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外交战略和国际关系理论的标志性成果，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孕育在1840年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逻辑之中，诞生于战后国际社会动荡、分化、改组的深刻的历史变革之中，具有十分特殊的时代价值。①它不仅科学揭示了时代特征，而且直接影响了冷战时代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以及中国外交战略的基本价值取向。21世纪以来，国际形势虽然发生了新的变化，但国际政治的本质并未改变，全面梳理和考量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历史脉络、逻辑体系，对新世纪中国外交理念和发展战略具有重大历史借鉴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思想来源和形成过程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萌芽于20世纪40年代、50年代“一个中间地带”思想，雏形于60年代的“两个中间地带”思想，正式形成于70年代初期。这一理论的逐渐成熟化，恰恰是基于冷战时代国际社会总体形势演变，特别是大国博弈和民族独立运动发展的历史背景，围绕国家安全和民族独立进行政治思考的结果。
(一)“一个中间地带”理论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萌芽于战后初期，其主要标志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提出了“一个中间地带”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局势凸显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下的三大经济政治征象。一是美国全球霸权外交战略凸显。美国开始策划“领导世界，实现美国世纪”的新外交霸权战略，导致冷战全面爆发。二是世界经济政治关系新组合和新矛盾凸显。美苏战时同盟关系结束，中苏结盟关系开始启动，美国与西方关系出现控制与反控制的新矛盾，大国博弈关系出现新的分化和组合；三是民族独立运动现象凸显。战后民族独立国家开始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引起大国利益集团的争夺，反帝、反霸、反殖运动和亲帝、亲霸、亲殖运动互相交织，纷繁复杂，国际政治展开新的画卷。战后局势推动中美关系模式出现新的变化。一方面，美国支持蒋介石反动政府，中国内战日趋激烈；另一方面，新中国诞生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对中国进行封锁和制裁，中国的安全形势复杂而严峻。
在这个背景下，毛泽东以全球视角对国际力量组合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早在1946年8月6日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毛泽东首次提出了关于“中间地带”的思想，强调：“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现在美国在太平洋控制了比英国过去的全部势力范围还要多的地方，它控制着日本、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半个朝鲜和南太平洋；它早已控制着中南美；它还想控制整个大英帝国和西欧。美国在各种借口之下，在许多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布置，建立军事基地。”②接着，1954年8月，毛泽东在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时，曾反复讲到“中间地带”问题。毛泽东指出，美国的目的“首先是占据从日本到英国的这个中间地段。美国在北美洲处在这个中间地段的那一边，苏联和中国处在这一边。美国的目标是占领处在这个广大中间地带的国家，欺负它们，控制它们的经济，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最好使这些国家都弱下去，这包括日本、德国在内”。③
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揭示了以下重要的国际政治命题：
首先，国际社会重新组合，呈现新的力量分配格局。在毛泽东的国际视野中，美国和苏联分别代表世界上不同的政治力量和发展方向。作为国际社会最大的行为主体，苏美之间的外交博弈是国际社会的最大政治。其中，毛泽东对苏联有三个定位，即“世界和平的保卫者”、“阻碍美国反动派建立世界霸权的强大的因素”和爱好民主自由以及进步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外交目的之一是保护苏联、捍卫苏联。毛泽东对美国也有三个定位，即反动派、霸权和侵略国家、帝国主义势力。④中国共产党的外交目的之一就是反对并遏制美国的霸权和帝国主义扩张的努力。其次，国际体系凸显权力关系的结构性和层次性。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呈现出不同力量相互牵制的垂直权力关系，突出表现为“第一种势力”(美国和苏联)、“第二种势力”(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种势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存在。他们之间的关系互动和力量博弈构成了当时国际社会的基本存在方式。第三，战后地缘政治重新布局。相对于英国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毛泽东“中间地带”理论是对当时国际格局的新界说。处于“中间地带”的国家既是美国梦想侵略和控制的对象，也是世界民主进步力量需要争取的对象。这个“中间地带”成为后来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中的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雏形。第四，战后世界的主要矛盾日渐明晰。毛泽东强调，当时世界构成了复杂的矛盾链，“美国反动派同美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美国帝国主义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⑤其中，主要矛盾的核心是美国谋求称霸世界和世界人民反对美国霸权。
毛泽东“一个中间地带”思想奠定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基本框架。这是因为：一是以国家实力为基础，通过对国际社会力量进行比较分析，得出苏美两国是当时世界的两大政治力量中心的基本结论。二是以层次性和地缘政治分析为依据，首次区分了国际社会三种力量的存在，即美苏两大势力、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三是以矛盾动力说为前提，阐明国际社会复杂的利益矛盾关系，并突出了矛盾主体的层次性，既揭示了美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揭示了美国与其他落后国家之间的矛盾，明确美国是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头号敌人，凸显了矛盾斗争的主要对象和统一战线对象。四是以阐明国际政治斗争的目的性为指向，明确指出国家独立、主权完整、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是“中间地带”思想的灵魂和出发点。可以说，“一个中间地带”理论“在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中最有代表性，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的影响也最大。同时，这个思想的提出也是一个标志。从这时起，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独立自主地判断国际形势”，⑥构成了后来“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基本内核和逻辑框架的基础。
(二)“两个中间地带”理论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随着国际形势的进一步变化，毛泽东对世界图景的观察与分析范式的系统化日渐深入，“一个中间地带”理论在60年代初期逐渐演变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
1962年1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理事长安井郁的谈话中，强调了关于“中间地带”的三个关键点：(1)世界地缘政治分为三大块，即“社会主义阵营算一个方面，美国算另一个方面，除此之外，都算中间地带”；(2)“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也各不相同”，“中间地带国家各式各样，各不相同”，存在四种类型的国家；(3)“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压迫者、剥削者、欺侮者。”⑦
1963年9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把上述四类国家概括为“两个中间地带”，通过实现国别与区域的明晰化，突出了中间地带力量的多元性质：(1)“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2)美国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以及日本存在矛盾，日本、加拿大、法国等对美国不满意，“他们是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3)“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⑧
