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玛雅《道路自信：中国为什么能》一书。本文为玛雅就该书答读者问。

　　问：书中被采访者共15位，涉及学界、军界和企业界。有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战略学家，有国情专家、外交史专家，还有医疗改革领域的专家，等等。地域横跨海内外，大陆、香港、台湾，以及在美国的学者都有。“唱响中国”是这本书的主轴?在选择采访对象时有哪些考虑?有无漏选的学者因而感到遗憾的?

　　玛雅：我作这本书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唱响中国，表达中国立场。就像我在序言中所说：我们之所以要唱响中国，是为了以事实和分析告诉自己的人民，60多年来中国经历了什么，创造了什么，收获了什么，从而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激发和增强追求中国梦的正能量。我们之所以要唱响中国，也是向世界表明，中国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以自己的方式，从另外的起点和路径，同样走近了世界文明的制高点。

　　这本书汇集了15位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战略思想家以及相关领域专家对中国道路的立场观点。选择与这些专家学者对话，是因为他们是以“中国立场”在思考，在探究，在求真，他们的思想具有国家战略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也有助于启迪心智，培养家国情怀。出版这本访谈录，就是要为这样的中国思想的表达、积累和传播做一件有益之事。这也是我作为一个新闻人应尽的本分。

　　还有一些学者思想很精彩，也契合本书的主题，我希望汇入书中，但是未能如愿。当然，也不可能在一本书里将所有出色的思想尽数网罗。这本书35万字，足够长了，所涉及的学者分量也足够。

　　问：怎么想到做这样一本书?是以前对乔良将军等人的个别采访启发了你吗?

　　玛雅：其实是先有这本书的计划，才开始有针对性地进行采访。2008年12月，我的第一本访谈录《战略高度——中国思想界访谈录》由三联书店出版。恰逢改革开放30周年，这本书被选入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重点推出的《名家30年访谈书系》。随后，香港三联于2009年9月推出繁体字版《当代中国思想界国是访谈录》，在海外发行。海内外相继出版这本书，对我是个鼓舞。我感到，以访谈录的形式记录和传播优秀的思想是个好方法，应该继续做下去。

　　为什么选择了“唱响中国”这样一个主题?是发自内心，也是应运而生。2008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记忆深刻的一年，我们经历了汶川大地震的大悲和北京奥运会的大喜。2008年对于世界来说也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始于美国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裹挟着世界经济大退潮。令人欣慰的是，2008年，中国在遭遇“5•12”大地震后，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抗震救灾，很快走出了灾难的阴影，于8月成功举办了史上最精彩的奥运会。2009年，中国率先于世界各国走出了金融危机，实现复苏，GDP增长9.2%，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

　　令人不解的是，伴随中国骄人的成绩，国内外却不断传来刺耳的噪音。大地震发生时，国内有人抛出“天谴论”;奥运火炬传递中，在西方“文明”国家遭遇阻挠;金融海啸之下，有西方学者预言，中国将是最后走出经济危机的主要国家之一，而美国是第一个。

　　为什么中国交出了令人满意的成绩单，却被国内外很多人恶言相向?为什么美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被唱衰的却是中国?这个世界还有没有是非标准，还有没有公理?!然而，面对这样的黑白颠倒，如果中国人自己不站出来说话，又有谁会为我们发声?更何况，那些唯恐中国不乱的人还在叫嚣“中国崩溃”。所以，2009年在计划第二本访谈录时，我就确定了一个主题——中国立场，就是要理直气壮地唱响中国。

　　当时时机也巧，2009年是建国60年大庆，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90诞辰。官方和民间都在纪念这两个重要的日子，学界相关的研究也比较多。在这种情况下，我在2009年采访潘维教授作《共和国一甲子探讨中国模式》，2011年采访章百家教授作《六十年中国外交的目标与选择》、采访乔良将军作《中国的崛起需要战略智慧和战略耐心》时，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就是突出一个关键词：中国。这个重点，读者从这几篇文章的标题就能看出来。

　　问：为什么用了现在这个书名：《道路自信：中国为什么能》?

