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200年后的历史学家们要写一部有关于21世纪的历史，不知他们是否会从资本主义殖民扩张与世界重构的历史中寻找到一些灵感。在"短暂的20世纪"结束之后，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世界趋势似乎又开始走回到那"漫长的19世纪"给世界所定下的基调。在这种经济自由的幻象下，新的不平等、压迫、与分裂正在逐渐形成。当我们将视线移到阿拉伯穆斯林世界，便能发现，从2008年迪拜奇迹逐渐破灭到2012年5月埃及总统第一轮大选仿佛出人意料的结局，再到如今仍旧悬而未决的叙利亚危机，这一切无不在为世界提出警告。面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以及意识形态阶级政治在世界范畴内的衰亡，一直以来压抑在中东世界的各种冲突开始集中释放。一方面，传统的伊斯兰思想资源被以莎拉非主义为代表的极端主义所占领，民粹主义随即披着伊斯兰的外衣大行其道。这种民粹主义依托了20世纪以来长久生长于阿拉伯世界心中的反帝反殖民思潮，以回归伊斯兰原教旨传统为口号，迅速席卷了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空间。另一方面，急速的市场化与资本化转型使得大量阿拉伯国家与世界市场深度交织，以迪拜为代表的经济膨胀更是在最大程度上反映了资本自由流动与地区间发展极端不平衡能够带来的短期巨大金融利润。这种膨胀式的金融发展，不但攫取了阿拉伯世界内部自生的政治变革资源，其造成的不平等与压迫更为民粹主义式的原教旨话语提供了现实滋长的土壤。因此，发生在埃及、突尼斯、利比亚的政变与在海湾国家以迪拜为代表的经济发展，可以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经济在中东地区影响的两个不同面向。

　　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梦想相反，自由贸易与放松金融监管正在将阿拉伯世界重新带入到一个泥潭。资源依附、经济压迫与剥削、宗族战争、宗教极端主义、分裂正在这个地区蔓延。认真思考在这一地区发生的事件，能够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新自由主义及其危害，理解21世纪的诸多问题提供一个范本与透视的窗口。

　　新自由主义的逐渐兴盛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1991年苏维埃政权的衰亡，在世界政治中真正能够对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构成政治威胁的最后一道障碍也被扫除。由苏联政治而带来的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幻灭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中普遍的历史终结了的乐观情绪，使得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模式在世界许多角落，尤其是第三世界以及前苏联国家中间，取得了其重要地位。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诸多"经济奇迹"使得新自由主义成了一剂社会发展的万灵药。在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国际间自由贸易、私有化改革、开放外资投资、放松政府监管等金融改革手段被在全球广泛推行，并构成了以经济增长为重要标准衡量社会发展进步的当代现代化理论基础。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地缘政治在全球政治中的重要地位被渐渐淡化。意识形态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话语被转化成为不同地区间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贸易合作。世界变革的进程由此也被一个个的政治"春天"与经济"奇迹"取代。

　　"资本万能"的乐观情绪还给世人这样一种幻觉：开放的市场必然导致一个开放的社会。对于资本的信任同样也影响到人们对于伊斯兰世界、特别是阿拉伯世界的观察。一些研究者曾经指出，由于自由贸易与资本主义的兴起，阿拉伯世界潜藏的极端主义情绪正在不断的被这种新兴趋势所消解。由此而生的，将会是一个开放、民主、平等、趋同的全球化乌托邦。[1]

　　然而，2010年以来的阿拉伯世界发展方向，却与这些新自由主义构想的乌托邦大相径庭。非但那些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阿拉伯国家未能重新展现"迪拜奇迹"，甚至连迪拜本身，都由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而呈现衰退的态势。而更出乎西方新自由主义者意料的，则是从2010年初由突尼斯开始，并迅速蔓延阿拉伯北非世界的政治变动。包括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现在的叙利亚在内，这些国家都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开始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导下，进行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改革。由此而导致的国内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大、国有资产流失以及货币贬值问题又使得原本已经较为尖锐的国内矛盾加剧。严重的政治与经济压力下，这些国家一方面出现大量资本外流现象，另一方面，国内中下层也重新开始伊斯兰化，进而发生的政治剧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这种盲目改革措施的结果。在本文看来，将"阿拉伯之春"与"迪拜奇迹"的破灭作为连续的政治历史事件来审视，应当能为理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第三世界国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提供一种途径。同时也能够为进一步讨论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全球政治给出一个批判的视角。

