状况。“许多伊斯兰思想家都用欣赏的眼光来看待和介绍西方的财富、科技、工业产品和政府管理形式;认为西方成功的‘秘密’在于发达的经济尤其是工业、政治体制，特别是自由。于是，从18、19世纪开始，几代伊斯兰改良主义者和现代主义者一直努力把这些‘秘密’引进到自己的国家，希望能够由此实现与西方的平等甚至恢复失去的优势。”[1]103

　　冷战期间，伊斯兰世界反西方情绪并不明显。但这并不表明伊斯兰世界不存在对西方的不满。由于西方在阿以问题上的不公正立场，如英法伙同以色列发动苏伊士运河战争以及美国长期支持以色列等，伊斯兰世界对西方深感失望。在两极格局对峙的背景下，双方关系更多表现为相互利用。美国及其西方世界将苏联视为主要威胁。为服务于对抗苏联的目的，美国等西方国家积极争取伊斯兰世界的支持，甚至支持各种伊斯兰极端组织。阿富汗塔利班势力以及本·拉登基地组织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正是由于其最初得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大力支持。而伊斯兰世界也试图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维护自身利益，有的伊斯兰国家选择站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一边，如沙特等;一些伊斯兰国家则坚定地站在苏联一边，如叙利亚等;而另外一些国家则摇摆于两者之间，如埃及等。尽管伊斯兰革命以后，伊朗反西方情绪日渐强烈，但总体而言，作为一个整体，当时的伊斯兰世界反西方情绪和反美主义表现并不突出。

　　伊斯兰世界反西方情绪急剧增长是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实力急剧膨胀大大刺激了帝国的傲慢心态和对国际事务肆无忌惮的野心，并直接体现在中东政策上。1991年，美国挟冷战胜利之余威、以联合国的名义发动了海湾战争，将伊拉克从科威特驱逐出去。尽管这一重大行动有一定的合法和正义性，但其后美国保持对伊制裁和施压的政策却遭到了国际社会特别是伊斯兰世界的强烈不满。美一度推动了阿以和平进程，但由于其总体上推行偏袒以色列的政策，阿以和平进程未能延续，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权利依然没有保障。在布什入主白宫后，美国对巴以问题采取了一种消极态度。关于布什总统对巴以冲突的政策与伊斯兰反美情绪之间的关系，2002年9月《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说：“对美国的愤怒植根于一个看法，即布什政府以牺牲巴勒斯坦人为代价，对以色列给予无限制的支持。这种愤怒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已经达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2]

　　因此，关于伊斯兰世界反西方情绪和反美主义产生的根源应该从现实国际政治斗争中去找，而不是将其简单归咎于某种宗教。“伊斯兰世界的某些政治特征如强烈的反西方情绪……以及宗教极端分子的暴力活动等并不能完全归结于伊斯兰文化本身，而是要将这些伊斯兰现象置于它目前所处的整个国际和社会背景之中。”[3]153 关于伊斯兰与恐怖主义是否存在联系，美国学者格雷厄姆·富勒做了比较精辟的分析：“穆斯林社会反西方的大部分历史情绪，都是在几个世纪的冲突和争斗以及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西方权力和霸权、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等一系列问题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些问题与宗教或哲学问题几乎没有明显的联系。在此，伊斯兰主义只是充当了一个载体……如果整个中东属于基督教而不是穆斯林世界，那么地区紧张局势也可能由于历史、石油、权力、侵略和地缘政治引发的紧张关系而非常相似。”[4]91

　　二、西方中心主义与中东民主化战略

　　“人们总是从其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角度出发，审视别的民族、别的文化的，这是历史以民族社会为主体的时代的必然现象。”[5] 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上西方、伊斯兰世界以及中华文明都曾经出现过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存在一定的历史必然性。而在不同文明间几乎相互隔绝、互动极为有限的情况下，这种文化中心主义的出现更是无可厚非。然而，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之际，不同文明之间物质和文化交往日渐频繁，无视或蔑视其他文明的特性和价值已经不合时宜。纵观人类历史，不管是西方、伊斯兰还是中华文明都曾出现过鼎盛时期，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优势来傲视其他文明也是一种短视行为。但那种“把西方的价值观念看成是世界共同的观念，西方的取向即世界各民族共同的前进方向”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方式不仅根深蒂固，而且呈愈演愈烈的趋势。与殖民时期那种居高临下、以赤裸裸的语言描述东方的贫穷和落后相比，当代西方中心主义更多表现为强调西方价值观的优越性。