　　玛雅：有了这个计划后，我没有一气呵成做完，因为还有其他计划。2009-2011这三年，我先后出版了《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亲历美利坚——家庭写真、社会绘本、政治影像》《美国的逻辑——意识形态与内政外交》《美国的逻辑，中国可否复制?》(海外版)等。在此期间，也有针对性地做了一些采访，为这本书的完成积累文章。2012年7月，时代华语图书公司策划了一个选题——“中国为什么能”，并希望由我来作这本书。这个选题与我想要表达的“中国立场”很接近，我就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那么究竟“中国为什么能”?或者说要表达什么样的中国立场?在我看来，就是要说清一个事实：中国60多年来的道路是成功的，这个成功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而这也恰恰证明了我们的制度优势。这个立意与十八大提出的三个自信相吻合，所以在最后确定书名的时候，就用了《道路自信：中国为什么能》。

　　有人说，这个书名很“潮”，很有点儿畅销书的味道。也有人说，这本书正当其时，准确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其实，我既不是一个“潮人”，也不是一个“超人”，我只是恪尽一个中国新闻人的本分，做自己应该做的事，说自己应该说的话。我留学回国11年了，11年来我一直在做两件事，一件是向中国读者讲述美国，《亲历美利坚》、《美国的逻辑》都是这样的书;一件是在向中国人“讲述”中国的同时，向国外讲述中国。为什么把《战略高度》和《美国的逻辑》推向海外?为什么写《中国为什么能》，并把它推向海外?就是要向世界表达和传递中国思想，用习近平的话说，就是“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欧美同学会纪念会上的讲话)。

　　我知道，虽然追求“战略高度”和“道路自信”始终是我的目标，但是以我个人的能力，是不可能实现的。我衷心感谢与我共同努力的每一位专家学者，没有他们的思想成果，没有他们与我分享这些思想成果，就没有这本访谈录的产生。这是一个真正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归功于它的每一位创作者。

　　同时，我衷心感谢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刘长乐先生。感谢他一直以来的理解和支持，以及他积极、善意、建设性新闻理念的启发，使我得以在一个浮躁喧嚣、充满诱惑的社会里，不趋炎附势，不随波逐流，坚持做一个有自觉、有理想、有担当的新闻人。

　　问：整个采访过程历时多久?对你最大的启发是什么?

　　玛雅：从2012年8月开始采访到2013年7月书稿杀青，整整一年时间。此前完成的几篇文章，我与相关学者再次交谈，或重新写稿，或部分修改，把他们的最新观点吸收进来。全书15篇文章中只有史天健教授那篇保持了2009年的版本。史天健教授是我十分尊敬的一位学者和兄长，他于2010年病故，我收入这篇文章纪念他。同时，就像我在导语中说的：“文中蕴含的思想价值和学术精神今天依然弥足珍贵。对于我们，史天健先生留下的，绝不只有回忆。”

　　在采访写书过程中，我收获了很多出色的思想，受益良多。我深深感到，在经历了60多年的努力奋斗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成功而独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样的成功和独特告诉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没有理由被唱衰的国家，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没有理由对自己国家的未来感到悲观的。如果说，完成这本书对我最大的启发是什么?那就是，中国需要自信，需要话语自信，需要建立中国人自己的话语体系。

　　张维为教授说，中国崛起远远超出了西方政治话语的诠释能力。中国知识界不能再唯西方话语马首是瞻，而应该探索和构建“后西方话语时代”的中国话语体系，为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潘维教授说，中国道路非常成功，显然也非常独特。因此，是时候总结中国模式了。中国模式挑战西方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这一理论模式的建立，大可称为“中国学派”。

　　曹锦清教授说，有一部分人要为这一天的到来做好精神准备。这是赌国运，赌民族的命运。如果到了这一天，要重新审视二三百年的人类现代化过程，整个知识结构会不会因中国崛起而变动?完全可能的。