　　迪拜浓重的消费主义和实用主义精神确实让它展现出了与周围伊斯兰世界截然不同的面貌，但这并不能成为对抗宗教极端主义的准则。作为意识形态出现的伊斯兰教还承担着维护社会身份认同的任务。保守的莎拉非主义也像在其他阿拉伯穆斯林国家一样，成为对抗"西方入侵"，维护民族身份的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思想资源。对于大多数阿联酋人来说，对"西方入侵"的解读实际主要认为是以美国为主的"敌人"用政治手段对阿拉伯世界石油资源的掠夺。这种理解方式，实际上仍旧停留在19世纪旧殖民主义全球框架之内。在这种语境下催生出的反殖民、反帝意识，与那种强烈的寻找本民族历史、维护民族身份的愿望一样，构成了一种类似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弥漫欧亚的强烈民粹主义精神。而这种民粹主义精神，则可以在周围大部分阿拉伯国家里寻找到踪影。

　　迪拜：一个现代海盗港的动态平衡

　　站在迪拜哈里发塔的124层上，有一些东西是你在电影《碟中谍4》里那些激动人心的场景中所看不到的：在东面，是一大片尚未完工的楼群，西面是那条著名的16车道的交通大动脉---扎耶德酋长路(Sheikh Zayed Road)，更为夺人眼球的是那纵横交错绵延在沙漠之上的现代道路交通网。 对于任何一位在此逗留的过客来讲，站在828米的哈里发塔2/3处的观景台上，这座建造在波斯湾畔的城市变的更加超现实。在这里，游客们能看到远处波斯湾畔的帆船酒店(Burj Al-Arab)、棕榈岛、以及在更远处那渐渐消逝的"世界岛"。

　　阿联酋的酋长们自1999年建造了七星级帆船酒店后，便开始对巨大建筑抱有雄心壮志，这个新兴的海湾国家持续以其貌似巨大的石油财富为后盾，一次又一次以庞然大物引得了全世界的瞩目。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Nakheel Properties和Emaar Properties两大位于迪拜并为迪拜政府支持的地产公司常常以令人震惊的投资项目迷住了世人的双眼。在过去的20年间，这两间成立于20世纪九十年代的公司几乎承接了所有阿联酋地区的大型地产项目。迪拜的面积仅为一个罗德岛的大小，却拥有世界第一高楼，聚集了世界最大的两个购物中心、最大的机场、最大的人工群岛、人工港口，甚至于最大的主题公园。从1995年到2008年，这个小小的酋长国的GDP增长了267个百分点，人均收入上升了126%，出口增量为575%，人口增加了186%。作为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迪拜却将目标定位于建立世界级的奢华享受与消费主义。

　　然而，在这一切的"经济奇迹"之外，更富于深意的景观，还应当是那名噪一时的人工群岛"世界岛"。至少在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世界岛所代表的是一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无差别神话。这种神话宣称，现代国家的疆界已经全然丧失其价值，取而代之的是相互依存的全球开放市场，以及经由国际组织推动的统一金融变革模式。这种模式不单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正如迪拜的世界岛一般，这一神话下的世界乌托邦是平面的、可控的、永恒的，并且享有无穷的资本。

　　对于这种全球化模式的鼓吹者来说，迪拜无疑是一个成功范本。托马斯·弗雷德曼在他《纽约时报》的专栏中盛赞迪拜为"我们应当推动阿拉伯世界前进方向的标杆"。[2]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迪拜无疑是一个超级资本主义(hyper-capitalism)时代里一场空洞无物的表演。[3]然而，无论将迪拜视为标杆或是贪婪的范本，20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却让迪拜人开始有了一种不安的情绪。他们发现，无论怎样掩饰，由房地产泡沫带来的红利正在迅速破灭消逝，正如那座雄心壮志的世界群岛一样，迅速被海洋侵蚀消失。

　　但是，虽然世界岛在不断被海洋吞噬，迪拜的繁荣却并未因此而受到太大影响。2011年以来受到经济危机影响的迪拜重新又开始恢复其繁荣的面貌。而这却不能简单归纳为金融自由化、私有化、开放市场等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因素。在所谓"迪拜模式"下，有着更为特殊的经济结构。今天的观察家们也许很少关心数百年前的故事。然而，数百年来的世界交通史告诉我们，国际间的贸易与人员往来永远是经济文化兴盛的基石之一。金融业也在这种繁荣的实体跨国贸易基础上不断发展兴盛起来。亚洲与欧洲之间的贸易为现代世界的基本格局打下了重要基础，也直接影响了非洲整个大陆的兴衰历史。而在这之中，活跃于陆上与海洋的阿拉伯商人则是重要的润滑剂与催化剂。而时至今日，阿联酋，尤其是迪拜仍旧在世界市场中扮演着中转港与避风巷的作用。正像是从13世纪以来此起彼伏兴盛于印度洋沿岸、地中海周围的城市国家一样，迪拜也是在这种全球贸易体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迪拜的繁荣，恰恰来自于其作为资本与贸易中转港的地位，并由此与周围经济体互动而形成了一种动态的繁荣。