1964年1月5日，毛泽东会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时，再度阐释了“中间地带”的层级结构：(1)从国际地位来说，美、苏占第一位，美、苏两国都有核武器，想统治世界；(2)日本、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等占第二位；(3)“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4)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中苏关系存在矛盾，“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还不如中国同日本自由民主党的关系好”；(5)苏联与东欧各国有矛盾，“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⑨
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在同日本社会党人士谈话时，明确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洲际定位，其核心是：(1)当今世界有两个中间地带，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2)“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都反对美帝国主义。欧洲、北美、大洋洲也有许多人反对美帝国主义”；(3)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矛盾，“有的帝国主义者也反对美帝国主义”。⑩
在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说明：首先，比照“一个中间地带”理论，在“两个中间地带”理论中，苏联的国际定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已经由原来世界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力量变成了民主与和平的敌人。其主要原因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掀起了批判斯大林运动，由此导致中苏关系紧张乃至冲突。毛泽东对此评价道：“苏共二十大之后，我们已经感到赫鲁晓夫不对头……”(11)“中苏的分歧要从一九五四年开始算起”。(12)后来，中苏在1958年海军基地问题、1959年中印边界事件等冲突中，苏联认为，中国“是教条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专讲空话、假革命、民族主义”。(13)很显然，苏联推行老子党政策，奉行大国沙文主义，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名存实亡，毛泽东已经不再认同苏联和中国同在一个世界，而将苏联纳入到同美国并列的第一世界之中。其次，美国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仍然是世界民主力量的头号敌人。1964年1月12日，毛泽东在对《人民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时，曾用侵略政策、战争政策、“和平演变”政策、“弱肉强食”政策来形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并认为“美帝国主义称霸全世界的侵略计划，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到约翰逊，是一脉相承的”。(14)由此，毛泽东得出一个结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15)再次，高度关注亚、非、拉国家民主团结和主权独立运动。1955年4月18—24日，包括中国在内的29个亚非国家召开了万隆会议。毛泽东对亚非会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一是“万隆精神已发展很快，影响很大”；二是“亚非会议团结了大小国家，人口有十五亿”；三是“万隆会议是一次很好的会议，万隆会议真了不得。”(16)1956年7月26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非洲民族独立浪潮的发展，让毛泽东相信“非洲有一个很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风暴”。(17)而1961年首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召开和1964年“七十七国集团”建立，使毛泽东更加坚信亚、非、拉民族国家力量的壮大已形成势不可挡的洪流。最后，美国与欧洲各国存在巨大矛盾。1958年西欧六国建立经济共同体，法国总统戴高乐主张建立“欧洲人的欧洲”，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这一事实表明，西欧国家反对美国控制的联合自强意识日益明显。对此，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是不统一的”，(18)“四分五裂，这就是西方世界的形势”。(19)
综上所述，“两个中间地带”思想比较清晰地呈现了毛泽东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逻辑框架：第一，就国际格局而言，美国和苏联为第一世界，它们都想统治世界。第二，美国是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在中国国家安全利益中，美国是主要政治对手。第三，中苏两国已经位列不同的国际方位中，不属于同一个世界。第四，广大中间地带的国家和人民是世界反对苏美统治的主要力量。第五，“两个中间地带”理论蕴含着一些超越社会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的思想。应当说，“从‘中间地带’理论发展到‘两个中间地带’理论，深刻地反映了战后世界格局在50年代和60年代发生的巨大变化：苏美控制各自盟国的能力大为削弱，两极体系正从内部开始瓦解；‘中间地带’力量日益壮大，逐步成为抗衡苏美的国际力量；‘中间地带’内部利益多元、矛盾交错。凡此种种，皆使整个世界呈现出多元化、多极化的发展趋势。”(20)
更为重要的是，从“一个中间地带”理论向“两个中间地带”理论的演进历程，跨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这不仅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局部执政的党，转变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为维护独立自主、和平发展而全面执政的党，而且这一历史性变化，需要党从全面执政走向长期执政的过程中，面对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形成具有独创性的新的重大理论判断，实现新中国对外战略的新的“顶层设计”。因此，上述“中间地带”理论在整体意义上“系统地廓清了中国革命运动与美苏矛盾以及与苏联对外政策的关系。它的产生预示了中国革命运动在战后东亚格局中将独立发展的趋势，揭示了中国革命运动不会再受任何大国操纵的基本趋势，中共最终将走上独立自主地争取中国革命彻底胜利的道路”。(21)同时，建国后“两个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不仅“可以视为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22)而且是对“一个中间地带”理论的深化，又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最终形成起到了支撑和转折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历来注重“冷眼向洋看世界”，始终坚持用实事求是和矛盾论的观点观察、分析、处理国际事务。“中间地带”理论总体架构的实质在于，强调“中间地带”国家在战后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其核心是要团结、依靠作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主力军的第一中间地带国家，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国家，使之成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的同盟者。“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来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23)正是基于此，在战略价值上，无论从毛泽东1939年关于“两个世界、四个集团”观点(24)的提出，到1946年“一个中间地带”理论的雏形，到建国初在“两大阵营”中“一边倒”战略(25)的实行，再到60年代“两个中间地带”理论的形成，无疑都否定了政治中立的前提。(26)可以说，拒绝中立化的“中间地带”理论，确保了新中国外交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与时俱进，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外交的国际空间，有助于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通过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和平外交努力，真正做到“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27)从而有力地支援了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运动，“为实现这个世界规模的统一战线而奋斗”。(28)
