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坚持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相统一的实践原则

梁 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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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纲领，是党为确定自己奋斗目标而举起的一面政治旗帜，是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体现。党的纲领是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毛泽东代表了我们党在这方面探索的正确方向。他确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科学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连结点问题，从而胜利地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前途相联结的这一历史课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共产党人同样要有明确而自觉的践行党的纲领观念。践行党的纲领,坚持最高纲领和阶段性纲领的辩证统一关系，是共产党员的题中之义，是从入党的第一天开始就应该具备的基本观念和精神状态。

[关键词]党的纲领 毛泽东 邓小平 实践原则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光荣的九十年征程,这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为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九十年。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政党。不断增强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使之自觉地为实现党的纲领而奋斗，是党的建设的一个带根本性的任务。党的纲领，是党为确定自己奋斗目标而举起的一面政治旗帜，是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体现。党的纲领是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阶（段性纲领）的统一。共产党人必须为党的当前任务而奋斗，但他的心中又必须高悬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他在完成当前历史性任务的时候，又要为将来向更高阶段发展准备条件，这样一步一步地接近并最终实现党的最高目标。这表明,把最终目标和当前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正确处理最高纲领同阶段性纲领的辩证统一关系，是我们党，也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加以正确认识并贯穿于自己的行动之中。

一

马克思主义既是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又是科学的社会价值观,二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种价值观是建立在对社会历史发展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正确地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所创立的新世界观的原理，不同于以往的思想理论，它是从客观世界中，特别是从革命运动的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中概括出来的反映普遍真理的科学体系；它用唯物史观阐明了社会发展规律，揭示了物质生产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指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以及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正是从唯物史观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得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结论。这种理论的彻底性，使它真正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成为摧毁旧制度、创造新社会的行动指南。这是历史上任何思想体系说无法比拟的科学理论。历经苦难的中国人民正是在科学理论和社会价值目标内在统一的层面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并把它作为新的世界观加以运用。所以，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作为自己的旗帜。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和坚定信念，就是这一崇高理想内化而成的和坚不可摧的精神支柱。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或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而共产主义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毛泽东也一贯强调，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正是这一崇高的人生和社会价值的追求，铸造了真正共产党人应有的品格。这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乐于奉献、勇于牺牲，艰苦奋斗、坚忍不拔，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自觉抵制各种诱惑，等等。这就是共产党员人的凛然正气，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因而，共产党人能够自觉地践行党的纲领、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

诚然， 共产党人怀有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但同时又是立足于中国的大地上，依据自己的国情，探索实现最终目标的步骤和方法。这个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我们知道,中国社会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在这里，主要的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控制以取得民族独立，反对国内封建势力以取得人民民主；主要的群众不是工人，而是广大的农民。因而，在这样东方的落后大国里，如何把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的前途联结起来，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正确处理最高纲领同最低纲领的辨证统一关系，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历史经验表明, 在我国的条件下，正确处理最高纲领和阶段性纲领的关系会涉及到许多重大问题,其中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要处理好同资产阶级的关系。这是由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起步的，在民主革命阶段，民族资产阶级仍然具有一定的革命性，既要作为革命的动力加以团结，又要提防它的动摇性和争夺革命领导权的破坏性，因而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就成为我们党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由于起点低，生产力还相对落后，因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还要容许资本主义成分的存在，因而处理同它们的关系也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党内产生过或是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二次革命论”，或是要在民主革命阶段同时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一次革命论”，这些错误主张都同如何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相联系的。而上述这两种错误，曾先后两度把中国革命导入歧途。这既不能完成当前的革命任务，也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的前途。

毛泽东代表了我们党在这方面探索的正确方向。早在大革命时期，当全党尚未完全摆脱“二次革命论”束缚的时候，他就强调指出：企图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并提出：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应该首先建立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其“终极”目标才是实现“世界大同”。初步地指明了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结。大革命失败后，如何判定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成为一个关系党的路线正确与否的重要问题。由于这时民族资产阶级已追随大资产阶级背离了革命，毛泽东也曾有过“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年”的看法，同意“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苏维埃”的主张。但他在深入实际调查中敏锐地觉察到，民族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正确指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 [1] 因而在根据地建设中注意抵制冒险主义错误，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正确政策。正是根据地建设的实践和反对“左”倾冒险主义斗争的经验，深化了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关系的认识。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上篇与下篇的关系，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结果。毛泽东说：“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 [2] 这是党领导中国革命的重要的指导原则。