　　他们这些话显示了中国人的自信，有振奋精神、激励人心的力量。由此我感到，《中国为什么能》的出版十分有意义。就像书的封底说的：“世界需要中国的声音，中国需要积极的能量。”所以，我很高兴这本书将被翻译成英文出版，让世界听到“中国学派”的声音。

　　问：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几个关键词：改革、发展、经济、深化、社会主义、人民、市场、文化、民主、公平等。序言中说，这本书的内容具有“国家战略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根据三中全会的精神，你认为这本书在哪些层面体现了“国家战略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

　　玛雅：为什么说这本书的内容具有国家战略意义?因为它是一本“国是”访谈录，讨论的是国家大事。我们知道，“战略”一词在今天已经超出了军事范畴，涉及政治和经济领域，其涵义是指决定全局、左右胜败的策略。《中国为什么能》总结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分析中国在今天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地位以及面对的机遇和挑战，展望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和中国将为世界所作贡献。全书分为发展篇、战略篇、制度篇、思想篇四个部分，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改革与发展方向、国家产业战略、医疗改革、地缘环境与外交战略、中美关系、中共执政地位、民主政治建设、反腐、爱国主义、中国梦等话题。这些都是关涉方向道路和国家前途命运、关涉国计民生和内政外交的大问题，是回答中国从哪里来、向何处去的问题。

　　网上有人统计三中全会提到的“关键词”：改革59次、发展37次、党32次、社会主义28次、人民23次、市场22次、民主13次、政府12次、创新11次、公平11次，等等。这些“关键词”在《中国为什么能》中都频繁出现。总之，这本书是从战略高度分析和论证中国道路和中国未来发展，从事实和理论层面阐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依据所在。

　　政策方面，学者们针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发表意见。比如，中国近日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这个问题，罗援将军在访谈中就具体谈到。他提出，要在海上、空中设置三个海域、三个空域。三个空域就包括空中识别区、空中警告区和空中防卫区。李玲教授那篇，有一节是“医疗卫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切入点”。她在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两点具体的政策建议。还有高梁研究员关于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的看法，林毅夫教授关于投资拉动增长、资本项目开放的看法，等等，都是热点问题，他们的观点都具有政策参考价值。

　　问：这本书里有一篇对林毅夫教授的最新采访，他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有读者说，此前林毅夫的思想并没有这么鲜明的“唱响”基调。林毅夫自己也坦陈，求学时代根本没有料及后来的巨大思想变化。我们该如何解读他的这种转变?

　　玛雅：林毅夫教授的观点能这么好地契合这本书的主题，我一开始也没想到。之前我对林教授的理论思想并没有深入了解，选择采访他是因为他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而且是经济学界对未来时期中国的发展最乐观的一位学者——我不可能采访一个不看好中国发展前景的学者，还指望能作出一篇唱响中国的文章。但是通过对林教授的访谈，又读了他送给我的几本书，我惊喜地发现，我不但采访到了一位重量级的经济学家，而且他的观点正是我想要表达的“中国立场”。

　　如何解读他的转变?其实跟踪林老师的思想演进，看他的书，他这些观点由来已久，在1980年代后期就开始形成，并且系统地发表于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一书。后来的许多著作，2007年的《经济发展与转型》，2012年的《解读中国经济》、《新结构经济学》等，都是在这本书基础上的深化和延伸。关于他的思想形成，林老师在《从西潮到东风》一书的序言中做了一些记述。在我的采访中他也谈到，他对西方经济学的反思，远在到世行之前就开始了。

　　林老师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为既大胆解放思想，走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道路，又不盲目追随西方发展理论和模式，而是实事求是地针对问题，解决问题，在创造出一个经济奇迹的同时，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

　　实际上，从林老师的观点中不难发现，他本人的思想演进也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结果。1987年他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参与了许多改革政策的讨论。他发现，中国的许多政策从主流理论来看是不完善的，甚至是错误的，但是却是有效的。相反，苏联东欧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推行理论上正确的政策，结果却以失败告终。这些事实促使他放弃了那些看似完美的主流理论，自己去重新认识经济发展和转型的本质，思考在当时条件下什么样的政策能够帮助中国抓住机遇，克服困难，推动市场化改革一步一步向前进。

