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以后，美国对华奉行接触加遏制战略。伴随着对全球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追求、固有的资本主义扩张本能、霸权主义的思维和新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战略呈现出新特点。

　　“9·11”以来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战略，是美国全球民主战略和对华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华实施和平演变的重要手段。这一战略既有意识形态作为一般文化现象的运行特征，又有针对中国国情的特殊内容，其最大特点是借助所谓“普世价值”宣扬西方自由民主观，破坏乃至摧毁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和信仰基础，试图在中国推行美式自由民主制度，最终把中国变成美国的文化附庸。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国家安全形势面临新的挑战。这一新挑战以2001年的“9·11”事件为重要标志，该事件的发生彻底打破了美国的传统国家安全观，重创了美国因地缘优势而产生的特有自豪感和自信心。由于本土东临大西洋、西靠太平洋，且南北无强邻，这一天然屏障历来是美国赖以自豪且高枕无忧的“定心丸”。“9·11”事件发生以后，美国不仅没有对事件深层原因进行深刻剖析，反而变本加厉地强化了霸权主义思维。美国出于反共主义、和平演变和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考虑，进一步增加了对一切非西方文明包括社会主义以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意识形态的敌视，加快了全球民主扩张的进程。中国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既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赛跑的万里征程中出现的新现象和重要转折点，同时也使美国增加了对中国未来发展走向的担忧和戒备心理。为此，美国综合采取“硬”的和“软”的两手，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综合打压与遏制，并渐趋成形对华意识形态输出战略。

　　一、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的基本原则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美国感到其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受到威胁和挑战，因此，对华实施意识形态输出也随之得以拓展和强化。受国内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美国总统、国会及参众两院选举中的中国因素越来越大，加之“台独”势力、西藏分裂势力、“疆独”分子、海外民运分子和基督教右翼均在美国政界频繁游说活动，使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受到来自国内外多方政治力量的影响、制约和钳制。美国坚决反共的思想动因决定了对华意识形态始终遵从一种战略攻势和霸权主义思维。正如有美国学者所说，“美国采取的是鲜为人知的武器，利用‘人权’、‘民主’作为2l世纪版的鸦片战争的武器，迫使中国敞开自己，接受美国的超级大国统治”。综合来看，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战略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 坚决反共

　　美国反共意识形态由来已久。二战结束前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严重冲击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西方殖民主义体系，国际共运出现新气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冲突引起资本主义世界对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极大恐慌，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同样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重大威胁。

　　在美国看来，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对美国意识形态的最严重挑战，这种挑战是生与死的较量和你死我活的斗争。美国认为，他们如果不在这场挑战中取胜，美国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只有树立强烈忧患意识，维护现存民主政治制度，才能维护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因此，美国把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加以对待。不仅如此，美国还要在全世界抵抗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吸引力，担当起领导世界民主革命的角色，以此来共同抵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最终在全世界完成“保护自由”的使命。这种使命感促使美国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国际共运的反应相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更为敏感，在西方国家中的反共立场也更为坚定和持久。

　　(二) 全面渗透

　　美国对华全面渗透是指依靠其影响力，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等多种形式来渗透和影响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从而达到改变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目的，削弱中国的民族文化认同。美国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说：“‘革命’不应被引向防御工事，不应在街道上，而应在平民的思想78里。这种‘革命’是和平的、缓慢的、渐进的，但从不间断。到最后，它终将导致‘民主’在一些国家中诞生”②。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曾说，对中国施加影响和意识形态输出，要依靠诸如“信息传播、中国年轻人通过教育交流和培训接触美国价值观以及不靠国家维持生计的企业家阶层的发展”⑧等途径，以求对中国社会产生更强烈影响。这集中体现了美国对华意识形态全面渗透的基本思路。

　　全面渗透的渠道主要通过增加接触与合作来进行。奥巴马在(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强调，美国要“与其它国家展开接触。这一接触政策的基石是美国与我们的欧洲、亚洲、美洲及中东地区亲密盟友的关系。这种关系植根于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他还说，美国还“将寻求与敌对国家开展接触，试探其意图，给其政府改弦更张的机会，与其民众接触，促进达成国际共识”。前不久发生的陈光诚事件就是其接触战略比较典型的例子，这揭示了美国对华接触的根本目的和实质，即通过与中国接触，伴随着宣传所谓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采取对华意识形态实施强势输出态势。