毛泽东确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科学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连结点问题，也就是说，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决不可能去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由之路。在毛泽东看来，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能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第一，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是包括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内的进步因素的生长点；第二，具有了相对强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力量，特别是在党领导的民主政权内部，有正在成长的各种社会主义因素，为将来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了条件；第三，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正因为这样，把中国的民主革命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联结起来就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是历史唯一正确的选择。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既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又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它既存在资本主义的因素，又存在不断生长中的社会主义的因素，这将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行性了。” [3] 毛泽东领导制定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就反映了上述特点。拿经济纲领来说，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制度，其经济形态是：“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4] 毛泽东指出，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所以必须实行“节制资本”和“耕者有其田”的方针。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还要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成分，以利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同时，对资本主义经济要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这主要是：一、不能动摇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二、要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和劳动条件等方面加以限制，使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方面得到限制，否则，任其自由泛滥势必危害整个国民经济。与此同时，毛泽东更强调新民主主义国家必须优先发展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的国营经济，使这个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导向的、决定性的作用，为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强大的物质基础。这种立足于现实又为未来发展准备条件的策略思想，在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纲领中也都得到生动的体现。

毛泽东指出：“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为此而奋斗，绝对不能半途而废”。 [5] 正是在这一正确的思想理论指导下，毛泽东带领全党在长期的、艰难困苦的斗争环境中，既致力于领导当前的民主革命，又自觉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为将来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准备条件，从而胜利地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前途相联结的这一历史课题。因而能够在中国革命胜利并具备了基本条件之后，不失时机地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揭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篇章

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和政策，为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党的最高纲领和阶段性纲领的辩证统一关系，提供了范例，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的。

二

今天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共产党人同样要有明确而自觉的践行党的纲领观念。坚持党的最高纲领和阶段性纲领的辩证统一，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实践问题，特别是要体现在全面贯彻党的基本政策上。党的十七大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在理论和实践上创新的经验，提出了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及其理论体系，并对它们给以科学的定位。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又使之在中国在当代的运用中得到创新发展，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定位，体现了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蕴含了党的最高纲领和阶段性纲领辩证统一的思想内涵。这个科学的表述，不仅写在党的旗帜上，而且还贯穿在改革开放以来党所制定的有关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一系列基本政策上。

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为例，来说明在基本政策的层面上坚持党的最高纲领和阶段性纲领辩证统一的重要性。十七大再一次重申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体现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既纠正了过去超越阶段的错误，从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出发，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存在和发展，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有效地防止改革开放中的逆向发展，保证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不止一次提出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这两个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就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揭示同一个命题：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都必需沿着社会主义的轨道前进。在他看来，在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根本的制度保证。而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是因为，所有制问题是涉及判断一个社会性质的标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的基础是生产关系，而占主体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社会的性质，人类历史正是按照这样的标准，区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社会也同样是按照这样的标准来确定和表明它的社会性质的。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回答当时有人怀疑深圳是不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时，他明确地说深圳是社会主义，因为占主体的是公有制。之所以要坚持这样的标准，是因为生产资料由谁占有，决定着人们在生产中的不同地位和在劳动产品中所占的不同份额，扩而大之，它决定人们在整个社会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和阶级势力。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确立，意味着社会主体部分的生产资料不再成为剥削和压迫的工具，而成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有，这就为社会成员的平等地位、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提供了保证，也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如果这种占有形式发生了质的变化，也就是公有制被私有制所代替，这就不能不使社会性质发生反向的变化。

应当看到，这些年来，有的共产党员置党的纲领和宗旨于不顾，痴迷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攻击和否定公有制主体的地位，主张“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在于国有制改为私有制”；有的公开提出让中国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有的人为了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竟然提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社会公正加市场经济”的公式，用这样连民主社会主义都不主张的模糊话语，来否定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等等，不一而足。而有的担负一定领导责任的党员干部，由于践行党的纲领观念的缺失，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误导，不能全面贯彻中央所坚持的“两个毫不动摇”的要求，而是以“改制”为名行私有化之实。不必讳言，当前在我国国民经济的比重中，国有经济下降到不足1/3，私有经济和外资经济已上升到2/3，这不能不影响到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其速度之快，比重之大都达到惊人的程度。这样做，不但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大批工人下岗，而且严重动摇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警觉和严肃对待。

