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乌克兰冲突不断、伊拉克局势堪忧，这些热点问题无不折射出民主发展的现实困境。“一人一票”的西方民主不是万能的，更不是什么“救世主”。将西方民主嫁接到发展中国家，产生的是诸多民主乱象和民主烦恼。“美式民主”所标榜的“完美制度”，不过是金钱政治的游戏。美国《全球主义者》在线杂志2014年6月14日发表了题为《改革民主和历史的未来》一文，纳伊夫·鲁赞指出：“在美国、英国和法国等西方民主国家——传统上被视为‘先进民主国家’，存在极端不平等现象，甚至有人处于赤贫状态。”

中国在社会转型发展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有些人将之归咎于中国的政治制度，认为实行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就能解决中国存在的绝大多数问题。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也是行不通的。殊不知，西方国家正深陷于“衰退”的泥沼，正经历着民主制度的信任危机。2014年3月30日，《华盛顿邮报》刊登牛津大学荣誉教授施泰因·林根的文章《我们在走向民主的衰落吗？》，他写道：“美国的体制状况变得比看上去还要糟糕。三权分立旨在通过制衡实现最终目标。但如今，权力相互牵制形成了僵局，美国没有得到它需要的良好治理。”民主是个好东西，那到底什么是好民主呢？繁荣的街头政治运动不是好民主，社会动荡不安不是好民主，政权更迭频繁不是好民主。舶来民主是好民主吗？中国为什么不能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呢？

一、嫁接西方民主制度带来的现实困境

作为历史范畴的民主，没有一个固定的程式，并不是由一套独一无二的制度所组成。民主政治所呈现的特殊形式因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及稳定的国家结构和政策实践而定。民主制度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文化生态、不同的国家结构中存在不同的民主形态。西方民主形式也许是适合西方社会的，但是未必适合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主张照搬西方民主制度的“拿来主义”并没有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在效仿西方民主模式的路径依赖下，已经或正在让民主成效大打折扣。

将西方民主制度嫁接到发展中国家，鲜有成功的例子，更多的是经济发展停滞、政治体制不顺、社会动荡不安，与最初的期望大相径庭甚至是南辕北辙。例如，在泰国，“一人一票”的选举民主并没有让西方民主制度扎根下来。1932年泰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其后的60年间共发生了19次军事政变。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泰国于1992年实行西方的民主选举制度。在泰国推进西方式民主化的进程中，每当民众与军方出现冲突时，国王成为维护政治稳定的一个庇护器。一方面军队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另一方面王室的地位需要军队的力量加以维护，“王室—军队”联盟自然就凌驾于国家权力之上。所以，泰国民选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只不过是民主的一个代名词，这已经背离了民主是大多数人享有平等权的初衷。泰国没有成功嫁接西方民主，究其原因，一是西方民主与泰国的历史传统文化相异，二是政党制度不成熟无形中增加了舶来民主的脆弱性。

西方民主制度以什么样的方式输出呢？结果又如何呢？乌克兰危机的发生，体现了西方民主制度输出的路径和结果。在2004年以前，乌克兰经济高速增长，失业率控制在3.8%以内，曾经是世界第三大粮食出口国。2004年由亲西方势力所主导的“橙色革命”彻底改变了这个国家。一是经济形势不断恶化。2013年乌克兰人均GDP只有4015美元，世界排名第106位，已经成为欧洲最穷的国家之一；拖欠俄罗斯的天然气费用也体现了其经济的日益窘困。二是政治体制不顺。2004年实行西方的议会制，2010年又改为西方的总统制，直至2014年2月乌克兰政府与反对派达成协议再次改为议会制。议会和总统在民主决策时很难达成统一，政策缺乏连续性，十年换了四任总统。政权的不稳定使整个社会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三是社会处于分裂状态。70%多的乌克兰人亲欧、20%多的乌克兰人亲俄，很多民众缺乏国家认同感。四是美国成功输出民主和人权。在乌克兰危机中，民众似乎涌现出了游行示威的热情，纷纷涌向街头，这也是被西方人所乐道的“民主”。其实，美国通过打着人权和民主旗号的非政府组织源源不断地向乌克兰投钱，结果是这些钱被用来组织街头示威和反抗活动。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14年4月21日消息，美国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在接受CNN采访时承认，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美国已经给乌克兰投资了50亿美元，“这些钱用于支持乌克兰人民建设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更加强大和民主的政府的愿望”。今天的乌克兰正在为嫁接西方民主制度的后果买单，只是这个代价过于沉重。