(三)“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提出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指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29)由此，毛泽东正式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发言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蕴含着新的时代逻辑内涵：
首先，总体判断和辨识国际格局。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毛泽东对国际形势有一个波动性的认识和估计：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中国的国家安全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的霸权主义。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中国的国家安全威胁主要来自美国和苏联的霸权主义威胁。这个认识在毛泽东的“一个中间地带”和“两个中间地带”思想中已经体现得十分清晰。但是，当历史行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时，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美国因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国内出现新的经济危机，加上苏美军备竞赛中，苏联处于攻势，迫使美国开始实施战略收缩，对中国的安全威胁逐渐式微；另一方面，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开始猖獗，中国在地缘政治、外交政治以及军事领域承受巨大安全压力。特别是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苏联提出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倡议，试图同亚洲的一些国家建立所谓“安全合作关系”。苏联势力大举进入蒙古、印度、越南和阿富汗等国，事实上形成对付中国的军事联盟。受毛泽东的指示，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4位元帅在1969年7月11日和9月17日提出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两份报告，其结论是：第一，在可以预见的时期，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不大。第二，在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第三，美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这个判断对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产生了巨大影响。与此同时，1972年5月尼克松访问苏联，双方签署了限制战略武器的协定。美苏接近的动向促使毛泽东下决心进一步缓和中美关系，以防止美苏联合对付中国。毛泽东联合美国压制苏联的“一条线、一大片”战略构想由此而生。(30)
其次，确定划分“三个世界”的新标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标准有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以国家实力为标准，即以军事实力、经济实力为标准，划分为“三个世界”。毛泽东认为，“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属于第一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31)属于第二世界。中国和其他亚、非、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第二个维度是突破了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的框框，以称霸与反霸斗争为标准，划分国际政治中的“三个世界”。尽管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曾批评过苏联搞大国沙文主义，60年代初也批评过苏联的某些外交行为，但没有公开将苏联与美国划为一类。这时，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标准使得毛泽东仍然把美苏之间的争夺，看成是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因此，他在提出“两个中间地带”时，是把美苏作为两大对立的国际政治力量来对待的。后来，当苏联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和挑起珍宝岛事件后，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苏联的对外行为是为了霸权利益，它与美国的对抗不是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而是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博弈。因此，美苏“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32)这是毛泽东将苏美两国认定为第一世界的重要依据。需要说明的是，正是毛泽东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标准的设定，赋予了第三世界作为反对霸权统一战线设想的政治弹性，甚至可以将第二世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第三世界民族独立国家“组织”在新的“合作平台”之上，拓展了中国新的外交空间。
最后，扩大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内涵。由于毛泽东将划分“三个世界”的标准进行新的界定，相应的反霸权主义战略获得了更多的力量支持。一方面，统一战线最基本的力量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整个非洲、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国家就是统一战线的最基本的力量，这也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基本立足点。另一方面，毛泽东国际统一战线战略的最大变化，是进一步坚定了将第二世界纳入到中国安全战略中的意志。为了更大限度地团结国际社会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毛泽东使用了一个很重要的词汇：“中间派”。所谓“中间派”就是介于“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另一种力量，即第二世界，并将这个“中间派”视为国际反对霸权战略的重要力量。这样，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战略中统一战线的内涵获得了极大的丰富。

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逻辑体系
就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而言，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开国领袖，对民族独立的维护、国家主权与尊严的捍卫、国家安全的护持，始终保持格外的敏感和关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以国家利益与主权诉求为逻辑原点，以矛盾对立统一论为哲学基石，以反对霸权主义为主要外交方略，构成了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逻辑体系。
(一)逻辑原点：国家利益与主权诉求
就理论而言，划分“三个世界”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主观映像，而是基于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客观反映，具有强大的历史逻辑力支撑。
首先，中国近代社会耻辱和悲惨的命运，为毛泽东国际观中的“国家利益与主权诉求”思想设定了历史前提。作为中国进入近代耻辱历史的标志性事件，鸦片战争的实质是在以西方列强为主导的近代“全球化”运动中，在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并“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3)的国际设计和制度安排下，爆发的落后国家与西方列强之间的主权之争。鸦片战争的失败不仅引发了近代中华民族的集体思考，而且给中华民族的命运带来了国际性拷问，即基于当下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背景，如何正确透视和考量中华民族的历史方位和未来发展。于是，在20世纪的国际政治层面上自然地产生了这样的历史逻辑：一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全，即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猖獗的时代，如何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国际力量，寻求维护国家主权完整和自保的方案，以免重蹈近代命运的覆辙；二是确定新的国际定位，即面对旧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在大国博弈中对中国国家安全保持新的警惕，并对安全路径进行战略选择。正如亨利·基辛格所言，“自从十九世纪上叶鸦片战争打开中国门户以来，中国人视西方是一连串无休无止地国耻的始作俑者。地位平等、强烈坚持不听命于外国，在中国领导人心目中，不只是战术，更是道德上的必然。”(34)