所有制的格局将会决定分配的格局，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使公有制主体地位获得巩固、完善和发展，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否则，就有可能向相反的两极分化的方向发展。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曾经设想在这场社会变革中有可能导致逆向发展的种种情况，他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 [6] 但是，当现实生活一旦出现这种种情况的时候，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决不会回避问题，更不会文过饰非，而是敢于直面现实，揭露和解决矛盾。这是对我们事业有信心的表现。邓小平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坚持实事求是的榜样。他在晚年（即退休之后）关于分配问题的六次谈话中，都尖锐地提出了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出现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特别是1993年9月，他在关于分配问题见于记载的最后一次谈话中，非常坦诚而语重心长地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他还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 [7] 这个忧虑，他在多个场合讲过。对于两极分化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他做过深刻的思考和分析。他说：“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亿多人就要革命。所以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 [8] 这虽是极而言之，但这是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深刻理解而发出的警示。1992年12月，他在上海休息期间，看到《参考消息》的两篇外电报道：《马克思主义新挑战更加令人生畏》和《中国将成为最大的经济国》，其中一篇文章提到：西方实行自由市场的自由派所面临的挑战将不仅仅是显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效率高，而且还要显示资本主义在分配上是公平合理的。当时正是苏东剧变发生不久，在西方一些学者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能解决在财富分配上的公平合理问题，总有一天主张公平合理分配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还会重新高涨起来。这则报道引发了充满忧患意识的邓小平的深入思考，如果说以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解决收入分配公平合理的问题，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解决好社会成员收入的公平分配，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为此，他专门和身边工作人员谈到：“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 [9] 从上述这些，可以看到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度的党性原则，在处理实际问题时牢记党的纲领的伟大胸怀。

邓小平对分配问题的思考及其重要观点,为我们树立了在基本政策层面如何正确把握最高纲领和阶段性纲领辩证统一关系的一个范例。他基于对两极分化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的深刻认识，强调指出：“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 [10] 短短数语，其重视与急切的心情可以想见。他自己就提出要始终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一定时候就要把共同富裕的问题提上日程，做好调节税的工作，等等。他在这时特别提出要善于回头总结经验，勇于改正缺点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对于我们解决这一难题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要切实贯彻中央的“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坚决制止以“改制”为名行私有化之实的错误做法，进行政策性的必要调整，逐步完善能够保证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合理的所有制结构。在国有企业中，要建立和完善同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相适应的管理制度，防止盲目和西方资本主义接轨，防止管理层无限制的、严重脱离工人群众的高薪制，要使工人群众有权参与对企业的管理和监督。对于私有经济，要积极引导他们守法经营，依法纳税，切实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严厉打击危害国家、残害工人的违法行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那些企图用西方新自由主义误导改革的社会思潮，保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在解决社会分配中出现的新问题时，要像邓小平那样，不仅要从经济上着眼，更要从政治高度上加以认识。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出现，虽然根源于经济的原因，但又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特别是同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党员干部中理想信念缺失、腐败现象蔓延，社会风气中不健康因素的滋长，政治思想教育不力等等原因，有着密切关系。党内腐败现象的滋长和蔓延，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官商勾结，权黑结合，这不但使一些人攫取了大量社会财富，加剧了两极分化，而且毒化了社会风气，鼓励了一些人胆大妄为，不择手段，惟利是图，非法暴富群体急剧增加。如果听任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势必人心涣散，失去民族的凝聚力，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也会严重动摇，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们要牢记陈云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指出的这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问题，要切实按照党中央的要求，以力挽狂澜的决心和魄力，惩治腐败现象，树立良好的、健康的社会风气，切实保证和维护工农大众的主人翁地位，在广大党员干部中弘扬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杜绝一切潜规则，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总之，我们要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基本政策中，更好地体现党的最高纲领和阶段性纲领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个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苏共亡党之后，彭真在思考新中国国史问题时讲话了这样一段话：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是一个变化中的社会。所以，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以共产主义为灵魂，为总纲。纲举目张。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是写进党章的。抓住这一点，社会主义建设就可以搞得好一些，放弃了这一点，就要演变。苏联、东欧都是如此。中国所以还能够支撑，就在于还没有放弃这一点。抓住了这一点，就不会“左”右摇摆，即使摇摆也不会太大。放弃了，就不知道摇摆到哪儿去了。苏东不就是这样吗？这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和坚持党的最高纲领和阶段性纲领相统一的实践原则，是很有帮助的。