　　美国认为中国的改革发展正处于“十字路口”，中国既可能选择走与美国合作的道路，也可能选择与美国对抗的路线。在实施“鼓励中国推进经济和政治改革进程，使经济自由与政治民主相互协调”的过程中，美国竭力引导中国向美国期望的方向发展。这恰恰是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时硬时软、又拉又打的思想基础，而这一策略对待朝鲜就不管用，因为朝鲜奉行的是基本不接触、不合作路线，搞得美国一头雾水。在此关键时刻，美国希望通过加强全面渗透来“帮助”中国作出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战略选择。

　　基于这一认识，美国不断搭建平台加强与中国的接触与交流，包括文化交流、互派学者和学生等。仅发放赴美留学的学生签证一项，美国国务院2005年在中国大陆发放2.1万份学生签证，到2010年，这个数字达到11.3万份，五年间增长了近五倍多。

　　(三) 主动干涉

　　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谈论美国对外政策双重性时说：“二十世纪最能左右国际关系的，作风却也最矛盾的国家则非美国莫属。再没有其它社会像美国一样，既绝对坚持绝不容许外国干涉美国内政，又如此一厢情愿地认定美国的价值观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在日常的外交活动中没有比美国更务实的，但在追求历史传承的道德信念上，也没有比美国更具理想主义的国家”[5]。许多美国人把全球化理解为美国化。美国历史学家莫雷尔·希尔德等在《文化与外交》中写道：“美国外交事务的出发点是这样一种信仰，即美国在与外部世界关系中享有一种任何其它国家都不能享有的特殊使命”⑥。

　　由于美国的宗教信仰，他们把在全球推广美式民主价值观当成义不容辞的宗教使命，并坚信美国特有的民主制度一定能得到输出对象国的接受和认同。攻击性文化基因使美国在对华意识形态输出时奉行主动干涉原则。具体表现在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如在白宫会见达赖、经常指责中国人权、利用外交途径批评中国民主状况等。

　　(四) 充分利用

　　本世纪以来，随着综合实力的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和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扩大，美国不得不充分利用中国的发展来为本国谋求更多利益。

　　“9·11”事件后，全球反恐虽然密切了中美的联系与沟通，但美国继续启用大批“冷战专家”和反共分子组成的外交决策班子，对华战略的意识形态色彩进一步加重。美中两国的反恐合作只是暂时掩盖了意识形态的对立，并未改变对华接触与遏制的企图，相反，还促成了美国霸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扩张，进一步强化了反共反华倾向。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积极推进全球化的目的在于从发展中国家获取高额利润并占领亚洲市场，这既可瓦解以传统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旧秩序，又可强化美国主导的以资本为纽带的国际新秩序。中国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潜在对手，也让中国成为美国无法放弃的全球最大的市场。“9·11”事件后，尽管美国极力奉行西化、分化、弱化中国的战略依然不遗余力，自奥巴马上台以来，尤其重视利用国际规则、多边机制、非政府组织等软的手段来处理国际事务和应对全球挑战，美国认识到充分利用中国能够为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更好地服务。

　　(五) 适度克制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德国商报》发文指出：如果美国和中国发生冲突，将给两个社会造成消耗并危及世界和平。这一判断成为中美两国在关键问题上尽可能合作，不搞激化矛盾和对抗的基本指导原则。为此，适度克制原则正是基于全球化迅速发展以及中美对共同利益追求的需要，基于对解决现实国际安全问题的共同需要而采取的基本原则。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当前全球性问题已经无法仅仅依靠美国或者中国一国力量得以解决，美中两国必须合作才能使相关国际问题顺利解决。因此，适度克制就成为美国在对华意识形态输出的重要考量。

　　最近几年，美国政府一些高级官员就中美关系发表讲话时尽量用正面积极话语来表达，甚至军方都力求避免用咄咄逼人的口气来谈论对华战略，这些都是适度克制原则的具体体现。适度克制并非一味退让，更不是真的克制，而是在形式上试图通过话语表述的柔性化、形式上的人道主义来换取国际社会的支持，真正目的仍是强化对中国的钳制，只是希望通过所谓的话语上的“适度克制”来给中国人“面子”，借此避免同中国发生直接冲突和对抗。

　　二、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战略的主要表现

　　“9·11”以后，美国对华奉行接触加遏制战略。接触是为了探底、影响和引领，是为了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遏制是为了规范和约束中国发展不致于对美国全球战略形成挑战。伴随着对全球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追求、固有的资本主义扩张本能、霸权主义的思维和新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战略呈现出整体推进、重点突出、互相呼应、逐步推进等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和平演变与非和平打压并举