其次，世界战争再次验证了国际政治中的丛林法则，促使毛泽东更加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尊严的意志。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与世界战争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局部战争中。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雅尔塔体系所缔造的国际垂直权力体系和秩序下，中国的国际命运面临严峻的境遇。一战时期，毛泽东经历了中国被蹂躏和羞辱的时代，二战时期，他经历了日本侵华战争的整个历史时期。随着毛泽东革命斗争经验越来越丰富，站在更高的历史平台上去审视中国与国际的关系，特别是战后爆发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使得毛泽东更加珍视国家安全和民族自立。当然，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盛行的同时，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落后国家人民追求民主革命和民族独立运动浪潮汹涌澎湃的过程，这让毛泽东明显地感受到了革命力量的日益壮大，看到了新的依靠力量和革命的希望。正因如此，毛泽东在思想上升华了两种维度的政治判断，这就是既看到了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中国主权的威胁，也发现了维护国家利益的国际依靠力量，这构成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国际历史观前提。
最后，中国与苏联的特殊历史经历，让毛泽东对中国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拥有更深的理解和护持。1956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针对斯大林问题讲到，“第三国际做了许多错事”，“过去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这是我们第一次吃斯大林的亏。”(35)毛泽东还说，本人不喜欢斯大林，是因为斯大林“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36)1958年7月，中苏两国围绕“建立联合舰队”等问题发生冲突。毛泽东在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强调：“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作是第二个铁托，是个落后的民族。你们说欧洲人看不起俄国人，我看俄国人有的看不起中国人。”(37)1957年，毛泽东在谈到中苏关系时，强调几个核心思想：一是“苏联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行不通了”。某些人“利令智昏”。二是“现在中苏之间就有那么一些矛盾”。三是中苏关系“总是要扯皮的”，我们“跟他们抬杠子了，搞得他们也抬了”。(38)1964年1月5日，毛泽东对日本人士讲：“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还不如中国同日本自由民主党的关系好，也不如中国同池田派的关系好。”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美、苏两国都有核武器，想统治全世界”。(39)1965年1月，当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提出“赫鲁晓夫下台后，中苏关系有什么改进？”时，毛泽东回答：“可能有点，但是不多。”(40)1974年5月，当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追问苏联是否对中国构成威胁时，毛泽东则将苏联比喻为“一股祸水”，并强调“我们准备它来”。(41)从上述谈话中不难看出，在涉及国家、政党、民族利益问题上，毛泽东始终以高度的政治戒备清醒地认识和处理中苏关系。应当说，这是导致毛泽东决心捍卫国际尊严与独立，并将苏联认定为第一世界的非常重要的历史情结。
(二)哲学基石：矛盾对立统一论
毛泽东对世界和社会的解构方程蕴含着独特的哲学思维方式。这就是：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贯穿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同时，矛盾系统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它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形态。毛泽东认为，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可以说，上述哲学观构成了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哲学依据，也构成了其国际关系政治博弈理论的依据。
首先，国际社会始终存在着各种矛盾。1956年9月，毛泽东在同埃及驻华大使哈桑·拉加卜围绕苏伊士运河斗争谈话时强调，国际社会存在“帝国主义国家间、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间、帝国主义和民族独立国家间的矛盾”。(42)1962年，毛泽东指出：“英国和法国是帝国主义，但它们是大帝国主义美国想吃掉的中等帝国主义国家，同美国有矛盾，日子也很难混，可以作为人民的间接同盟者。”(43)1963年9月，针对社会主义阵营，毛泽东同样运用矛盾论分析，认为“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44)就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而言，世界矛盾链中最大的矛盾焦点是民族独立国家与美国帝国主义的矛盾，它决定着国际政治发展的走向。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民族独立国家可以利用美国与西方国家的矛盾，建立反对美国霸权的统一战线。同时，就中国与大国之间的矛盾而言，如果说中美矛盾在40年代、50年代甚至60年代是最大的矛盾的话，那么，在70年代中苏矛盾就是最主要的矛盾。这构成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矛盾论前提。
其次，国际力量之间的矛盾存在辩证统一性。毛泽东辩证分析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强调“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闹矛盾，所以我们有机可乘。它们并不那么团结，美国人和英国人并不那么团结，美国人和西德人也不是那么团结的，阿登纳同英国人也不对头。所以全世界劳动者，受帝国主义压迫的爱国人民，同盟军是很多的。”(45)这反映出毛泽东在大矛盾格局中一直坚持辩证法原则，既认同国际社会存在着各种复杂的矛盾体这一普遍性，又辩证地强调矛盾存在的特殊性，也就是国际社会存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特别是与民族独立国家之间的矛盾，也存在西方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矛盾。这三大矛盾的相互对立与统一，构成了当时国际社会利益矛盾体，蕴含着巨大的矛盾动力，影响了国际社会的演变和发展。这种矛盾的结构性存在及其解析，正是毛泽东构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有力支撑。
最后，国际政治斗争充满矛盾的斗争性与妥协性。毛泽东对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的分析具有两个维度的理解力：一是实践哲学中的斗争理念。这种斗争意识既源于近代中国与西方列强百年斗争的耻辱历史记忆，也来自两次世界大战带给中国的历史经验，又与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矛盾，特别是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猖獗存在密切关系。因此，在“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框架中，始终蕴含着矛盾斗争构成了战后世界政治主旋律的逻辑判断，而其中的主要音符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二是实践哲学中的妥协与变通思想。毛泽东强调国际社会的斗争性质，并不意味着其外交战略旨在制造国际恐怖和战争。“三个世界”的划分旨在通过利益相关性和共同性建立利益共同体，建立起更加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统一战线。正是基于此，这一战略思想以鲜明的外交妥协与变通的政治主张，实现了国际斗争与国际妥协的会通，体现了目的性与手段性的统一，为冷战对抗时期超越国际政治利益纷争，联合国际和平力量，共同反对霸权主义，确立了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
毛泽东的矛盾实践论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实践。同时，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理论和殖民地学说的两个理论维度，又强有力地支撑了上述理论的自信心。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分析工具，以矛盾对立统一为逻辑出发点，针对国际政治的本质，分析国际社会各种矛盾共同体之间的利害关系，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作为外交战略的首要问题置于复杂的国际体系中，提出了系统分析国际政治的理论范式。不言而喻，“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形成了毛泽东关于民族独立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新政治博弈理论。
