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想宣扬自己的价值观，但事实上他们更应该为自己的政治历史感到羞耻，而不是自豪。目前中西方关系非常紧张，我早前又发表过一篇文章，谈到鸦片战争和西方告诫中国应担当“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之大胆无礼。在这种情况下发表这篇文章，我深知自己踏入了一片雷区，而且很可能被外界误解。

　　我并不反英，也并不认为因为有西方大国做先例，中国就可以在崛起过程中任意欺凌弱小。作为一个西方人，让我羞愧不已的是我们的伪善得意和自高自大，尤其在全球鼓吹民主制度的时候。事实上，连我们自己都只是在最近才开始施行民主制度，期间也没有将民主带去其他国家。

　　大部分西方国家是在柏林墙倒塌之后，于上世纪最后25年才走向民主化。就连实行民主较久的国家，其民主进程实际上也是有限制的。譬如说，女性几十年来都被排斥在政治事务之外。 1960年代我住在美国，这时距离美国内战结束和废除奴隶制已有一个世纪，但大部分非洲裔美国人仍然或明或暗地被剥夺了公民权利。我们想宣扬“西方价值观”，但事实上我们更应该为自己的政治历史感到羞耻，而不是自豪。

　　西方国家勉为其难地在本土推行了民主制度，却未有延伸至海外领地。就以三大自由帝国主义强国(英国、法国和美国，也许有人会加上荷兰，成为四国)为例，他们绝对没有将民主推广到海外。曾经何时，英法殖民地遍布亚非，但那些地方毫无民主可言，就连讨论民主都不可以，甘地(Gandhi)和尼赫鲁(Nehru)这样的“异见人士”全都被关进了监狱。

　　美国所谓在全球推动民主的行动也不过是最近的事。大家还能记得的反例其实很多，这里就提两个。 1953年，在英国的默许下，美国策划了一场政变，推翻了伊朗民选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sadegh);20年后又在智利如法炮制，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 Salvador Allende)。取而代之的都是西方强加的血腥独裁政府：伊朗的沙阿(Shah)和智利的皮诺切特(Pinochet)。

　　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政治局势动荡不已，且暴乱频仍，没有哪个严肃认真的历史学家会认为，这些国家的帝国主义“保护国”曾经在当地发展民主政制──在累范特( Levant)地区，被西方征服的国家通常被称为“受保护国”。

　　全球三个最大的民主国家当中，两个都在亚洲，一是印度，一是印尼，但它们的民主制度都不是由英国和荷兰殖民地政府协助发展的。所以笼统来说，西方强国都并非民主政体的完美典范，那么香港又如何?

　　眼下的香港，无疑有一批人对英国深感认同，甚至怀念当年的英殖民时代。维园游行队伍打出许多英国国旗，让人大吃一惊。但是，同直布罗陀人和福克兰群岛人不同，香港人从未有机会通过公投来表达自己的意愿。

　　从1842年到1997年，英国人在香港统治了一个半世纪。在此期间，香港从未实行过民主。如同在其他殖民地一样，英国人在香港实行种族歧视，某些机构和场所禁止中国人进入(侍仆除外)。甚至到了1904年，殖民政府还通过了《山顶区保留条例》，规定太平山山顶区为白人居住地。其后还有类似的条例通过，直到二战后，也就是日本结束侵占香港之后，才一一废除。

　　最近几十年，英国在香港的统治无疑是温和而且有建设性的。香港人最为珍视的法治，也毫无疑问是英国所遗留下来的制度。

　　但即使是在几十年的“启蒙统治”(enlightened rule)期间，也没有推行过民主。香港人现在要求有权选举特首，这与港英政府统治期间截然相反，当年香港人的意见丝毫不会影响港督的委任，也根本没有候选人名单。

　　中英谈判期间，英国人的确想保障香港人的权利。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眼含热泪地发表离任演说时称：“我是第二十八任总督，也是最后一任总督……如今，香港会由香港人管治。”但英国人此前从未想到过让港人治港。

　　大家都希望香港人享有最大的幸福和尊严。但是，西方国家向中国说教，要求中国“照我们说的做，别管我们以前做了什么”，肯定毫无助益。

　　中国正崛起为世界大国，要适应这一点并非易事。崛起中的大国往往会带来动荡，但如果西方国家能够与中国展开真正有建设性的对话、谦卑处事，而不是假作正经、傲慢自大，那就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积极的一步。

　　香港会给我们很多借鉴。

　　让•皮埃尔•莱曼(Jean-Pierre Lehmann)是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国际政治经济名誉教授，兼埃维昂组织(The Evian Group)创始人、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印度拉贾斯坦邦NIIT大学客座教授(NIIT University in Neemrana, Rajasth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