　　早在冷战时期，美国就开始奉行“共产主义等于反民主”的观念。如今，中国的发展成就和面貌已经今非昔比，现代化建设正逐步呈现出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这是美国所极不愿意看到的。因此美国仍然视中国为“非民主国家”。与1989年前后公然叫嚣社会主义在中国即将消亡不同，“9·11”事件后美国对华实施西化、分化策略和意识形态输出的手法更趋隐蔽、更加柔性、更带欺骗性。美国认识到，对付中国这样一个不断发展壮大且与美国具有重要利害关系的大国，仅仅依靠传统经济制裁、军事围堵等手段根本无济于事，反而对重塑美国形象无益，对华意识形态输出的最好方式就是通过整合运用经济、政治、社会、法律、文化和外交等多种“软”的手段。美国还利用中国周边国家众多的地缘特点，不断拨弄是非、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给中国发展钉“锲子”，干扰和分散中国发展国内经济的注意力。近来为了配合重返亚太战略，美国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支持日本、在南海问题上支持东盟有关国家、在西藏问题上支持达赖分裂势力，还通过增加在亚洲地区军事存在，在中国周边制造事端或紧张气氛。在策略上，顺应意识形态领域的感性化、学术化和日常生活化趋势，不断创新方式方法，实施对中国发展各领域的意识形态输出，这给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提出了严峻挑战。

　　(二) 外部影响与内部渗透并举

　　“9·11”事件后，美国对华更加注重运用外部影响和内部渗透双管齐下的手段。奥巴马上台后，把主要精力聚焦于亚太尤其是中国。美国不仅在军事上要重返亚洲，而且还试图把“阿拉伯之春”和“颜色革命”运动从中东推向中国，试图从外部寻找突破口来西化中国，主要措施有：在学术上，向中国推介西方核心价值观，包括政治多党化、经济私有化以及“意识形态终结”等反动主张，企图从思想层面消融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地位的理论根基和共产党执政基础;在文化艺术上，向中国输出大量文艺和影视作品，在国民日常生活和精神文化层面逐步同化中国，增加中国对美国的情感认同和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离心力，瓦解中国发展的思想文化基石;在舆论上，不断要求或呼吁中国必须开放互联网管制，实质是想利用和通过五亿网民来煽动舆论、制造混乱、扰乱社会秩序，为和平演变奠定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从战略上培养未来能够认同美国民主价值观的青年群体，逐步侵蚀共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与此同时，美国不断加大对华内部渗透。赖斯“转型外交”理念的提出标志着美国外交开始实现重大转型。为实施转型外交，美国一方面重视传统外交，增加驻华外交官人数，扩大在华工作任务边界和范围，另一方面，更加重视依托公共外交的力量来展开对华渗透，包括扩大对华民间交往、大幅增加赴美留学生和访学签证，以便让更多的学生学者增加对美国的接触、了解和文化认同。美国还通过各种手段扩大在中国民众中的影响力，培养中国民众的亲美情节和反政府情绪，尤其重视培植新生代“民主精英”，寻找和培植反政府势力从事各种渗透或破坏活动，试图促使中国发生“颜色革命”。

　　(三) 政府牵头与多方参与并举

　　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主体主要包括政府组织(如白宫、国会、国防部、美国情报界、新闻署、国际开发署等联邦政府及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包括智库和基金会)以及媒体等，其中主导者就是美国政府，这些主体互相呼应、各有分工，配合也较密切。他们分别扮演不同角色、发挥不同作用，由此构成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全面多层、整合推进的输出格局，他们既是意识形态输出的战略谋划者、策略制定者，又是意识形态输出的具体实施者、操作者。

　　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的客体，主要包括中国国内的精英人物、公众人物和普通民众，重点是我国各行业精英人物，他们主要包括我国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z)、企业界、学术界和文艺界等有影响力的精英人物和公众人物。美国深知，依靠对精英人物进行意识形态输出，改变和重塑他们的价值观，向他们灌输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美式民主价值观，是对华和平演变的重要战略步骤。

　　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的主要内容，主要是围绕中国内部事务进行有针对性的干涉。如对香港“一国两制”的介入，就是通过国家民主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进行破坏活动。据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统计，“9.11”以后，美国政府拨给香港有关组织的经费不断上升，经费拨付渠道主要通过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等组织执行具体项目计划，这些项目包括2003年组织力量干预《基本法》的立法、组织进行反对中央政府的游行以及资助反对党开展活动等，内容涵盖香港民主政治建设和普选等各个领域。美国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在全球推广民主与人权计划，同时给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设置障碍。