　　同时，他反思发展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制度的同时，政府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中发挥积极作用。这样的见解，比国内一些学者书生气十足，整天抱着经济学教科书，谈论实现书中那种没有政府干预的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要高明得多。并且他认为，解读中国经济并非不能有模式，只是必须有新的模式。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摆脱一味去“西天取经”的思维定式，创造性地构建出一套能够揭示中国现代化问题本质的新的理论观点、思想体系。

　　林老师说，他是一个“客观主义者”。他认为，任何经济改革都是为了提高效率和增长的质量，而不是为了某种意识形态共识，也不能根据某种教条。我觉得，一个严肃的经济学者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就会得出他这样的结论，成为一个“客观主义者”。

　　问：在中国的企业领袖中，你唯一选择了三一重工的总裁向文波作为采访对象。最近企业家出书充任风头人物、企业和媒体博弈，都成为舆论热点，显现出企业和企业家在这个时代的角色仍然需要有全社会的公正界定。你也主张，强大的企业乃至行业是国家的基石。请谈一下，是出于什么考虑唯独选择向总作为采访对象?

　　玛雅：选择采访向文波先生有这么几个考虑：首先，三一重工是全球混凝土机械第一品牌，作为这本书里唯一一个企业，三一的分量足够重。三一创建于1994年，一个中国的民营企业，20年的时间发展成为世界之最，赢得国内国际广泛赞誉，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为什么没有选择一个国企?高梁研究员是研究国有资产的，他那篇谈国企发展比较多。这篇选择一个民企，可以让读者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

　　第二，从中国出发进军世界，三一人对国内外市场的风起云涌、对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一路风尘，有着真实的切身体会，也有着深远的战略思考。向文波作为一名优秀的企业家，对国家安全和产业安全有非常强的意识，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他的思想很深刻，而且能知行合一，不愧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中的翘楚。

　　第三，三一人有为中国贡献一个民族品牌的境界和为中国打造一个世界级企业的气概。最重要的是，他们心想事成，真正做到了。向文波说，“我们希望将自己的命运和前途与祖国联系在一起。三一这么多年来踏踏实实做实业，都是缘于对这个国家的爱。我们不是美国人，也不是日本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希望中国强大。”这些话朴实无华，却能触及人心，它让人真切感受到，什么叫做家国情怀。

　　中国经济强大了，优秀的企业很多。我最近看了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大国重器》，觉得中国人真的很棒。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中国企业的成长令人振奋和自豪。将来有机会，我希望能采访更多优秀的中国企业家。

　　问：乔良将军非常认同你对他的采访，《21世纪中国战略大视野》一文全面展示了他对中美战略、经济博弈的观点。大家也知道，乔良近年有一些观点被热议、激辩，你是否对他的某些引起争议的观点持保留，或需要做一些知情者的判断?

　　玛雅：乔良将军这篇的确非常出彩，有见地，又有气魄。其中有些段落，我现在读起来都津津有味。比如他说，“总有一天，中美之间会出现直接的货币竞争，会出现一种文明与另一种文明的竞争，会出现一种政治体制与另一种政治体制的竞争。这种竞争，不是以中国今天的体制去和美国竞争，而是我们创建一个新的体制去和美国竞争。这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也是人类未来的希望。所以，我们应该看得更远一些，不要被眼前这种形势遮蔽了大的目标，所谓莫为浮云遮望眼。要是眼前出什么事我们就关注什么事，出黄岩岛事件就关注黄岩岛，出钓鱼岛事件就关注钓鱼岛，那我们就永远不是一个能够高瞻远瞩的民族，一辈子就只能是走到哪算哪，永远不可能有希望。”