民主的途径和方式是随着一个国家的文化、历史、发展阶段等不同而发生变化的，不是简单地复制议会制或总统制就能解决问题。简单地照搬西方模式，势必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

2003年美国单方面发动了伊拉克战争，美英占领当局在伊拉克建立了临时管理机构。有人欢呼：美国大兵将给伊拉克带来民主！2004年，伊拉克新宪法规定实行议会代表制；2005年12月，根据新宪法的有关规定选举产生伊拉克新政府，它被有些人视为伊拉克人民真正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2010年3月，伊拉克人民迎来历史上第一次由选民直接投票的选举，这次大选被认为是基于宪法重建伊拉克的重要标志。那么重建后的伊拉克和民选政府带来了什么样的效果呢？教派纷争不断，基础设施崩溃，恐怖主义活动盛行，资源缺乏、民众生活艰难。2014年6月，伊拉克反政府武装“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极端组织进行攻城略地，制造血腥屠杀，令世界震惊。为什么西式民主不仅没有给伊拉克人民带来向往已久的和平，反而给他们带来连绵战火呢？道理很简单。美国极力扶植中东地区的代言人，没有使民主成为伊拉克政治的内生力量，自然也就解决不了自身的问题。正如伊拉克人民所言：伊拉克的问题应该由伊拉克自己解决，外来军事干预行不通。建构在西方民主基础上的政府只能对民众口头承诺民主政治，而不能对社会发展做出具有建设性的顶层设计和长远规划。社会结构的失衡导致伊拉克贪污腐败盛行，在全球174个国家的腐败排名中，伊拉克位居第169位。

嫁接西方民主制度最大的现实困境其实就是它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发展中国家如果不顾本国的实际情况，盲目效仿或者简单照搬西方民主制度，势必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

二、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不能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

民主的形式是多样的，主张单一的西方民主制度是站不住脚的。每个国家具有独特的民族个性和具体情况，需要产生与其政治生活、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历史文化等相适应的民主形式。2014年4月1日，习近平同志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演讲：“世界是多向度发展的，世界历史更不是单线式前进的。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否则的话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这鲜明地指出了中国必须坚定地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近代历史证明，中国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行不通。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从器物层面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没能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日本宪政所取得的富国强兵成就，让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中国政治精英推崇民主制度，以建立君主立宪制作为维新变法的主要目标。由于缺乏建立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这场改良运动以失败告终。和平的方式不能建立民主，便转向革命的方式。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暴力方式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结束了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从“康梁变法”的君主立宪制到辛亥革命的总统共和制，这种嫁接的西方民主制度未能触动封建制度的根基——封建土地所有权。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混战，经历了袁世凯称帝、“府院之争”、张勋复辟等乱象，其中军阀割据从1916年袁世凯去世到1928年东北易帜，持续了13年的乱世局面。北伐战争后，虽然国民党在形式上实现了国家统一，但始终无法走上西方的民主政治道路。近代中国国情决定了资产阶级的发展程度非常低，这也决定了资产阶级革命力量有限，最终无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实践表明，中国尝试过走西方民主道路，但是走不通。

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探索证明，中国民主制度需要符合中国实际。辛亥革命后，中国的革命志士继续苦苦求索：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五四运动时期，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大量涌入中国，民主理念成为这场民主运动传播的重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开辟了新方向。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并在此基础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面对国内严峻困难和国际西方势力的威胁，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寻找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增加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正确道路，开启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征程。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确立和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战略方针，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使之符合中国国情，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为之不懈努力和奋斗。坚持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国国情的统一，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探索中所获得的宝贵经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尚处于不发达、不成熟的初级阶段，决定了民主政治建设将是一个长期和渐进的过程，我们必须走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道路。