(三)国际战略：反对霸权主义理论与策略
通观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质就是在两极格局向多极化格局转化的历史背景下，以反对霸权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全为新的话语特征，确立了分析国际关系的总体框架，为实施“远交近攻”的中国式外交谋略奠基。
1.外交战略基石
国际体系中的身份识别，既是国际关系的重要理论命题，也是一个国家进行国际定位和实施外交政策的前提假设和理性判断的基本依据。毛泽东对“第三世界”的身份识别，(46)是在一个崭新的标准和框架体系中进行确证的。其一，身份识别的结构释义。“第三世界”的身份识别是在三个矛盾对立统一的国际体系中体现的。这就是以美苏为第一世界，以欧洲、加拿大、日本等国为第二世界和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第三世界。其二，身份识别的参照性。“第三世界”的身份识别是以国际社会反对霸权主义为参照而体现的。第三世界不是相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而存在的第三类意识形态标签，而是相对于国际霸权主义存在的国际权力的等差结构。它主要以民族独立国家维护主权完整、自立、自强为特征体现其存在价值。其三，身份识别的思维模型。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属于冷战中期，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大阵营在思维模式和价值观上的分歧与对立，构成了时代性特征，即建立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可协调性。因此说，毛泽东关于“第三世界”的身份识别，就是以超越社会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而进行的新界定，这在认识境界和思维模型上是一种重要超越。这直接为毛泽东的中国外交战略奠定了基本政策，即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足点。
2.博弈目标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实质是一种政治博弈理论。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将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全置于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整体链条基础上的，也就是说，中国国家安全与独立的逻辑前提之一，是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胜利。这在毛泽东“一个中间地带”→“两个中间地带”→“一条线、一大片”→“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框架中体现得十分明显。但是，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现象，即毛泽东的外交战略在不同的历史年代中是具有流变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毛泽东主要关注两大阵营——法西斯阵营与反法西斯阵营的战争。在毛泽东的视域里，当时的美国和苏联与中国在一个共同的国际阵营中。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外交目的是“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47)为此，1941年，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中，曾以“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为主题，强调：“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48)由此可见，这个时期，毛泽东将苏联和美国视为中国抗日的政治同盟。战后，毛泽东的外交理论以及外交战略因历史和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如果说，在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整个链条中，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中叶，毛泽东的主导思想主要集中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话，那么，从50年代中叶开始，特别是60年代和70年代初，其主导思想主要是反对霸权主义。
3.安全方略
可以肯定地说，作为中国古代外交的基本攻防谋略之一，“远交近攻”是毛泽东在现代国际政治博弈中反对霸权主义的主要外交方略。(49)为了积极应对邻近霸权国家对中国的威胁，毛泽东积极而缜密进行三个维度的外交设计：第一，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同美国进行外交缓和化。当然，其中的目的不仅仅是发展两国关系这么简单，还有一个重要目的是，在防范苏美关系结盟对中国造成外交压力的同时，建构中美关系的合作机制，对抗苏联霸权主义。第二，在西方国家中寻找反对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力量。从“中间地带”到“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充分体现了加强同西欧国家的关系等，扩大国际反霸、反帝力量的思想。按照詹姆斯·多尔蒂的研究成果，中国的策略是“支持加强北约，鼓励欧洲一体化，提醒西方不要把苏联的缓和建议看得太认真”。(50)第三，建立以第三世界为主体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真正让毛泽东看到第三世界力量存在，并积极在国际社会表达其意志，将其视为中国维护国际正义和国家安全统一战线对象的原因，是第三世界与中国命运的相关性以及日益蓬勃壮大的力量。在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宴会上，毛泽东讲道：“我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爱好自由和独立的人民，都在反对殖民主义。”(51)毛泽东在欢迎印度副总理拉达克里希南时强调：“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是亚非各国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52)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毛泽东将中国与广大亚、非、拉国家连结为一个利益和命运共同体，视为世界反霸权主义同等重要的政治资源。

三、“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
毛泽东逝世后，国际形势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在新的国际坐标系中，面临新的定位和新的考验。用怎样的理论范式和价值观论证和回答一系列新的国际难题，成为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新使命。回眸和总结战后国际社会发展的实际，结合当今国际社会的时代特质，我们认为，毛泽东的外交思想资源，特别是“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及其战略，对于理解当今国际社会的本质，构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仍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国际伦理与正义原则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体系中蕴含着一个国际伦理的道德标准——正义原则。遗憾的是，这方面的国际贡献被埋藏在巨大的战略框架中，以至于有人认为，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体现明显的个人政治价值偏好，其斗争哲学直接导致更注重暴力革命与冲突对抗。随着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这一过渡性的战略也将结束历史使命。严格地讲，这是一种误解。很显然，作为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体系与秩序下独立的后发展国家，新中国的发展指向迫切需要基于自身生存利益来观察和解读世界秩序的理论表达。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提出，是在西方推行的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空前对立的情况下，为中国的国际正义与合法性进行的争辩和设计，在价值理想和价值规范层面，提出了民族独立国家关于国家间关系的伦理法则，构建起了中国外交的基本伦理。