　　这话说得非常精彩。这就是战略眼光、战略思维，这样的眼光和思维正是中国今天所需要的。中国正在快速崛起。因为中国的崛起，因为这种崛起必将挑战和改变当今世界格局，对于中国来说，今天是一个大时代;对于世界来说，今天也是一个大时代。《诗经》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中国的文明规模、历史规模和人口规模，只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现有世界体系的挑战和改造就不可避免。这就需要大的国家发展战略——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需要大的文明发展蓝图。这就需要在思想上迅速走出“韬光养晦”的偏安局面。这就需要大的战略思想家，需要来自官方、民间、军界、学界的出色战略思想。

　　至于网上对乔将军观点的争论，我没太关注过。我不上微博，也很少浏览跟帖。我看过他博客上和陈志武辩论金融与国家安全那篇文章，他的发言逻辑缜密、有理有据，非常有说服力。我认同他的观点，希望这样的思想成为中国的主流，也希望《中国为什么能》所表达的思想成为中国的主流。

　　问：本书压轴篇金一南专访，有一个核心词汇“中国梦”。金一南将军提及，将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强大精神元素传下去。“我们曾经与那些伟人同时代，我们今天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我们必须让后人也能站上我们的肩膀。一代又一代人不懈努力，不息奋斗，实现多少代人百年来的愿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整部书也充满了这样一种历史感、使命感，以及对光辉愿景的期冀。那么，假如面对这样的批评——情感有余，理性分析不足，作者将如何应对?

　　玛雅：如果被批评“情感有余，理性分析不足”，我觉得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本书的定位是合适的。这是一本访谈录，是一个新闻人与专家学者的对话，不是一部学术著作。如果想要更深入的理论分析，可以直接去看这些学者的书，我在每位学者的简介中都列出了他们的主要著作。这本书更多注重可读性，兼有理性和感性，雅俗共赏、通俗易懂。一般的读者对这类话题感兴趣都能看得懂，也能看得进去，认同的人、不认同的人看了书都能有所思考，这就达到了效果。如果一本访谈录太过学术，学界以外的读者有几个会去看呢?

　　但是，就像前面说的，这是一本“国是”访谈录，是高端访谈。刘长乐先生这样定位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节目：它是一种精英文化的代表，也是一种深入浅出的传播方式。讲的是很深奥的道理，是一种学术的推介，但是深入浅出，变成大家可以接受的观念。可能更多是对社会思想有引导效应的一些东西，有灯塔效应，所以我们是精英文化的推广者。精英文化并不排除大众，我们是把精英文化作为高端指标，把自己定位在高端上。同样，《中国为什么能》以及之前的《战略高度》都是定位在高端上，既有国家战略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也有助于启迪心智，培养家国情怀。

　　金一南将军这篇，我追求的是一种精神——是他写《苦难辉煌》所要找寻的这个党这个军队的力量，可以说是灯塔效应。前面的好几篇文章——胡鞍钢、林毅夫、高梁、史天健等，有数据，有图表，有事实分析，有理论阐释，理性多于感性。金将军这篇，我突出的是爱国魂，是中国梦，那它当然是一篇充满激情、激荡人心的文字。其实，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不同的读者喜欢不同的风格。有读者告诉我，在电视和网络视频上多次看过金将军的演讲，已经烂熟于心，但是拿到这本书还是爱看他这篇，百看不厌。

　　以对话的形式谈学术、兼有理性和感性，这样一个定位，与我对自己的定位是一致的。我是一个新闻人，尽管有政治学背景，我不是研究者，也不是分析家。我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中国思想”的记录者和传播者。

　　问：为什么会给自己这样一个定位?

　　玛雅：这得从我第一篇访谈文章说起。2004年4月，我发表了《崛起的印度赶超中国?》一文。写这篇文章的背景是，2004年初，“印度发展将赶超中国”成为一个热点话题。看好印度的学者和媒体普遍认为，印度在未来发展中将不让中国，主要在于它的“软件”，即所谓“体制演进比较优势”——相对完善的民主制度、行政制度和法律制度，使它的发展后劲会更足。