　　在金融资本全球化背景下，作为贸易港的阿联酋虽然会首先受到危机影响，但也一定会首先从危机中恢复。依照阿联酋政府统计局2012年公布的数据，2011年，以经济危机影响阿联酋之前2007年的价格作为基准，阿联酋的实际GDP结构中，非金融业所占比重为91.8%。在这其中，有31.6%为石油采矿业。在剩下的约60%中，所占比重最大的分别是批发与维修服务业(11.8%)，建筑业(11.4%)，地产与商业服务业(8.95%)，和运输仓储业(8%)。这一基本国内经济结构，即使在经济危机影响最为严重的2008-2010年间也未有太大的变化。在整个阿联酋经济结构中，首都阿布扎比由于其巨大的石油储量为这个由7个酋长国组成的联邦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柱。而迪拜则更倾向于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贸易中转港。支持其经济发展的基础，便来自于其进出口贸易、批发服务及房地产行业。由于阿联酋强调非石油行业(Non-Oil Sectors)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因此，迪拜作为国际贸易中转港更能体现阿联酋经济发展的走向及其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特殊地位。房地产与服务业则更是这一中转港的经济风向标。

　　2011年所谓的阿拉伯之春与迪拜房产市场回暖前后相接。来自周边动荡国家的资本大量涌入迪拜这一自由港。作为中东及北非世界与世界资本流动结合最紧密的地方，迪拜为这些动荡国家的资本提供了一个熟悉并且相对安全的港湾。然而，这一市场相对来说承担着更大的政治风险，与成熟的欧洲北美市场相比，其消费能力低下。也许位于迪拜的龙城(dragon mart)是这一市场需求的绝好反应。龙城地产开发商与产权持有人是迪拜酋长马克图姆，与全球最大的迪拜商城不同，龙城更像是中国小商品市场。在这里的中国商人们用尽可能低廉的批发价将来在中国的轻工业产品"山寨"电子商品转售到非洲与其它阿拉伯国家。然而，龙城的繁荣总令人不安。作为阿联酋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2011年与阿联酋的贸易总量达到7百万吨，占阿联酋全年货物总重量的8.58%。如果仅仅以货物总量来算，中国遥遥领先阿联酋第一大贸易伙伴--印度。但是，如果从贸易额来看，中国仅占其总额的6.19%，而印度则以占总重量7.87%的货物量换取了20.93%的贸易额。随着"中国制造"的价格不断攀高和人民币汇率的上升，这种以大批量低价格的倾销贸易模式再也不能为投资者带来犹如十多年前那样的巨额利润了。加之周边国家政治动荡与伊朗在美国经济制裁下货币急剧贬值通货膨胀严重，迪拜这一贸易港能够为中国贸易商们生产的利润也日渐被侵蚀殆尽。

　　消费主义与伊斯兰的困境

　　迪拜从各方面打破了世人对于一个伊斯兰国家的成见：这里的新兴富人从不掩饰他们对超级跑车、大引擎SUV、奢侈品消费和宽敞住所的巨大胃口，这股消费主义的浪潮甚至延伸到其神圣的伊斯兰生活方式中。穆斯林妇女曾经低调的头巾与长袍如今都来自国际时尚品的制造商，如Burberry, Hermes, Gucci, LV等，黑色长袍无法盖住新生代穆斯林女性一如帕丽斯希尔顿般对时尚品位充满着向往。甚至最为虔诚的麦加朝圣也成为彰显个人的财富的一个途径，由此，形成了一个包括航空公司、地区管理机构、酒店、旅行社等等在内的数十亿美金的产业链。

　　在外界看来，迪拜是"黄金之城"和"亮闪王国"。而迪拜自身除了抱有成为中东地区的新加坡或香港这样的野心外，似乎也不排斥成为穆斯林世界的拉斯维加斯。当你站在哈里发塔的顶端俯视时，它看起来已经达成所愿，然而回到地面，这个城市多少也有其回归现实的一面。首先是有如加油站一般林立的清真寺，日复一日在准点大声广播，号召穆斯林进行祈祷，一天五次。在老城区Deira和Bur Dubai的街道上布满了各种兜售便宜衣物、五金产品的小商贩和印度小饭馆。虽然，这个区域坐落于现代化的港口边上，但是从这些杂乱无章、文化交融的场景中，我们也还能看到这个城市不久之前的影子：一个海盗与走私者们的天堂。