　　冷战结束时，日裔美籍学者福山极其自信地提出了“历史终结论”，其核心观点包括：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体制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和“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这也就是“历史的终结”，因为历史不再会发展出更新的形态。[6] 而亨廷顿则认为“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最重要的和最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者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7]7 尽管亨廷顿并没有直接否定文明的多样性，但其全部观点的论证充斥着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且充满火药味，令人怀疑，他是否要告诉人们：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联合必然败给西方文明，西方文明最终将一统天下。

　　“9·11”事件后，作为美国外交政策指导思想的新保守主义仍然沿用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新保守主义内部存在不同的思想流派：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和比尔·克里斯托尔(Bill Kristol)等民主全球主义者主张将民主的旗帜插遍世界各地;而以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等为代表的民主现实主义者则支持每个地方的民主制度，但只是在具有战略必要性的地方、在对反对现有敌人——对自由形成一种全球道德威胁的敌人——的更大规模的战争来说至关重要的地方，才会流血和破财。”[8] 尽管两者观点有所不同，但在推广西方民主制度方面两者之间形成了高度共识。这也就是他们成为新保守主义者的最根本原因。

　　“9·11”事件对美国的物质和精神打击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改变了美政府对国家安全威胁的判断。“9·11”后，美国出台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权威官方文件形式明确将“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结合”视为美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9] 而恐怖主义的根源在于中东国家内部的不民主，根除恐怖主义的方法在于对中东地区进行民主化改造。由此，民主推广则成为美对外战略的首要目标和手段。

　　如果说发动阿富汗战争、推翻塔利班政权、按西方模式建立卡尔扎伊政府还只是美对本·拉登基地组织及其庇护者塔利班政权的报复和惩罚的话，那么2002年后，美在中东所采取的重大行动则是对该地区所进行的民主化改造战略。2002年，中东和平有关四方通过“路线图”计划，要求巴勒斯坦进行内部改革，并将其作为推动和平进程的前提。通过此安排，美国试图将巴勒斯坦作为中东民主化改造的样板之一。正如2002年6月24日小布什在提出巴以和平进程新计划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如果能够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岩石般的土地上开出繁茂的自由之花，那将会鼓舞世界各地同样遭受贫穷和压迫、同样应当受益于民主政府的数以百万计的男男女女”[10]。

　　2003年，小布什政府在证据不足、包括欧洲盟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强烈反对的情况下，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以武力方式推翻了萨达姆政权，试图按照西方模式对伊拉克进行民主化改造，并将其作为中东民主化改造的另一样板。2004年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美国以“面向进步和共同未来伙伴关系计划”和“八国集团支持改革计划”两份文件的形式正式提出了改进版的“大中东计划”。根据这两份文件，八国集团将与泛中东和北非地区有关国家成立“面向未来论坛”。这个由各国部长级官员参加的论坛从2004年秋天起定期召开会议，商讨泛中东和北非地区改革的具体问题。文件还包括八国集团帮助泛中东和北非地区各国发展中小企业、扫盲和支持民主等一系列具体措施。[11]

　　美民主改造计划并不成功，迫于国内强大压力，小布什不得不于2007年1月10日公布了伊拉克新政策，但美放弃该计划的可能性并不大。小布什公开承认伊拉克局势对美国和自己都无法接受，而错误在于其本人，但他坚持认为：“从长期来看，保护美国人民的最现实的方法是通过在一个麻烦地区推动自由，从而替代敌人充满仇恨的意识形态。”[12] 可见，民主推广仍将是美对中东地区乃至全球首要战略。

　　在美国国内，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也无论是草根还是精英阶层，都有一种强烈的共识，即“美国之所以要帮助其他国家实现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不是因为这些价值观是美国所认为的应该输出的生活方式，而是因为它们是普适的、不言自明的和不可剥夺的”[1]213。包括美国主流媒体、著名学者、政治家以及广大民众对小布什政府伊拉克政策均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所有批评中并没有对其民主化战略本身提出指责，更多的是要求小布什政府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如要求小布什改善与伊拉克周边的叙利亚和伊朗的关系，以寻求这些国家帮助稳定伊局势等。小布什政府不但不会放弃其中东民主化战略，即使是其他党派的领导人执掌白宫，美在中东地区促进民主的战略也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当然，对于不同政府来说，民主推广战略在其总体外交战略中的重要性会有所不同。