　　当时，我从美国留学回国不久，凭着在研修比较政治学时对印度民主的了解，我意识到，所谓“软件”之说，相当程度上是意识形态使然的“一叶障目”。这种对印度民主缺乏全面理解和客观表述的热炒，难免会对社会大众产生误导。于是，我求教北京大学陈峰君教授和金安平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飞凌教授，同他们就印度的“体制优势”进行对话，写了这篇文章。

　　文章发表后受到好评，这给了我一个启发：回国后，由于进入媒体而非学界，被认为“十年一剑”白磨了。采用与学者对话的方式，我可以将传媒与学术“合璧”，利用自己的学术背景和媒体平台，通过通俗易懂的口语表述，反映当代顶尖社科、人文学者最关心的话题，特别是热点政治话题，向社会各界传输有真知灼见的理论思想，为决策层提供战略性思路和政策建议。同时，这种对话式文章要面向大众，有可读性，有启迪心智、培养家国情怀的作用。也就是说，既要讲“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大道理，又要有“祖国终将记住那些奉献于祖国的人，祖国终将选择那些忠诚于祖国的人”的肺腑之言。

　　那以后，我就给自己一个定位：做“中国思想”的记录者和传播者。10年了，我一直在做高端访谈，往来于媒体和学界之间，求教中国出色的社科、人文学者。作为一个新闻人和政治学人，我希望能为建立“后西方话语时代”的中国话语体系尽绵薄之力。

　　问：书中唯一一位女学者是卫生经济学家李玲。医疗保障是全民关心的民生问题，是不可忽视的政治议题。李玲教授的阐释为我们厘清了中国60多年来医保体系总体发展状况，介绍了中国基层医改的历史演进和独到经验，以及美国医改对中国医改的启示和借鉴，提出了若干改革建议。目前李玲教授也是公众瞩目的热点人物，你对她在这本书中所表达的观点持何种态度?

　　玛雅：我非常认同李玲教授的观点，我和她“心有灵犀”。比如我问她，美国以及西方各国的医疗体系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社会主义医疗保障体系有什么优势?她很惊讶，同时也很高兴，这正是她想要表达的立场。她说：“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因为现在讲‘普世价值’，不提社会主义了。这么说吧，社会主义医疗保障体系远远好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做得比较好的都是学的社会主义。但是我们很多人，包括很多领导干部，都对这个毫无概念。在他们脑子里，凡是社会主义的都是不好的，资本主义的都是好的。事实上，整个社会福利体系是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

　　前面谈到以对话的形式谈学术、兼有理性和感性的问题，李玲老师这篇很能体现这一点。她的表述很性情，语言生动活泼。比如我问她：“三年基层医改是一次给执政党加分的实践?”她说：“加太多分了。某种程度上，这三年医改巩固了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政府不是万能的，但民生领域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而我们很多人的理念是，社会领域还是要分，卖医院，卖学校，分到每个人的责任。这个理念一定要改变，医改能不能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理念的共识。政府到底应该干什么?以什么样的路径和方式来实现给老百姓提供民生保障?怎么能把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而不是把我们的优势丢掉，去学别人的劣势。奥巴马为什么没这么干?他干不了。他要是有我们这么一批公立医院在手上，睡觉都笑醒了。我们有公立医院，却要卖掉，这是本末倒置。所有民生领域的建设和创新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优势，你把优势丢掉，你的执政基础在哪?”

　　谈到政策建议时，她又表现出一个严肃学者理性的一面。她认为，当前医疗卫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切入点应该是，建立统一的医疗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改变多头管理、责权不清晰、不统一、统筹协调不力的局面;形成大部门统一领导、大部门内部各机构分工负责、精简高效的医疗卫生管理和监督体系。她提出两点具体建议：第一，设立国家健康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的一个部委，为全民健康负责。第二，尽快在地方层面实施大部制，特别是实现医保基金管理和医疗服务管理的整合。这部分文字，她的表述很专业，我在写稿时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搞准每一个字，不要把她的意思弄错了。

　　李玲老师这篇访谈，读者反映很好。她不愧是卫生经济学领域的专家，是当今中国女性学者中的佼佼者。

　　问：本书的受访者都是目前学界的风云人物，他们许多情感、观点也趋同，对中国未来发展愿景显得乐观自信，可以想见，会遇到某些批评甚至抵触。请问你如何看待这种批评和抵触?