第一，追求国际正义。从价值层面上分析，《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让·布丹的国家主权思想，成为近现代国际关系政治伦理的基本法则。这个价值观的意义在于，主权独立与平等应当成为国际社会的理想和道德追求。毫无疑问，对国家主权的忠诚和尊重成为各国谋求国家行为正当性的基本要义。在“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中，毛泽东用两个价值维度诉诸国际伦理的理解和解释。一是在基本价值层面上，强调对主权、人权、正义、自由、安全的尊重；二是在民族国家道义上，突出对民族独立、平等、自决和解放理念的价值偏好。毋庸讳言，毛泽东对国际正义的关注是建立在权力或国家利益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上的。基于国际关系本身就是主权国家利益的矛盾体的事实判断，毛泽东在“三个世界划分”整体框架的理解和设计中，突出的基本理念就是通过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国际斗争，维护民族独立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从而确证了理论和策略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第二，反对霸权主义。我们并不否认毛泽东对国际社会的分析和战略设计具有个人政治价值偏好，但是，当这个斗争哲学是以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国家安全为主要政治目的时，其外交政治伦理就是对国际道德的贡献。20世纪60年代、70年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曾盛行现实主义学派的代表观点——霸权和平论。该理论基于这样的假设：国际社会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因而需要实力基础之上的权力分配以及随之建立的霸权体系，以维护和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只有霸权国才有动机、能力和责任，运用自己的威望和声誉，通过制定和维护一整套国际体制，形成霸权体系内的相对和平与稳定。应当说，上述理论的形成与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诞生的背景几乎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典型地站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站在发展中国家立场上的反霸权理论，并成为一种解构意义上的批判式的理论回应！毛泽东认为，美国打着“保卫自由”的旗号，实际上是“屠杀别国人民的自由”，“任意侵占别国领土的自由，任意蹂躏别国主权的自由”。“过去，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英机都是这样。现在，美帝国主义更是这样。”(53)霸权主义是以强权、垄断、扩张、殖民等为手段，争夺势力范围和损害国际利益的运动和思想的集合体现。它常常与势力范围、强权政治、归属主义、殖民精神、征讨风格相联系，极易繁衍出战争思想与冲突意识，并直接物化为经济垄断、政治扩张、军事战争和文化殖民。正如列宁所言，“‘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治的内容，而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便是帝国主义战争”。(54)在这里，毛泽东为国际社会提出了如何反对霸权主义的国际政治伦理命题，这就是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尊严，这个基本的政治逻辑仍然适用于当今世界。
第三，中国永远不称霸。毛泽东在反对苏美两国推行霸权主义的同时，始终强调中国永远不称霸。这个思想首先是因为，毛泽东所一贯坚持的正义原则在支配和影响着对国际政治伦理的认识。毛泽东秉承的道德标准是国际公正与平等、民主与人权、自由与独立，这既是对国际霸权主义的限定，也是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界定，已成为历届中国政府外交价值观的主导思想之一；其次，中国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具有深刻的历史相关性，决定毛泽东不会对世界推行霸权主张。1964年7月毛泽东在会见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亚洲、非洲、大洋洲等国家代表时强调：“中国人民能压迫你们吗？能剥削你们吗？如果中国政府这么干，那末中国政府就是帝国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了。”(55)最后，霸权主义在国际社会中既造成一战、二战那样的世界灾难，也给战争发起国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决定了崛起后的中国不能推行霸权主义。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毛泽东那个时代，基本上奠定了或者说构成了自己作为一个强国的外交伦理，一整套的道德观念。”(56)毛泽东反对霸权主义的思想既是国家安全战略的国际需要，也是主张国际正义伦理的直接体现，从而使得“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获得了充分的国际伦理和道义的支持。
(二)话语权与国际形象
在庞杂的国际话语体系中，充斥着无数的“大型对话”与“微型对话”，其中，霸权与反霸权的大型话语交锋，对全球政治光谱中的国家间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实，“在国际关系领域，所有的叙述活动都是政治活动。叙述为人们提供理解和认识上的框架和视角……由此引导和影响人们对外部/内在世界的理解和认识。”(57)然而几个世纪以来，意识形态外交一直是西方国家对外行为的“光荣传统”，由霸权国家主导的“西方世界中心论”、“霸权和平论”、“民主和平”、“人权外交论”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起支配地位的声音。意识形态制造是西方国家实施文化霸权战略的主要外交模式。它以所谓文明的方式，设计巨大的文化陷阱，一个重要的政治目的是，霸权话语通过假象替代真实、制造等级和制造幻觉等方式，实现对非霸权话语的驱逐、压制，最终摧毁其反抗力，(58)为构建西方主导的权力垂直体系和不平等的国际秩序进行铺垫和造势。尽管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第三世界国家政治领袖和知识分子们，对西方的强势语言和价值立场持怀疑甚至是批评态度，但是，必须看到的是，上述努力仍然比较孱弱，其基本语言和思想逻辑并没有成为占据世界话语高地的主导声音。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用中国的话语方式，为第三世界国家透彻观察和剖析当代世界国际关系提出了新的话语系统，凸显了对第三世界生存与发展的文化观照，成为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的重要思想萌芽，塑造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新的国际形象。
第一，“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确立了对旧国际秩序的前提批判。对旧秩序的前提批判来自于毛泽东的历史观和世界观。这个历史观和世界观既基于1840年以来中国历史命运的发展逻辑，来源于落后民族国家被殖民、被剥削的历史经历，同时也来自于对国际旧秩序主导者的质疑。这种历史经验和质疑，集合成了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时代呐喊。毛泽东以崭新的逻辑分析和话语特质，揭示了国际社会三种不同层次的势力及其不同的价值观，使得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领袖和人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国际社会的三种力量分野，更明确了自身的国际定位，并从发展中国家的自身利益表达中升华了政治意志和价值诉求——改变旧的经济政治秩序，建立新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对国际旧秩序的革命性反思和政治批判。
第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提供了理解世界图景的新思维方式和新框架。在以西方国家为主轴的世界图景设计中，民族国家对强权势力的依附是一种“常态”，以西方或者强国话语为主导的垂直规范体系是一种“常式”。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却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提出了反国际依附的新模式。这种新的世界图景不再以西方为中心，而是以三个不同势力为政治博弈单位，以追求国际正义和民主为重要政治目的，建立国际反对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它一方面代表了战后大多数落后国家的外交意志和国际诉求，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自强和自立提供了极大的思想和信心支持，另一方面努力打破国际社会由少数霸权国家或国家集团称霸世界话语权的状况，使世界出现了不同于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另一种空前的新声音。毋庸置疑，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迥异于西方社会的价值逻辑，最能代表落后国家关于全球治理的重要理念和价值观表达。