三

践行党的纲领,坚持最高纲领和阶段性纲领的辩证统一关系，是共产党员的题中之义，是从入党的第一天开始就应该具备的基本观念和精神状态。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在相当一部分党员中，这种基本观念和精神状态受到了极大的淡化、削弱甚至动摇。这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也是党的建设中必须加以认真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要加强理想信念的教育。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胜利的今天，党内外却出现了相当严重的理想失落的现象。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国内来说，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相对落后，在对外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过程中，一些错误的思潮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薄弱，使许多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历史观被严重扭曲，社会上弥漫着腐臭的金钱至上的不健康的氛围。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风气被毒化，党风政风被严重腐蚀，因而拒绝崇高，嘲弄理想，游戏人生，逐臭追腥，也就成为一种新的时髦。加上苏东剧变后国际上出现的西强东弱的总体态势，也使得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共产主义“渺茫论”还有很大的市场，会影响到我们党内来。这种历史的短视，确实会使一些人的理想失落，甚至改换门庭。其实，革命低潮的出现并不可怕，因为历史的运动不是直线的，暂时的失败不能改变历史所昭示的正确方向。但可怕的是，因为低潮和暂时困难的到来，革命队伍里面有人会因此惊慌失措，丧失信心，甚至另找出路。姑且把这叫做“低潮综合征”，这种病征不但过去有，现在有，而且以后也还会有。历史的短视者往往把革命运动中出现的危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危机,以为天下未可乐观。列宁就曾经把这两者作了严格的区分。他认为，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反映到革命运动内部“就是深刻的瓦解、混乱、各种各样的动摇，总而言之，就是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极端严重的内部危机。” [11] 第二国际后期，由于资产阶级策略的变化，出现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列宁就曾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的一次危机。但如果把这种运动的危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正像列宁所斥责的，这“不过是重复资产阶级下流文人无聊的议论，他们想把社会党人之间发生的任何争论都加以夸大，以促成各社会党的分裂。” [12]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危机的出现，往往是由于对理论的背离或僵化，因而要克服这种危机，绝不是要抛弃马克思主义，而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曾指出：“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 [13] 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应该有这样的理想信念。

要在党内提倡读马列著作。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是奠定在科学理论基础上，是一种对真理的信仰、科学的信仰。它不同于虚幻的宗教信仰，也不同于一切怀有私利的世俗信仰。恩格斯说过：“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 [14] 这一新的科学的观点，就是由《共产党宣言》所奠定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就是它的完整的理论形态。这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党之本，也是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理论基础。毫无疑义，理论的坚定是政治坚定的基础。这些年在一些党员中出现的理想信念的失落和动摇，也是同多年来不读马列这种状况相联系的。邓小平曾指出：“不注意学习，忙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庸俗化，如果说要变质，那末思想的庸俗化就是一个危险的起点。” [15] 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马克思主义是反映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体系，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党才能始终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党才有可能在革命和建设中判明局势，了解周围事变的内在联系，预察事变的进程，不仅洞察事变在目前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而且洞察事变在将来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从而带领群众从胜利走向胜利。这对党来说是这样，对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也同样如此。如果没有正确理论的武装，就会像列宁警告的那样，党会“失去生存的权利，而且不可避免地迟早注定要在政治上遭到破产”。 [16] 正是基于这种对理论重要性的认识和自觉，我们党成立以来就把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第一生命，并在曲折的发展中，形成了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优良传统。这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加以发扬光大的革命传统。我们一定要按照十七届四中全会总结党的建设全部实践得出的一个基本经验：“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我们要从这样的高度,来理解和贯彻中央提出的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这一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事实证明，只有正确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才能把握历史的主动，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在各种社会思潮中明辨是非，坚定党的立场；才能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中，有力地抵制各种诱惑，防腐拒变，永远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

要教育党员自觉地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也是不同于其他政党一个显著的区别。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没有私利的党，因而能够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而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好武器。在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 [17] 这对于即将面临全国执政地位的党来说，尤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是我们接受胜利的考验，继续保持“两个务必”的重要保证。但是，这些年来由于主客观环境的急剧变化，使得在党内生活中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风气日益式微，党内不良风气聚而成为侵淫溪谷的恶风，严重威胁党的肌体，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事实证明，没有自我批评，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的自律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没有批评，监督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成为一句空话。这样党就会失去群众的信任，就会失掉自己的生命力。共产党员一定要出于公心，勇敢的开展积极的、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随时扫除自己身上的灰尘，自觉接受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并敢于向各种不良现象作斗争。毛泽东说过：“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18] 他还说:“自我批评是马列主义政党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是马列主义方法论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气的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政党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最适用的方法，而且在目前则是反对错误思想建立正确作风的最好方法。” [19] 只要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培育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恢复起来并加以发扬光大，我们党的肌体就一定能够充满生机活力，就能够割掉一切附在党的肌体上的毒瘤，使我们的党更加团结，更加富有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