　　纵使拥有现代化构造的外表，迪拜依旧是一个食利国家(Rentier State)，其领导人依旧是那个自19世纪以降便受英帝国委任统治这一区域的马克图姆家族(Al-Maktum)的传人和这个地区其他的酋长国一样，这个国家的稳定极大依赖其领导人的个人魅力、伊斯兰属性、社会福利和父权社会秩序。领导人的合法性仍旧受到两方面的约束：他与臣民保持亲密关系的能力，以及他为人民提供福利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海湾地区的酋长国与私人家族企业有许多共同点，健康的财务状况是首要解决的问题，此外，管理层和家族企业领袖有着紧密联系。实际上，迪拜的现任酋长穆罕穆德· 本· 拉希德· 阿· 马克图姆很乐意视自己为"CEO酋长"。由于酋长即是国家主权，所以他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诸多国有企业的董事长。在这一特殊政治模式下，迪拜的"国"与"私"之间的壁垒便没有那么明显。除了将迪拜这一城市国家当作一个巨大的企业来运作之外，在这一政治权利保护下的私有经济也与酋长制的父权社会结构有着诸多联系。对于马克图姆酋长来说，不但是要把迪拜这一个属于他(及其他家族成员)的大型"公司"运作成为一个成为一个"全球都市"并在地区间发挥其贸易、运输、旅游和金融的枢纽作用。更还要将迪拜"公司"旗下那诸多由他自己和他子民们控股的真正意义上的公司运营成功。

　　为了进一步鼓励这种自由贸易与投资行为，迪拜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改革，以求能够在伊斯兰教法之外，建立起一套较为符合国际交易规则的金融与经济法规。它发展的"迪拜国际金融中心"以及20多个特别自由区的模式正在被这一地区广泛复制。为了安置并吸引更多外来投资，迪拜在划定的区域内开创了一系列法律改革。根据2004年修改后的阿联酋联邦宪法建立起来的迪拜国际金融中心(DIFC)，用于吸引来自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成员国以外的外国投资者并为其提供区域性的金融服务。通过成立DIFC，迪拜政府进一步改革，为国际投资者及其股票设立了迪拜国际金融交易所(DIFX)，一个独立的证券交易市场。作为一个国际金融及法律中心，DIFC为海外投资者提供了特别的司法系统---在DIFC里的交易都得以豁免于阿联酋民法。在2005年这个做法又被卡塔尔当局采用并建立了卡塔尔金融中心(QFC)。

　　对于以贸易为主的迪拜来说，寻找一个美元以外的投资途径其意义远远不止维持金融产品投资多样性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能够为阿联酋提供多极化的发展模式和国内经济结构转型的可能。按照伊斯兰律法，穆斯林世界的金融产品投资必须要有相应的抵押物，而且投资不能牵涉一切违反穆斯林戒律的行业：诸如赌博、色情、猪肉、酒精等，同时也不能涉及其他具有投机性质的金融衍生品。这一特性使得这类金融产品在目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显得更为有价值。穆斯林债券最为常见的金融产品抵押物便是房地产、航运业。2012年9月，迪拜政府又宣布预备发行18亿美元主权债券。而大部分募集的资金将会用于进一步扩张迪拜航运业与机场、基础设施建设。除了政府主权债券之外，阿联酋境内的重要大型房地产、航空航运企业也会发行伊斯兰债券(Sukuk)。然而，这种债券，从本质上与传统的资产抵押债券并无差别。同时，由于其需要通过在二级市场上公开出售并在国际范围内谋求融资，其与伊斯兰律法之间原有的密切关联，在这种资本市场对于高流动性与破除一切制度壁垒的需求之下，渐渐的被淡化了。在巨大的资本诱惑之下，传统伊斯兰律法中，对于平等观念的保护被替换成了对于资本的保护。诸如禁止食利等的规范，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成为银行免费吸纳资本的合法性基础。虽然在意识形态角度，迪拜不断强调伊斯兰金融(Islamic Finance)甚至是所谓伊斯兰经济(Islamic Economy)的独特性。并甚至希望通过强调伊斯兰经济作为一种现代资本主义金融模式的替代产品，强调其所谓可持续性与安全性，来推广其伊斯兰债券，进而希望能够获得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更广泛的话语权。然而，其运作机制与逐利本质却与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并无差异。

　　差序的世界格局与"迪拜奇迹"不平等的根源

　　与一般市场开放措施不同，迪拜这一城市国家对于外来投资采取了一个关键的限制措施。依照迪拜法律，所有外来投资，如果其贸易对象是针对阿联酋境内一切酋长国，那么其外资比例不得超过49%。阿联酋通过法律确保每一个普通外资公司必须有一个具有阿联酋国籍的担保人作为大股东。大股东即可出资也可以仅用其法律身份参股。从这种意义上，迪拜保证了阿联酋本国人作为食利者的重要身份，并进一步保证在阿联酋境内自由流动的资金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为本国国民利益服务。当然，那一系列在自由贸易特区成立的外资公司并不受到此法规限制。然而，迪拜政府规定，此类公司的贸易对象必须针对阿联酋境外。在这一区别对待政策下，迪拜作为中东地区关键贸易港的地位，不会因为其对于境内外资的限制而受到影响。同时，仍旧可以保证它作为贸易港口而产生的其它诸如物流、仓储、人工、服务等经济效益继续服务国内。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迪拜作为食利国家的特性，不但来自于其对于国内石油资源的消耗与分配上，更体现在其对于其他经济资源的"国有"控制上。