　　(四) 美国领导与盟国配合并举

　　“9·11”之后，美国更加强调西方对华同盟的集体行动，共同对华施压，即由美国领导、盟国配合，共同反制和影响中国的工作模式。美国对华西化分化战略往往同时并用，把重点聚焦在干涉我国西藏主权等问题上。“9·11”以来，美国总统基本上每年都与达赖会面。与之呼应，在美国操纵下，西方盟国紧随其后，无端指责和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提出的“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处理国际关系的五项原则。德、法、英、加政府总理频繁会见达赖就是典型例证。西方国家政府高层官员会见达赖，看似一个个孤立事件，实际上都由美国在主导，美国利用本国总统频繁会见、西方盟国总理先后会见达赖，目的就是为了密集制造舆论，企图把西藏问题国际化、常态化，最终目的是要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

　　三、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的后果评估

　　从后果看，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总体上没有达到目的。但近年来，对我国价值观体系建设和思想道德文化建设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主要表现在国家认同和核心价值观出现危机以及部分人的价值观趋于西方化等，对华意识形态输出战略呈现出更为复杂、多元的状况。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 部分人的价值观趋于西方化

　　意识形态的对立与碰撞有多种表现形式。有的是国内意识形态外溢效应造成，比如东亚民族主义高涨;有的是把国内标准国际化导致，比如美国抛出的“邪恶轴心”论导致与部分国家的对抗，并集中表现为全球化与地区化、现代性与本土化的各种冲突和矛盾。法国著名哲学家阿尔都塞(LouisAhhusser，1918—1990)认为，统治阶级可以拥有两种方式进行统治，即强制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随着现代传媒的出现，媒体也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之一。在美国，由于越来越多的民众依赖于媒体，需要通过媒体获取所需信息，所以说“媒体也成为了影响受众的最有效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一”[8]。

　　价值观主要由思想、模式、制度、文化和文明等要素构成，而且相互影响、融合和渗透，这些要素被抽象概括之后，就凝缩成了价值观。中美冲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价值观之争。美国对华持之以恒地实施和平演变策略，就是通过一“破”一“立”来展开的。通过传播，“立”美国式的资本主义价值观，“破”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中华文明价值观。美国对中国价值观攻势的目的有二：一是为了和平演变中国，二是诋毁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伦理道德基础，让中国人重新恢复一盘散沙的局面，美国实现“不战而胜”。美国对华和平演变的根本要旨在于消除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意识形态，让中国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美国兰德公司曾建议美国政府对华战略实施三步走，即第一步是西化、分化中国，使中国意识形态西方化，从而失去与美国对抗的可能性;第二步是在第一步失效或成效不大时，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并形成对中国战略合围;第三步是在前两招都失效时，不惜与中国一战，当然作战的最好形式不是美国的直接参战，而是支持中国内部谋求独立的地区或与中国有重大利益冲突的周边国家来与中国对抗。

　　随着世界科技经济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伴随着信息化的不断推进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给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提供了有利条件，美国通过对全球网络媒体的控制和对中国的影响实施意识形态输出，已经并正在继续改变着中国部分人的价值观朝着西化方向发展。

　　(二) 极少数人成为西方代理人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不遗余力地试图在华寻找代理人，这些代理人既有在国外的，也有在国内的;既有制定政策的，也有公众人物。随着美国转型外交的逐步推进，寻找代理人还成为驻外使馆的重要任务。美国十分注重凭借其经济、科技、教育和文化优势，在世界各地寻找代理人，尤其把重点放在中国国内精英群体身上，试图把他们培养成为美式自由和民主的代理人和代言人。

　　“无论是一个合格的国家领导人还是一位杰出的战略天才，其背后往往有着一支强干的精英队伍加以辅佐”[9]。对于国家而言，社会精英主要由政界精英、商界精英、军界精英、学术界精英和艺术界精英构成，精英集团对国家领导人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精英集团最了解国情以及真实国家利益之所在，因而他们有能力也最有机会向国家领导人提出国家战略方面的思考和建议。“不管在何种政治体制下，领袖个人在对外决策、特别是对外战略决策中的作用都是极为重要的。这是由领导人在国家对外事务的特殊地位以及对外事务本身的特殊性所决定的”⑩。