　　玛雅：批评和抵触很正常，是意料之中的事，国内外唱衰中国的大有人在。比如章家敦那样的人，唯恐中国不崩溃，喊了多少年了。这种人已经失去理性，连为了证明“普世价值”都谈不上了。他们是为了证明“中国崩溃论”，所以见不得中国好;中国好了，“中国崩溃论”就成了胡说八道。其实那就是胡说八道。国内很多人也一样，一旦祭旗，就没了退路，不惜让中国崩溃，也要证明他们心目中的“普世价值”是历史的终点。

　　当然也有善意的批评。这些批评者忧国忧民，也希望中国好，只是他们看问题的一面比较多，对国家的现状和未来比较悲观。我非常理解他们，中国今天的问题确实不少，而且有些积重难返。就像我在序言中说的：“我们国内的问题很多，困难重重，诸如思想上对道路、制度和方向认识不一致，经济上进入了结构调整的困难阶段，社会建设也遇到大的阻碍，尤其是，腐败正严重侵蚀着执政党的肌体，破坏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国际上需要我们与其他国家相互适应，寻求建立新型国家关系，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创造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

　　所以，我们唱响中国，但并不回避问题。这本书的主调是乐观向上的，同时也不乏忧患意识。比如腐败的问题，在张维为、潘维、曹锦清、金一南的几篇文章中都谈到，不断指出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有读者说，我提问题很尖锐，有挑战性。其实我不是挑战，我只是把问题抛给学者，让他们给我一个有说服力的回答。如果不能说服我，又怎么能说服读者?

　　需要提出的是，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我们自己对中国道路的认识问题。很多人，包括很多党政官员，对我们国家的道路和制度没信心，从骨子里认同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对改革的方向也有争议，很多唱衰者其实就是“改革者”们自己。习近平一再强调，要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增强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理想信念的坚定性。说真的，如果那种思想得不到遏制，中国有可能倒在复兴的门槛上，那太令人扼腕叹息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今天并不容乐观。就像潘维教授指出的，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蒙昧主义流行于世界，也在我国流行。照流行的说法，从秦始皇到今天，中国两千多年都实行专制;近60年的制度则是“集权主义专制”，即最恶劣的一种专制。这种分类法掩盖了一个事实：西方模式的基础是侵略性的军事和政治、经济机器，是通过武力向全球殖民建国，实行种族压迫，直至发动两次世界大战。这些基础，中国不曾拥有，将来也不会拥有，也不应该拥有。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中国学界和政界居然有很多人把这种民主与专制“两分法”奉为圭臬。中华体制缺少“合法性”的说法就是这样变成了我国的主流话语，让“根本改革政体”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忘记历史意味着轻薄，篡改历史意味着背叛。中国的复兴在于闯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几代英雄满怀理想，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才完成的中国革命不能否定。如果我们东施效颦，忘记了西方道路成功的基础和高昂“成本”，我们的国家就会走上不归路，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所以，我们唱响中国，不是因为中国不存在问题甚至危机，也不只是回击国内外的唱衰者，最主要是为了坚定我们走中国道路的信念，防止东施效颦，走上失败之路。就像潘老师说的，中华民族走到了一个新30年的十字路口，未来向何处去?是保持伟大复兴的强劲势头，实现“两个百年”的崇高愿景，还是改旗易帜，从此走向衰败，走向被奴役之路?“正题”与“反题”的争论方兴未艾，“合题”应该在中国模式之中。未来30年，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和决心，中国就能打赢经济仗，打赢制度仗，打赢信念仗，打赢虚拟世界的传播仗。到那时，中国人将会对自己国家不同于西方的道路和制度深怀自信，中国模式也将为世界所尊重。

　　问：如何看待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如何回应那些唱衰中国的人?

