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近年来，西方国家以“国家安全”为名义侵犯“新闻自由”的全球威胁系数在不断增加，尤其是那些标榜高扬民主和尊重法治的欧美国家，不仅没有在“新闻自由”上作出表率，采取一些实实在在的举措，而且有时做得还非常离谱，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西方媒体标榜“新闻自由”，其实未必然。“西方社会的‘新闻自由’主要被两种力量所控制：一种力量是政府，另一种力量是媒体寡头，即资本。”安徽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沈正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沈正赋告诉记者，西方政府非常重视对媒体的操控，但在多数情况下，并不直接控制新闻媒体和新闻报道，而是通过政策倾斜、利益交换、政治压力等来影响媒体及其幕后老板，通过媒体老板左右新闻记者和新闻报道。

　　1971年，美国国内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风起云涌，壮观的反战场面促使《纽约时报》采取了一项惊人之举：发表国防部绝密文件，揭露美国政府在越战问题上对美国舆论的误导和欺骗。当时美国政府以间谍法要求《纽约时报》停止刊登。

　　2005年7月，《纽约时报》记者朱迪思·米勒在对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瓦莱丽·普拉梅的身份泄露事件调查中，因拒绝透露她的消息来源，被一名法官判处监禁。

　　沈正赋告诉记者，这些例子说明，如果“新闻自由”与“国家安全”发生冲突时，欧美国家政府会毫不犹豫地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对法院施压，有时法院也会屈从于政府作出荒唐和不理智的判决，这样西方所自诩的所谓“新闻自由”就变成一纸空文，难以兑现，这无疑是对社会公正与道德良知的一种挑战，是对公民合法的言论自由权利的一种亵渎。

　　那么，西方政府缘何要控制媒体呢?

　　在沈正赋看来，西方的政治家们深知，尽管新闻内容并非总是最好地反映政治，它却可以影响决策的制定，影响公众对这些决策的反应，影响公众判断哪些政治家或政治集团最有实力、最有影响。可见，媒体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足以对公众的价值取向和政治倾向性产生一定影响。于是，他们试图通过操纵新闻来达到控制公众舆论的目的。

　　另一方面，西方新闻媒体大都属于私有，被极少数的大公司和媒体寡头所操纵。这些巨头办媒体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资本的趋利性决定了其新闻媒体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摆脱资本和集团利益的束缚与制约。

　　“对于西方的新闻媒体而言，新闻自由只不过是一枚‘橡皮图章’，是他们滥用新闻采访权的一个幌子，社会责任和职业操守早已被商业利润所取代。”沈正赋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全球媒体目前集中在一小部分企业巨头手里，如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德国的贝塔斯曼，及鲁伯特·默多克的新闻集团，这表明利益驱动和市场力量对新闻的影响越来越明显。

　　传播学者罗伯特·麦彻斯尼认为，商业新闻体系几乎与公共服务或社会责任格格不入。他暗示，如果我们揭开“新闻自由”的面纱，会发现媒体用第一修正案做保护伞，更多的不是为了保护他们发表有政治风险内容的自由，而是为了保护他们放弃服务公众利益转而追求利润的行为。

　　沈正赋说，当新闻不再承诺为公众服务时，它也就沦为追逐利润的生产线。在西方国家，资本垄断着新闻媒体，资本左右着媒体视线，影响着新闻对报道内容的选择与加工，时时处处可以领略到资本对媒体的傲慢。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新闻自由成为他们追逐利润的“名片”，新闻自由权的滥用成为他们获取更高利润的最佳通道和惯用手段。

　　“在西方，无论是政治控制媒体还是资本控制媒体，其背后都是有利可图的，而且有着各自的目的。”沈正赋告诉记者，“政治”与“资本”之间的利益博弈从来就没有消停过。就英国《世界新闻报》“窃听门”事件来说，此前英国政界之所以“始结终弃”默多克，原因有三：一是默多克传媒对底层读者有极大影响力，可以吸附广大底层选票;二是默多克传媒垄断舆论，便于政治家制造声势;三是“趋利避害”，唯恐无孔不入的默多克帝国窥己隐私，故而来个互不得罪。

　　由于受到政府和资本两大力量的控制，西方媒体一直宣扬的新闻自由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在沈正赋看来，在西方，政府与媒体之间的关系比较微妙，一方面是政府希望控制媒体、操纵舆论;另一方面是媒体希望自由、独立的同时又能借助政府的影响力，它们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彼此制约的关系。这些做法的最终结果，也使西方所宣称的“绝对的、超越阶级的”新闻自由名不副实。

　　沈正赋告诉记者，近年来，西方国家以“国家安全”为名义侵犯“新闻自由”的全球威胁系数在不断增加，尤其是那些标榜高扬民主和尊重法治的欧美国家，不仅没有在“新闻自由”上作出表率，采取一些实实在在的举措，而且有时做得还非常离谱，让人觉得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