　　“9·11”事件后，欧洲主要大国如法、德等对美国中东政策提出了许多质疑和批评。比如，相对于美国，法、德更加强调解决巴以冲突问题的重要性，强烈反对美发动伊拉克战争。但在中东民主化战略方面，双方并不存在根本分歧。欧洲国家从周边安全稳定的角度看待中东问题，提出其中东政策。早在1995年11月27～28日欧洲—地中海会议上，一些欧洲国家与包括一些中东国家在内的地中海国家发布了“巴塞罗那宣言”，认为，“将地中海盆地转变成对话、交流和保障和平、稳定和繁荣合作的总体目标，需要加强民主、尊重人权、保持可持续和平衡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摆脱贫困和促进更广泛的伙伴关系。”[13]

　　美欧之间的分歧主要在于以何种方式推动中东民主化进程。美国新保守主义者主张为促进中东地区的民主，可采用包括武力在内的方式，欧洲国家则主张通过经济合作、政治对话以及文化交流等手段循序渐进地予以推动，而“巴塞罗那宣言”正是体现欧洲这一立场和态度的文件之一。美欧之间的分歧主要是因为欧洲与中东直接毗邻，中东地区对欧洲的安全冲击远超过美国。当然，关于美欧分歧的原因，也存在其他观点。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认为这种差异主要在于美欧综合力量上的差距。[14] 美学者罗伯特·杰维斯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将民主和自由主义扩展到全世界，一直是美国的目标。只是现在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使这个目标变得比较现实了。并非中东似乎突然变成适合美国实现理想的较肥沃的土地;而是美国现在有了把它的意志强加于人的途径。”[15]84

　　三、西方的挑战与伊斯兰世界的应对

　　冷战结束后，随着西方与伊斯兰世界对立情绪的增加以及西方对伊斯兰世界指责不断升级，伊斯兰世界作出了积极应对。20世纪九十年代，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以伊朗前总统哈塔米为代表的伊斯兰世界提出了“文明对话”的倡议，认为各文明间应该互相尊重、借鉴和学习，主张以文明对话消除文明对抗和国际冲突。“9·11”事件后，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有意无意地将国际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联系在一起，伊斯兰世界不得不作出应对。

　　毫无疑问，“9·11”事件是对人类共同价值观念的挑战，也是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事件发生后，不同文明背景的国家都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谴责，对美国人民表达了各种形式的慰问，伊斯兰世界也不例外。2001年9月11日当天，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便强烈谴责了发生在美国的这一恐怖袭击事件。[16] 当日午夜，叙利亚通讯社播发了叙利亚官方新闻负责人的一项声明，谴责在美国发生的以无辜平民生命为目标、并造成重大损失的破坏性袭击，并代表叙利亚向美国人民和遇害者家属表示同情。[17] 伊朗领导人声称要对这一邪恶事件进行圣战，伊朗总统哈塔米代表伊朗人民和政府向美国以及所有受害者家属表示同情。[18]

　　由于包括本·拉登基地组织在内的一些恐怖主义组织以宗教名义发动了针对西方世界的恐怖袭击，而美国将反恐战争的打击目标定为带有伊斯兰色彩的恐怖组织，有意无意地主导和塑造了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进而使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集中于伊斯兰世界，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被联系在一起。[1]114—115 面对伊斯兰文明被歪曲、穆斯林形象被丑化的现状，伊斯兰世界不断提出批评和反对。2001年11月，哈塔米在第56届联合国大会上指出：“恐怖主义不能归因于任何宗教或者民族……将神圣的宗教与暴力和恐怖联系在一起是对所有宗教及其信徒的严重伤害。神圣的宗教鼓励和平、宽容和仁慈。它们明确否定——无论是本质上还是外在表现上——任何暴力思想和行为。”[18] 在同一篇演讲中，哈塔米还对美国以武力打击恐怖主义的行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怒火和暴力不可能根除恐怖主义，对任何地方的恐怖主义行为的默认不符合宗教或者道德的原则。与此同理，为反对这些恐怖主义行为而诉诸暴力和报复得不到道德和人性的开释。”[18]