历史和实践证明，一个国家对民主模式的选择必须从本国国情和所处的发展阶段出发，找到适合自己的鞋子，走自己的路。中国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中，既坚持民主现代化与内生性的统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展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又注重民主本土化与自觉性的统一，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有效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这是不同于西方民主制度的道路选择，但却是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选择，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所在。

三、中国应该有充分的制度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有机统一，道路是实现路径，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制度是根本保障。中国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适合中国国情、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民主制度。正因为没有拄着别人的拐棍，坚持独立自主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我们才能始终站稳脚跟，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功发展道路，形成了一套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功制度体系。中国从社会主义制度变革、完善和创新的逻辑发展中，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价值和生命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保持了国家的长期稳定，整体上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和综合国力，有效化解了各种风险和危机，体现了鲜明和独特的制度优势。中国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集中力量办成了很多大事，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致力于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在国际事务中杠杆作用显著增强，在国际舞台上努力展现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中国模式”、“中国崛起”引起西方国家的高度关注。连弗朗西斯·福山也不得不承认：“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经历了30多年改革发展的实践检验，在全球化和民主化浪潮中日益彰显其优越性，逐渐成为充满生机活力、特色鲜明和富有效率的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建设民主，以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出发点发展民主，以民众广泛参与为路径扩大民主，这些都是制度的优势。另一方面，一些西方国家的相对实力明显下降，失业率居高不下，面临着财政赤字和金融风险的挑战，社会政策改革困难重重，西方民主形态陷入难以自拔的制度困境。2007年爆发了国际金融危机，应对金融危机更是体现了西方民主制度的缺陷，民主政府失去了应有的权力和能力。2011年从美国曼哈顿发起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蔓延到许多西方国家，反映了西方民主形态的体制弊端，制度化的政治陷入僵局，西方民主政治也变得前景黯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与西方民主制度相比更具有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具有发扬人民民主、扩大公民参与、协调社会利益、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的政治优势，是广大人民群众拥有广泛而真实民主权利的社会主义民主，是中国人民创造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制度。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认为，“民主的真谛就是人民做决定。至于民主的具体程序和制度，每个国家可以有所不同。中国正在构建一个不同于西方的体系来实现民主。这种模式较之西方的民主拥有更加长远的目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既遵循民主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是符合中国实际和中国人民愿望的政治制度，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这是中国民主具有“更加长远的目光”的实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的统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基本制度，以及在这些制度基础上建立了各项具体制度。这些符合我国国情的民主制度，与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政治体制、三权分立制度、选举制度等有着本质不同，能有效防止金钱政治的弊端，克服民主陷阱的现象，避免民主失灵的烦恼，能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提高民主决策效率，在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对人民高度负责，在改革创新的基础上焕发出民主政治的生机活力。

充分的制度自信有利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民主实践所取得的伟大成果，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发展之路；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为总体布局的腾飞之路；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富民之路；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强国之路。90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辟、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植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为进行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伟大实践，依靠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力，是与中国国情、发展规律和社会进步相适应的选择。坚定制度自信，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方面，又对制约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发挥的体制机制弊端进行革除，同时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也不同于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具有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中国特色的新路。正如习近平同志强调，“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必须在实践中继续深入探索、丰富和完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必须坚定制度自信，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纵观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现实基础，“反民主”、“重构民主”、一味地“美化”或“追捧”西方民主都是背离中国实际的表现，更与国家承载的历史使命和人民的殷切期盼背道而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和发展中，必须始终尊重客观规律和现实基础，探索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基本要素、实现形式和具体路径。我们不能照搬其他民主模式，也没有理由嫁接西方的民主制度，唯有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循序渐进地推进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进程，才有可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黄浦区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