　　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寻找和培植代理人，对美国来说是由来已久。早在1945年，时任美国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就在一次演说中说，要把布尔什维主义的根挖出来，清除和庸俗化他们的道德基础;要把主要赌注押在青年身上，并让它变质、发霉、腐烂。这段话被苏联前总理尼·伊·雷日科夫所著《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一书引用。雷日科夫说：“40年后，一切果然这样发生了。西方，特别是美国，消灭苏维埃国家的目标果然完全实现了。不过，我当然绝不会以为，这样一个大国的悲剧性解体能够仅仅发生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之下。如果内部没有一个实际上完全奉行苏联的敌人所树立的目标的‘第五纵队’，而只靠外部力量，谁也不能把我们国家怎么样”[11]。在培养代理人上，美国主要通过资助中国国内一些组织、行业精英以及其他有影响力人士从事相关学术研究以及帮助出国留学等多种途径，借此间接树立美国自由民主形象，培养越来越多符合美国价值观要求的各类人才。

　　美国利用科技教育优势，不断从世界各国选拔学生赴美留学，培养、驯化他们西方式尤其是美国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通过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本土网罗高技术人才，从中培养所谓的“白领文化”阶层[12]。美国政府把和平演变的重点放在中国青年一代身上，将专项援助转向年轻一代，由美国国务院主办，制定了形形色色的青年学者交换计划，实行软渗透。不仅如此，“美国还有计划有目的地把本国教师、传教士、医生等派往这些国家从事志愿者，向国外免费赠送录像带、图书、杂志等。这些活动⋯⋯隐含了美国自身的战略意图，即培养了国外亲美势力，同时美国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也被传播到海外。一些有‘远见的’美国政治家更是提出，要着眼于在各国培养一批有实力的中间阶层、‘社会精英’，并力图以西方价值观、政治观、民主观乃至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影响、征服和控制他们，要在发展中国家拉拢国内政治、宗教领域内‘持不同政见者’，培植西方政治思想武装起来的西方利益代理人”[13]。

　　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战略不仅给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造成阻碍，还对我国改革发展各领域都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包括有些人迎合西方敌对势力的叫嚣，不分青红皂白，不顾具体国情地极力高喊“自由”、“民主”的口号与党和政府唱反调。主要表现在：鼓吹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反对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地位;主张政治多党化、国家联邦化、军队国家化、经济私有化，鼓吹个人主义，反对集体主义，等等。

　　(三) 国家向心力有所松动

　　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一定程度上巩固了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同时也导致我国出现国家认同危机的可能，使得党和政府的凝聚力、向心力有所松动，其最终目的是要消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美国在言论自由、舆论民主的表象下控制着对华意识形态输出的话语权，就是为了制造中国党和政府的执政危机，松动国家的向心力、弱化民族凝聚力。美国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的一系列图谋，直接侵蚀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和国家利益。在政治领域，政治多党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在经济领域，“国有经济是垄断，是对全民财富的掠夺”等声音也渐强，经济运行市场化、国有经济私有化的声音常常不绝于耳;在国家安全领域，“军队国家化”的声音也开始出现，认为军队只应属于国家，而不能党指挥枪;等等。这一系列反对的声音不断地在调高调门，充分说明在当前各种文化相互碰撞、激烈竞争的国际背景下，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间的斗争将是复杂的、长期的、艰巨的，有时还会表现得异常尖锐。

　　美国意识形态对华传播手段更趋多样化。他们意图通过推行国际世贸规则，使中国逐步接受美国的经济运行方式和思维方式，通过扩大世界贸易，更大范围地带动和促进美国文化的传播，通过服务贸易的广泛开展和大量影视作品的输出，多渠道传播西方生活方式，象遍布中国各大中城市的4000多家“肯德基”、“麦当劳”门店等快餐文化产品[14]，都在有意无意和有形无形中改变着国民的消费观念，深层次地影响着国民对美国形象的看法。美国还通过经济制裁极力推行西方价值观，通过以经济利益为诱饵，促使国家的某些改革措施按照西方的意图推进。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曾经直言，当对美国的模仿遍及世界时，它就对美国行使间接的似乎是经双方同意的霸权创造了更为适宜的环境。近年来，中美经贸问题的政治化以及中国国内诸多不稳定因素，如藏独分子猖獗、疆独分子恣意妄为、非法地下教会有蔓延之势以及大型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等等，都有美国等西方势力施加影响和渗透的影子，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四) 西方基督教影响有蔓延扩大趋势