第三，“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塑造了新中国的国际形象。在冷战后时代，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进行新的审视和定位，其中，以“中国威胁论”为代表的文化帝国主义的盛行，客观上造成中国的国家形象被妖魔化。上述情况的出现急需中国发出自己的国际声音。在这里，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在“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中，中国是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主力军；中国是追求民族独立与平等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支持国际伦理正义的主权国家；中国发展的未来是永远不称霸！这给现代中国对当下西方抛出的所谓“中国威胁论”、“黄祸论”等的反击，提供了经典的理论样板。需要强调的是，“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对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的国际定位，是自我身份的自觉认定，对于当今中国经济崛起之后的大国历程所具有的多维约束作用是弥足珍贵的。这主要表现在：基于综合国力迅速提升的政治自觉约束，基于负责任大国成长的道义担当约束，基于积极推进和谐世界的文化传统约束。这正是迥异于强权政治的中国气派的内涵所在，是中国外交战略的精神所在。事实上，目前中国政府所倡导的和平发展论、和平崛起论、负责任国家论以及永远不称霸理论，无不是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历史继承和深化。
(三)安全机制与战略伙伴关系
冷战结束以来，安全问题出现了三种基本形态的转变，即从主权安全到人权安全、从国家安全到全球安全、从军事安全向文化安全的转变并相互交织，这必然对国家安全战略提出新的要求。“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仍然能够为当今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演进提供思想资源和理论供给。
第一，毛泽东始终对中国国家安全状况抱有忧患和警觉意识，对今天的中国安全观具有积极借鉴和警示意义。进入21世纪后，国际社会日趋多元性、复合性、开放性和立体性的特点决定，确保国家安全已经不再是一维向度的战略绸缪，而是基于多维向度的价值选择的系统工程。尽管目前国际安全形势的内涵比照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国际社会的政治本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的矛盾与冲突依然是国际风云诡谲多变的主题。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所关注的中国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从其理论和战略的整体思考中可以看出，质疑国际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政治野心，警惕国际战争和地缘战争，忧患中国的国家命运和民族命运是最基本的政治考量。这对于我们理性审视当代国际社会的安全环境，树立正确的国家安全观是富有教益的。
第二，毛泽东基于国际力量体制对抗的事实，建构安全战略的分析思维模式，对于研究当下国家安全具有重要启发意义。毛泽东时代所面临的最大国际问题是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毛泽东首先用身份识别的方式，确认了“三个世界”不同力量体制，并揭示了中国最大的政治敌人和政治朋友，明确了国际斗争的主要对象和方向；其次，毛泽东以世界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的矛盾为切入点，揭示“三个世界”力量体制的相互制衡，实际上明确揭示了世界多极力量的存在和多极化的发展指向，这有助于理解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趋势的发展；最后，毛泽东一直将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作为重要的外交基石，组建国际统一战线以反对霸权主义这个第三世界国家安全最危险的敌人。事实证明，毛泽东关于霸权主义的判断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尽管国际力量体制和制度安排有新的变化，尽管霸权主义以各种名目出现，诸如推行人权外交、鼓吹霸权和平、渲染文明冲突等，但是强权的存在和霸权的实质，从根本上决定了建构新的国际安全和国家安全机制，推进世界多极化、民主化、平等化进程，必然是谋划中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三，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极富外交弹性，对于建立安全战略伙伴关系具有积极指导意义。在毛泽东时代，导致中国安全困境的因素主要是，帝国主义势力、霸权主义势力、民主和平力量之间的实力不对称以及国际权力落差等。因此，建构权力制衡关系就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主要路径。毛泽东运用“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实施远交近攻的外交谋略，谋求在大国博弈中缓和中美关系，利用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确立第三世界外交基石，寻求建构与苏联霸权主义的权力制衡，是超越于同时代基辛格“均势”思想的外交大手笔。面对新的安全形势，当今中国应当运用毛泽东的外交理念，对国家安全战略进行新的政治计算：积极采取自主合作型外交战略，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赋予外交更大的自主弹性；坚持国家核心利益，坚持主权安全与平等；在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指导下，努力推动国际合作安全机制，以合作促和平，以斗争促合作。
(四)相互依存与文化超越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在世界相互依存度明显增强、国际公共安全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国际利益纠纷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地指导新的安全机制的形成，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给出了借鉴性的答案。
第一，寻求国家间关系的妥协和变通。当今中国面临三个维度的国际理解与沟通难题：一是如何站在人类层面，实现国际公共安全建构上的理解与会通？二是如何跨越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差异，增进对话和了解？三是如何面对中国的崛起，处理好与周边和世界的关系？对于解决上述三大问题，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充满了外交哲学的辩证法。20世纪，毛泽东为了实现反对霸权的目的，可以改变对美国的政策，由战争和对抗转化为对话与合作；为了实现反对霸权的目的，可以跨越社会、制度和文化差异，联合第二世界，团结第三世界，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一句话，以妥协和变通寻求国际关系的变革，是毛泽东外交哲学境界的体现。同理，在警惕和抵制西方，特别是美国对我实行西化、分化图谋的前提下，寻求国家间关系的妥协和变通，应当也必须是当今中国外交哲学的基本理念。它的逻辑在于，妥协与变通是真正融入国际社会的必要技术路径，是保持国际关系稳定与和平、消解矛盾和防止冲突的必要纽带，是降低外交成本和冲突风险的必要手段，是增进国家间互信、互利和共赢的必要方式，也是推动国际社会走向和谐的必要前提。
第二，寻求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的理性方案。意识形态一直是国际事务当然的“政治语言”。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立是冷战时代的政治标记，不仅影响了冷战时代的国际政治，也影响了当时中国外交的实践。尽管毛泽东的外交战略，包括“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带有明显的时代性特征，但是，在寻找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案中，毛泽东运用斗争哲学和变通哲学，在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时，从国际道德层面进行了原则性的否定和批评，凸显了中国永远不称霸的国际道德水准；在号召世界各国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时，敢于打破原有的思维模式，跨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对立，实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体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可见，毛泽东并未陷入方法论的逻辑悖论，而是在正反合的逻辑中实现了有机会通。很显然，超越冷战思维，就是一种理性外交模式的选择。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与战略中的超越思想，以一种独特的外交理解力，对当今世界处理和解决国际社会难题提供了新启示。