　　在一些阿拉伯的知识分子眼中，这个持续了20年的两位数GDP增幅奇迹非常值得从社会经济方面进行深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海湾国家并未受到始于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影响。以父权制为中心的社会政治体系和主要依附石油产生经济红利的国家本质给予了这些海湾国家稳定的基础。在阿联酋，迪拜奇迹让一些阿联酋知识分子认为需要建立一个所谓"海湾共识"，以求突破"华盛顿共识"。[4]但是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是一种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乐观主义。首先，这一观念体现了阿拉伯知识分子一种共有的愿望。这种愿望在形式上非常接近后殖民主义的态度。对于阿拉伯知识分子来说，希望能够打破殖民主义话语影响，从自身发现历史的倾向使得这一论述，包括对于"迪拜模式"独特性[5]的过分强调实际上都包含了倒叙式的重构色彩。这一论述的立论基础来自于对迪拜的经济成就的认同。与新自由主义的分析相同，这一论述并不注重在经济发展数据背后所隐藏的巨大的社会不公与对劳工的剥削，同时也并没有将这种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对于社会意识形态、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纳入考察范畴之内。单纯的将经济数据的增长作为成功发展与现代化的标志，无疑是新自由主义重要的理论陷阱之一。其次，迪拜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自由主义倡导下的自由国际贸易与金融自由化。因此，迪拜奇迹也应当归功于新自由主义促生的新经济模式与全球经济增长。最后，迪拜的发展本身也是一种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体现。大量来自于印度、巴基斯坦、南亚等地的廉价劳工为迪拜提供了极为低廉的人工成本，并全面支撑起了这一食利国家的各个方面。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的极度不平衡，迪拜包括整个阿联酋才得以有源源不断的来自印度次大陆以及南亚的劳动力资源。

　　实际上，在华丽的外表下，迪拜奇迹以及它为其他石油富足的海湾国家提供的社会发展方式存在着巨大隐患。所谓"迪拜模式"并不具有独特性。或者说，并无法承担其阿拉伯推崇者们所声称的，对抗"华盛顿共识"的责任。迪拜的经济发展无法脱离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框架，它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创造的一种新殖民政治在中东的一种表现形式。其经济利润的本质仍旧来自于金融泡沫与国际间资本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迪拜发展模式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其背后却隐藏了一系列矛盾和窘迫。在高经济增长下，迪拜奇迹的带来了以下几个矛盾：现代化发展的迫切需要和保护民族身份之间的冲突，不断渗透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和保护伊斯兰传统价值观的必要，低价人力成本与劳工权利的冲突，最后，不断减少的石油储备量和不断增长的公共福利需要。

　　作为七个联合酋长国之一，迪拜在阿联酋联盟中总显得独树一帜。不同于阿布扎比，迪拜在阿联酋总是有储备量中仅占2%。虽然1970年代油价飙升给迪拜的发展提供了原动力，但其财政收入依然极大依赖于贸易。在其他GCC成员国中广泛适用的传统石油经济战略在迪拜无法顺利进行，因为这将导致飞快面临哈伯特顶点。迪拜已探明石油储备量仅为四十多亿桶，折算到每个国民，人均大约150万美金。所以从一开始迪拜最重要的任务便是经济的多样化。这一政策导向显然是颇有成效的，目前在迪拜最大的产业包括零售批发贸易和维修，在整个GDP中占了39%。此外迪拜正积极扩展其他领域，如金融服务、运输及旅游产业的业务。甚至在2009年金融危机对迪拜的地产开发市场打击最严重的时刻，石油收入依然仅占年度GDP的2%，而在四十年前，石油收入要占到将近GDP的一半。