　　2003年5月28～30日，在德黑兰举行的伊斯兰会议组织外长会议发表的《德黑兰宣言》也指出，将伊斯兰和穆斯林世界与暴力、恐怖主义以及缺乏政治参与和民主联系在一起是危险而错误的行为，伊斯兰会议组织对此表示深切关注。[19] 而发端于丹麦的漫画事件则把伊斯兰世界的愤怒推向了高潮。2005年9月30日，丹麦《日德兰邮报》刊载12幅以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为主题的讽刺漫画，此后，挪威、德国、法国、西班牙和新西兰等国媒体以支持言论自由为借口，纷纷转载了这些漫画，在其中的一幅漫画中，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头上戴着的围巾酷似炸弹，暗示先知是“恐怖分子”。这些漫画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宗教信仰不可侵犯的“底线”，在整个伊斯兰世界掀起了抗议的浪潮。2006年2月4～5日，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穆斯林烧毁了丹麦和挪威在当地的使领馆。[20]

　　美国的民主改造“大中东”战略在中东伊斯兰国家也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些国家对美国提出的“大中东”计划持反对立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们认为美国提出的“大中东”计划忽视了巴以冲突问题，而这一问题不仅是中东地区的首要问题，也是进行改革的重要前提;其次，中东伊斯兰国家近代以来长期饱受外来力量的征服、侵略甚至占领，它们对外部强加的改革极其反感。

　　2004年3月12～14日，由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发起，阿拉伯科学和技术研究院、阿拉伯商会、阿拉伯妇女组织、经济研究论坛以及阿拉伯人权组织等民间机构在亚历山大召开会议，与会者发表了题为《阿拉伯改革问题：构想与实施》的“亚历山大声明”。关于巴以问题与改革的关系，声明指出：“内部改革不应使我们把注意力从处理议程上紧迫的地区性问题转移开。在这些问题中，最重要的是在国际决议基础上公正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关于改革的动力问题，声明认为：“与外部世界及其许多改革经验充分互动的同时，阿拉伯社会有能力管理自己的事务、有能力改革它们内部状况”。[21] 这一声明虽然没有直接批评美国的“大中东”计划，但从侧面表达了阿拉伯国家的基本立场。2004年伊斯兰会议组织外长会议发布的《伊斯坦布尔宣言》也指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进步与改革应该来自内部。[22] 客观而言，伊斯兰世界的反应对西方世界的影响还是存在的。2004年6月，美国在八国集团首脑峰会上推出了改进版的“大中东”计划，表示要推动巴以和平进程，尊重相关国家的自主性。

　　不可否认，“亚历山大声明”是对美国和西方世界的一种回应，堪称阿拉伯版本的“大中东倡议”[1]241，产生了一定的实效：2005年埃及修改了宪法，并于当年9月按照新宪法举行了总统选举，有多名候选人参加了选举;2005年12月，阿联酋举行了全国协商会议的选举，其中半数议员经选举产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大中东”计划对伊斯兰国家的内部改革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并不是说，伊斯兰国家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外部。事实上，早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为顺应国内民众的要求，一些伊斯兰国家的开明领导便开始进行自上而下的政制变革，如明确和改善公民权利、提高妇女地位、扩大新闻自由、革新吏制等。[23]8—11 然而，由于内部经济发展滞后、地区局势动荡、外部大国干预以及自身独特的历史和文化等原因，大大制约了伊斯兰世界的改革进程。

　　四、结语

　　伊斯兰世界反西方情绪的根源并不在于伊斯兰教本身，而在于现实国际政治斗争;推广西式民主和自由价值观是西方中心主义的重要传统，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民主化改造战略是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方式的继承和延续。“9·11”事件与这一战略的关系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9·11”事件使得民主化改造成为美国的首要战略目标和主要手段，使其成为目标和手段的高度统一;第二，“9·11”事件使得中东地区成为美国推广西方民主和自由价值观的首要地区。

　　冷战结束特别是“9·11”事件以后，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主要是美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断上升。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攻势，伊斯兰世界选择了抗议和斗争。然而，西方中心主义的自信和傲慢主要建立在其占据优势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实力基础之上。从长远来看，为摆脱被动局面，伊斯兰世界必须通过改革来加强自身的力量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