第三，寻求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争论中的道德裁定。从本质上讲，文化是一种道德选择。追求怎样的文化，会导致出现怎样的文明？在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的国际社会，如何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基本答案是“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59)这里，隐含着两个重要的现实维度：一个维度是维护世界人民所认同的基本价值准则，它的主轴就是正义、民主与自由；另一个维度是尊重不同民族文化的生存样态，它的主轴是尊严、独立与平等。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国际贡献，正是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冲突之间，提供了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正义原则，维护民族独立与尊严、国际民主与平等的文化方案。在当今国际社会，曾出现以塞缪尔·亨廷顿为代表的“文明冲突论”等论调，可能会关涉到这样的命题：谁将是文化的主导者，谁将在文化世界的竞争中被边缘化，并最终被淘汰？我们并不完全同意亨氏的观点，但是，它却揭示一个国际政治的隐喻：国际政治最高意义的竞争和博弈其实是在文化世界里。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提供的最基本的思想指南就在于，要求中国必须用正义法则规约外交行为，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反对霸权主义的同时，努力以和平崛起和永不称霸的方式，有效捍卫民族独立与尊严，对国际社会给予积极贡献。由此，作为当代中国外交文化的战略选择，这种道德确认既是对符合世界人民根本利益具有进步作用的价值观、国际道德观的文化认同，也是中国获得世界认可的价值规范和文化意义所在。

余论
各种试图简单地用西方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来谋求解释和证明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犹如用西方的圣经来解释中国的历史，都存在着制造一种伪证事实的理论逻辑。可以肯定地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来源和实践平台与中国存在着巨大差异性。就西方国际关系来说，现实主义理论来源于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的思想，自由主义理论来源于洛克和康德等人的理论，而它们的实践来源却是欧洲古代和近代战争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等。(60)中国关于国际关系的理念和原则则来源于“儒家文化的天下观和朝贡体系”、“中国近代主权思想和中国的革命实践”、“中国的改革开放思想与融入国际社会的实践”。(61)作为现代中国的政治领袖，毛泽东首创“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具有鲜明的东方文化特征和气质，它是植根于东方地缘文化的本土意识与民族历史记忆的结合，又蕴含在中国特色的历史逻辑之中。在关注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时，“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否定了所谓价值中立原则，贡献了民族国家关于理解世界的独到声音，为维护社会主义中国的生存与巩固，提供了有效分析世界现状与力量对比的科学方法，对中国国际关系学派的真正生成，提供了有益的方法论启示和巨大的信心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不同时期提出了一系列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战略，其主要方程式是“和平共处”→“三个世界划分”→“和平与发展”→“和谐世界”。这些战略策略的创新，体现了中国与时俱进的时代观和秩序观，并始终贯穿一条鲜明的主线，就是尊重各国生存与发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国际伦理与正义原则。“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提出，“表明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方针开始摆脱极‘左’思潮的束缚，努力超越意识形态的局限，重新回到以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的务实轨道”。(62)这无疑是对50年代新中国首创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进行了历史性的充实，不仅贯彻了亚非会议所坚持的落后国家民族团结、民族自立和民族自决原则，更是扩大了反帝、反霸、反殖的思想内涵和政治基础。重要的还在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在以追寻国际正义和国家安全为原则的基础上，为70年代末“我国后来的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作了一定的准备”。(63)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奠定了“和平与发展”、“和谐世界”理论演进和战略策略的思想基石，从而成为中国和平外交整体链条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新世纪国际局势重新组合和世界秩序重新塑造的历史变革中，“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中凸显的诸多政治价值和外交范式，仍然会作为重要支点和引擎，支撑并影响着中国外交方略的基本价值取向。
就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而言，近代以来的国际经验和历史教训，迫切地要求新中国的政治家们除了具有现代民族和国家意识外，还要具备卓越的国际理解力，站在历史吊桥和时代的高度上，考量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思考中国的历史方位，以国际道义与政治伦理为道德武器，谋划出纵横捭阖的外交战略，维护国家安全与独立，以给予中国最大的政治贡献。不言而喻，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有力地推动了始自70年代末的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中国国际战略地位的提高以及新时期中国外交新格局的出现，使当代中国在国际战略博弈过程中“获得了最大的战略利益”。(64)当然，作为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性产物，“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及其战略难免具有某些历史局限性，这会成为其进一步发挥影响力的障碍性因素，但是，如果不从冷战时代两极格局背景下国际斗争的历史事实出发，“不联系一定时间、地点和条件，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而是用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方法，抽象地、孤立地去观察，那么，我们对国际政治现象就很难作出正确的判断，对世界政治力量也就很难做出正确的划分。”(65)
回顾20世纪两极格局规制下的冷战世界，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为中国维护社会主义的生存与巩固，提供了有效分析世界现状与力量对比的科学方法。展望21世纪，中国倡导和谐世界的主张，旨在唤起所有具有相同和类似理念的国家和人民，形成一种追求和平、发展、合作的正义力量，引导这个世界走向正确的方向。但是，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决定了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的中国“对世界政治力量的划分永远不能规定一个一成不变的公式”。(66)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从20世纪的“冷战世界”、“三个世界”到21世纪的“多极世界”、“和谐世界”，我们所生活的当今世界尽管有经济全球化的强大助推，但只要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存在，人类就无法实现永享文明福祉的“一个世界”。
毋庸置疑，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坚持独立自主、求实创新的战略典范，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以高超的政治智慧，为世界新秩序的生成和建立提供了新的价值观照和路径选择，为中国外交方略建构了务实而有益的博弈方程式。作为一种国际政治哲学，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所体现出的认知范式和逻辑演绎，缔造并主导着中国社会主义外交战略的光荣传统。它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最大影响不只是在具体策略和技术上，而将在思想原则和价值观领域不断地凸显出来。作为一项宝贵政治思想资源，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意义不仅在于以崭新的东方制造，为构筑冷战背景下中国安全方略奠定外交基石，更在于以强大的历史逻辑力为支撑，以高远的国际视野，洞察国际政治的本质和发展定律，以伟人的气质和信念，给予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巨大的信心支持，这将超越时空限定，始终是新世纪中国走向大国外交，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思想宝库和外交指南！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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