　　所谓"全球"的观念，或者说是"国际"的观念，对于GCC的成员国来说，包含了几个层次的认知。首先，对于酋长国的臣民来说，他们直接对于部落首领(酋长)效忠。这种父权制下的社会联系是他们心中世界秩序的核心。接下来，共同的逊尼派伊斯兰信仰，以及在现代才形成的GCC国家间的兄弟认同，是这种归属感的第二层内涵。这种认同感，又因为在六个GCC成员国之间人民的互相通婚而进一步加强。在GCC联盟之后，是所谓对于"阿拉伯世界"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的基础建立在相同的宗教信仰与相近的语言之上。最后，由于过去的被殖民经历，在此认同之外的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被看作是帝国主义入侵者。这种敌视的世界观从随着1932年沙特阿拉伯独立和20世纪中叶海湾地区公国休战而开始才稍微有所改变。不过在这样一种多重世界观下，当前的全球化进程就很容易被阿联酋人(甚至是众多阿拉伯人)看作是一种内部与外部之间互相对抗的殖民剥削，而非我们通常所以为的那种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化全球化进程。因此，让迪拜真正显得如此独特的是它在政治上的实用主义，以及历来作为印度洋的上商业贸易港而固有的对全球市场的开放程度。鉴于迪拜的统治者总是倾向于将城市当作商业化项目运营，这座城市便不可避免地被推到全球化的边缘。

　　从人口统计数据里我们也可以对穆罕默德酋长的战略窥见一斑。迪拜通常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挤满了大量游客，根据迪拜政府商业及旅游业推广局(DTCM)数据的显示，仅在2011年的第一季度，这里就吸引了230万游客。而迪拜的常住人口在同年年底才刚达到200万，其中只有10%持有阿联酋护照。以当前的本地出生率和外来劳动力人口增加水平来看，迪拜的阿联酋本地人比例将持续缩水。有很多人担忧，在未来十年，本地人(阿联酋籍，且非外来人口因婚姻入籍)的数量将达到统计学上的0点。另一个明显的全球化指标可以从入驻迪拜的跨国公司总部和国际银行数量。2010年全球城市指数显示，迪拜在全球化城市排名中居27位。作为整个地区里最为全球化的经济体，在2008年的金融风暴中，迪拜受到的冲击也是最大的。然而根据一份IMF的报告，2011年迪拜非石油经济的GDP已一挽2008至2009的颓势，达到3.25%的增长。楼市的回暖也带来2011年建筑材料需求的迅速上升。

　　迪拜能如此迅速地从金融危机中恢复一方面来自阿布扎比的财政援助，但更主要得利于其设立的主权财富基金和公有公司在其他GCC成员国进行的投资，以及其作为自由贸易港的关键地位。尽管我们看到数以千计的雇员满身债务地离开了迪拜，而本地居民则毫不为金融危机所影响。在阿联酋，国民最大的雇主正式迪拜政府本身以及其他由酋长CEO经营的产业。Emaar和Nakheel两大地产公司在海外(主要指在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投资源源不断产生效益。石油生产也始终是国家可靠的经济后盾。在迪拜来，经济危机可能致使一部分外资撤离，一大批来自西方的中产阶级管理人员失业，但就本地居民而言，情况一如既往地平静，他们可能只需稍注意收敛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因为阿联酋除跨国婚姻外不对外来人口发放公民身份，外国人一旦失业就必须离境，故失业率只影响外来人口。正因为如此，任何在欧美发生的金融危机引发的社会问题在迪拜都几乎看不到。在这里不会发生像是美国一样所谓"1%对99%"的情况，因为那所谓的社会的"99%"，实际上几乎都是非阿联酋护照持有者，因而他们在国内政治中起不到任何作用。如此看来，如今的迪拜和一个世纪前几无二致，其本质依然是一个人来人往的集散地。如果从纯粹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观念看来，迪拜无疑是当中的最弱一环。但细看之下，我们仍可发现，迪拜实际上仍旧是一个坐落在全球贸易中关键地理位置上的安全港。

　　在迪拜经济奇迹中另一个重要力量是国际劳工。迪拜以及阿联酋法律规定，需要将劳工集中管理。所有劳工在前往阿联酋之前，必须由中介机构或者雇主(kafil，即担保人)提供签证担保。提供签证担保的雇主则必须是阿联酋公民。相应产生的担保费用也为担保人的直接收入。根据2007年的一份报告显示，通常一个来自巴基斯坦的普通劳工如果是雇主直接招募，则需要支付大约655美元。这笔费用用来办理签证以及前往迪拜的机票。每隔三年，迪拜工作签证需要重新续签。这笔费用约为260美元。如果希望单独通过中介机构办理同样的手续，则签证连同机票费用可以高达约2138美元。[6]而一般一个建筑劳工的工资大约是每月163美元。根据迪拜政府规定，雇主必须承担劳工集中住宿及相应产生的电费。而劳工个人则需负担水费、燃气以及日常饮食。这样折算下来，一般一个工人每月的净收入则为约130美元(约合480迪拉姆)[7]。这一工资虽然低廉，但相对于各自国内人均不足2美元的月收入来说，迪拜仍旧吸引着来自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地源源不断的劳工。