　　宗教在美国意识形态输出和外交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9·11”事件以后，美国更加注重对华基督教传播。冷战结束尤其是“9·11”之后，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反恐”因素和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因素更加凸显，提升了宗教在美国国家战略和全球推广民主战略中的地位。他们认为，“在现代世界里，宗教是主要的，可能是惟一的感召和动员人们的核心力量”[15]，已经到了在宗教领域开展一场对华“争夺新世界秩序灵魂的斗争”的时候了，宗教由此成为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的最新载体，在对华宗教政策上，美国越来越多地采取具体的、单边主义的直接行动，呈现出立法化、机构化、国际化和大众化趋势[6]。

　　继在“人权”问题上提出“人权高于主权”主张后，美国开始把“宗教自由”提高到“第一自由”的高度来认识，把“宗教自由”上升到美国“国家安全的界定因素”来对待。这种宗教输出实质是对中国的新政治攻势，成为美国推广全球民主制度的重要补充。

　　近年来，基督教在华呈非常规扩张趋势有其深刻国际背景。美国通常鼓励家庭教会等非法基督教组织形式拒斥“三自”传统，在宗教领域挑战中国的文化主权。极少数所谓基督徒已经或正在沦为文化汉奸和反华反共势力的“特别纵队”。基督徒作为中国渐趋庞大的一个社会群体正在逐步浮出水面，改变着中国人的信仰体系结构。据2010年《宗教蓝皮书》透露，中国现有基督徒约站全国人口总数1.8%，总体估计为2305万人;我国女性基督教徒明显多于男性，占69.9%，男性基督徒占30.1%;从受教育程度看，半数以上基督教徒学历水平较低(小学及以下学历者占54.6%)，初中学历者占32.7%，中专及高中学历者占10.1%，大专及以上学历占2.6%。

　　美国不断加大在留美华人知识分子和海外民运分子中发展基督徒，并希望通过他们促使中国政治的基督化，并把同中国海外民运人士并肩作战作为推进中国政治基督化的重要步骤，其用心就是为了从信仰的深层次颠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基础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思想根基。美国敌对势力还关注中国家庭教会建设，要把中国大量的家庭教会成员发展成为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精神支柱和重要组织基础，寄希望于中国家庭教会能够联合起来“走出共产主义的红色海洋”。美国对华意识形态实施强势渗透、内外部多头并进的整体攻势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采取切实应对措施。

　　综上所述，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不管采取什么原则和途径，具有哪些特点，最终对中国产生的影响都要通过国内的因素起作用。与其说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少部分人的价值观西方化、极少数人成为西方代理人、国家向心力有所松动、西方宗教影响有蔓延扩大趋势，倒不如说我们在意识形态建设领域和精神文明建设领域本身就存在着许多问题。从根本上说，我们必须站在维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安全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强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改革发展事件的指导地位，把加强意识形态建设与应对和推进国家改革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和推进国家法制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以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气魄和胸襟，全力推进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合力推进、共同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和保障。

　　注：

　　①威廉·恩道尔：《霸权背后》，吕德宏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

　　②唐勇、常酷、王鸿刚：《推动“颜色革命”，索罗斯基金会向全球渗透》，《环球时报)2005年4月18日。

　　③【美】孔多丽萨·赖斯：《促进美国国家利益》，张茂明译，《战略与管理)2OO1年第3期。原载美国Foreign Afairs，2000年1—2月号。赖斯曾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④王丰丰、任海军、梁金雄：《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记中美两国人文交流四十年》，www.gov.cn，2011年4月12日，来源：新华社。

　　⑤【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6]Morrell Heald and Lawrence s.Kaplan.Culture and Diplomacy：the American Experience.Greenwood Press，1977：4.转引自宋志艳《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及其意识形态渊源》，《南昌航空大学学报)2010年第l期。

　　⑦张宏毅：《美国是如何从意识形态上影响赫鲁晓夫的》，《国际论坛)2010年7月。

　　⑧曹菁：{21世纪初美国战时媒体的意识形态性研究》，《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科)2oo9年第9期。

　　⑨⑩李景治等：《国际战略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6、236页。

　　[11]【俄】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12][13]郝保权：《对全球化背景下美国文化霸权及其意识形态意涵的战略沉思》，《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o9年第3期。

　　[14]截至2010年6月，中国的肯得基门店数量突破3000家;截至2009年底，中国的麦当劳门店数量为1135家。

　　[15]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353页。

　　[16]徐以骅：《宗教与当前美国外交政策》，《和平与发展)2oo8年第1期。

原载《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