　　这些国际劳工全部被集中管理。劳工的护照由雇主统一保管，只有在每两年一次的双月带薪假期时，劳工才有可能拿回他们的护照。这种情况在其它酋长国还有所不同。由于缺少必要的国际监管，在迪拜以外的其它酋长国内，劳工遭受的待遇还会更差。除了在工地上之外，其他时间，这些劳工几乎不出现在迪拜的城市视野里。雇主会统一安排大巴集体接送劳工往来于工地和宿舍之间。劳工多数住在距离Deria老城10分钟车程外的一个劳工营里。这个名为索纳普(Sonapoor)的劳工营里，绝大多数工人住在20人一间的房间里。房间一般40平方米左右，有独立的厕所与厨房。根据劳工登记与国籍不同，住宿条件也有相应的好坏差异。一般情况下，来自于其它阿拉伯国家的劳工的地位相对较高，也能有相对较好的住宿环境与工资待遇。相比之下，其它国家劳工们绝大多数不会说阿拉伯语或者英语。由于缺乏根本的交流能力，劳工在迪拜成为一个人们视线之外的群体。迪拜极为高昂的生活费用也成为劳工们的另一个障碍。这两项主要原因使得劳工与迪拜的城市生活相隔绝，成为了这个新兴经济体中一个巨大的看不见的群体。

　　除了一般劳工之外，从南亚、巴基斯坦前来迪拜从事家政服务的劳工的境况则更为不透明。强烈的等级差异与种族优越感使得虐待家政劳工的事件层出不穷。阿联酋法律规定，家政劳工的雇主也是劳工签证的担保人。因此，这便使得雇主对于劳工具有绝对权力。并且，由于家政劳工均与雇主同住，因此相对于上述那些集中居住的劳工来说，家政劳工受到虐待与压迫的可能性更大。在西方媒体上报道的外来家政劳工在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家族受到虐待的情况，实际上在阿拉伯世界并不是简单的个案。一个在迪拜工作的建筑师告诉我，他曾经接手设计过一所别墅，屋主是迪拜当地人。在将设计图纸交给屋主审查的时候，屋主提出要缩短通风制冷管的长度以求节省成本。屋主认为，处在地下室的佣人房不需要，也不可以与主人房共享通风制冷。当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类案件的受害者并不会将事件揭发，因此也就使得他们更成为了迪拜奇迹下的失踪者。

　　对于阿联酋本国人来说，任何人权组织对于迪拜(或阿联酋)境内劳工问题的报道都可以被诠释为"欧美国家对阿拉伯世界充满殖民色彩的污名化运动"的一部分。即便承认这种严重的剥削问题存在，它们也可以在迪拜经济发展的光环下被忽略不计。因为，在阿联酋人看来，"相比其他阿拉伯国家来说，迪拜是独一无二的。这个城市现代化并且具有前瞻性。"而严重的劳工权利问题却只是这种伟大经济发展背景下的瑕疵而已。但是，正是国际劳工的存在使得迪拜经济发展中所产生的严重贫富分化被转移到海外。这也就相应进一步减低了迪拜发生诸如埃及、突尼斯、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境内的那种社会抗议运动的可能。

　　迪拜港不仅是该地区间经济体互相连接的关键贸易港口，也是该地区与其他世界级经济体之间的窗口。它同时也为他们提供着金融和物流方面的服务。但是，迪拜终究是一个穆斯林国家。因此，硬要将其想像成中东的香港、伦敦或纽约，便是非常幼稚的。唯一一个将迪拜与其它海湾地区的穆斯林国家区分开来的意识形态便是在其统治阶层中弥漫的实用主义精神。迪拜之所以欢迎资本主义与全球市场，最为重要的原因，便是它承受不起宗教保守主义所带来的后果。巴林发生的社会变革证明了如果没有国家财富的支持，一个经济依赖自然资源的食利国家是非常不稳定的。穆罕默德酋长最近的电视演讲再次申明了迪拜对伊朗的态度：宗教信仰的争端不应阻碍经济的繁荣。作为伊朗的主要贸易伙伴，迪拜几乎是伊朗在此次国际制裁下的救生索。因此，即便是在最坏的状况下，伊朗胆敢在地区间使用武力，进攻迪拜对于伊朗来说，也仍旧是一个自取灭亡的动作。除了伊朗核威胁之外，在这个地区另一个安全问题则是恐怖主义。但是，联合国2009年关于阿富汗鸦片调查报告中指出，对于那些利用来自阿富汗的鸦片制造的海洛因贸易来说，迪拜是一个关键中转地。由于充当了走私者的避难所，这一特殊功能使得这个城市得以最大可能的免除来自非政府武装的威胁。加上如慈父般关爱人民的CEO酋长，迪拜可能是这一近日来看似风雨飘摇的地区间最为稳定的场所。

　　然而，在此肆意横行的消费主义浪潮却是唯一一件潜在影响迪拜政治稳定性的隐患。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地用那种维布琏式的对于新兴资本主义中产阶级病态消费欲望的批判来理解迪拜的消费主义。迪拜本质上仍旧是一个食利国家。浸泡在经济迅速发展的成就里的迪拜，一方面将发展成本不断转嫁到周边次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又希望能够从纯消费型社会逐渐转向生产型社会。然而，其食利经济的本质又使得大量本国人口缺乏进一步推动经济转型的能力与动力。由于采用了治理公司的方式，这个国家充满了大量的外来劳工与技术工人，而本地人则成为了这个城市中最大的食利阶层。一个最为直接的担忧便是，由于缺少有能力的当地人，这个国家的官僚体制甚至是商业机构，都难以纯粹依靠本国人口运行。尽管政府一直希望用训练有素的本地人代替外国中层管理人员，但本地人普遍缺乏从业动力和职业技术成为一大障碍。这一问题令迪拜处于尴尬境地：大部分经济效益由被这里的免税薪资和迷人生活所吸引的外国人创造。和其他的食利国家一样，迪拜为了保护国家财富而禁止接纳移民，这样便导致几乎所有的专业人员---城市的中产阶级，成为了浮动人口。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下，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和本地食利阶层构成了巨大的内销市场，但同样也迅速消化着内部资源。这座沙漠之城无法长久支撑持续增长的人口，食品和水质安全直接限制了城市未来的发展。城市唯一的污水厂和脆弱的排水系统也同样在人口增长下难以维系。在气候环境和消费习惯影响下，大引擎SUV在本地市场广受欢迎，这样一来，甚至有充足的石油储备也将面临跟不上内需市场脚步的窘境。如果说缺乏工作能力的本地人口是影响迪拜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沮丧因素，那么这个城市的当务之急则是其本身环境是否能承受已然超过200万并仍在不断增长的人口。

　　迪拜当局和阿联酋联合政府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并着手开始进行新能源项目和核能的投资。在2009年，韩国成为第一且唯一一个国家获准在阿联酋建造一个核反应堆。整个项目金额高达200亿美金。作为交换，阿联酋承诺韩国国家石油公司以20亿美金收购在阿布扎比的一处油田40%的股权。这一油田现有探明储量接近5亿7千万桶。自2010年来，联合政府与其他GCC国家也开始投资项目以保证该地区的饮水和食品安全。在一份提交给2011年G20峰会的白皮书上，阿联酋政府表示，在当前的趋势下，处境会变得日益恶劣，因水资源不足，饮用水预计在2025年供应稀缺，到2050年则下降至现有量的一半，然而迄今无进一步计划和投资能解决这一问题。

　　相对于周边其他国家，迪拜经济得以在近20年内迅猛增长恰恰得益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影响。其发展的基础来自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及一定程度上国内资源储备的支持。在过去、现在和将来，迪拜一直作为连接印度、中亚、欧洲、阿拉伯半岛和北非的枢纽。它的奇迹极大程度上依赖于对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合作。迪拜的全球化政策实际上既在招揽世界前来迪拜，同时也让迪拜成为通向中亚和北非的门户。其发展模式的基础，根植于对于资本主义全球化市场，及自由贸易的认同。而也正是这样的特性，使得迪拜处于全球金融资本主义链条的最脆弱一环。对于迪拜、甚至是阿联酋的政策制定者们来说，他们明白迪拜的经济奇迹背后正是这种西方主导的经济自由化的结果。然而矛盾却在于，这种仿佛受制于人的被压迫感实在难于被享受了"经济奇迹"的新一代阿拉伯人所接受。这种与资本之间若即若离的矛盾便成为了这种民粹主义的基础。在这一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经济网络中，他们是压迫者也是被压迫者。

　　作者：阿联酋扎耶德大学政治史与国际关系助理教授

　　[1] Vali Nasr. The Rise of Islamic Capitalism: Why the New Muslim Middle Class is the Key to Defeating Extremism. New York: Free Press, 2009.

　　[2] Thomas Friedman, "Dubai and Dunes," New York Times, March 15, 2006.

　　[3] Mike Davis, "Fear and Money in Dubai," New Left Review 41 (September-October 2006).

　　[4] Abdulkhaleq Abdulla "The Arab Gulf Moment," Held, David, and Kristian Ulrichsen, e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ulf: Politics, Economics and the Global Order. 1st ed. Routledge, 2011, pp. 106-124.

　　[5] 或称之为"海湾模式"。因为迪拜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科威特的发展经验。

　　[6] Ahmed Kanna, "Dubai in a Jagged World," Middle East Report, No. 243, The War Economy of Iraq (Summer, 2007), pp. 22-29.

　　[7] 迪拉姆为阿联酋当地货币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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