　　玛雅：王绍光教授用过一个比喻，我现在和年轻朋友交谈也经常用这个比喻：一棵大树，如果你盯着一片片树叶看，上面尽是虫眼;但是从远处看整个大树，它挺拔茁壮地站在那里，枝繁叶茂、郁郁葱葱。中国今天就是一棵大树，有虫眼，但是郁郁葱葱。你再看世界这片树林，放眼望去，有哪一棵树比中国长得好?离近了看，哪棵树的叶子上没虫眼?美国没有虫眼吗?欧洲没有吗?日本、印度、俄罗斯……哪棵树没虫眼?哪棵比中国长得茂盛?西方为什么诟病我们，日本、印度等国为什么跟我们叫板，为什么中国的和平崛起被视为中国威胁，不就是因为木秀于林吗?

　　所以，尽管看到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我仍然感到有信心。就像张维为老师说的，首先充分肯定我们的成绩，再来自信地解决我们的问题。中国所有的问题都说得清，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有解。中国模式还可以继续改进和完善，未来它会越来越好。

　　至于那些唱衰中国的人，我觉得，他们很多人言必称希腊，却不明白一个道理。民主政治理论有一条：一个政权的存亡，并不仅仅在于这个政权本身，还在于有没有其他的政治力量能够取代它。如果没有其他的政治力量可以给民众提供另外一个选择，那么这个政权即使有问题，也不会轻易倒台。中国今天很多人说共产党不行，执政没有合法性，腐败严重。但是有谁能说出，如果共产党不行，又有谁能行?普世派、宪政派有人在做“总统梦”，然而，中国老百姓多年以来对国家发展高达70%-80%的满意度，是他们做梦可以逆转的吗?更何况，有苏联的前车之鉴，共产党的领导人深知居安思危的重要，否则为什么这么大的力度反腐，加强党的建设?

　　网上广泛传播风险投资家和政治学者李世默先生2013年6月在TED环球大会上的演讲。李世默先生给了那些质疑中共执政合法性的人一个响亮的回答：“中共不经选举执政，其合法性从何而来?我的回答是：舍我其谁的执政能力。中国的一党制具有与时俱进的能力、选贤任能的体制、深植于民心的政权合法性，这些是确保其成功的核心要素。”

　　这个道理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西方那么害怕中国模式，百般诟病中国的政治体制。就像史天健教授说的，政治最怕的就是有alternative(其他选择)。只要存在一个可能替代现行制度的选择，人民就会想，是不是换一个制度对我们更好?苏联倒台后，西方一片欢呼：end of history(历史的终结)，没有其他选择了，就西方民主这一条路。可是后来发现，中国没有实行西方民主，不但经济起来了，而且比很多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转型的国家，发展又快又好，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另外的模式。2008年以来，当西方的决策者们在持续至今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陷入忧虑，中国的中央领导集体所表现出的领导力、决策力和执行力，令他们不得不望洋兴叹。中国模式的存在与成功，对西方整个意识形态的基础构成一个巨大的挑战，意味着向全世界昭告，除了西方市场民主模式外，还有一个其他的可能的选择。

　　反观西方，就像张维为老师说的，希腊是西方民主的发源地，现在破产了。英国是现代议会民主的发源地，也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公共债务占GDP的90%。美国是在全球推销西方民主最起劲的“典范”，结果却成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如果没有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实际上也破产了。把美国国债平摊一下，每个美国人平均借贷5万多美元，这还不算私人债务。中国人如果也可以这样借债的话，那我们也可以是发达国家了。所以张老师说，在西方制度明显走下坡路的时候，你要说服我，总得拿出个像样的例子来，证明这个制度在非西方国家做得确实比中国好。

　　只要实事求是看问题，就能得出张老师的结论：中国走到今天，已经下了世界上最精彩的一盘棋。而且中国现在一手好牌，未来是值得我们乐观期待的。“那些叽叽喳喳的负面声音，是一个民族成长当中的正常现象。就是一点小杂音，不足为虑”(曹锦清老师语)。所以我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没有理由被唱衰的国家，反而是最应该被唱响的。我出这本书，就是要表达这个立场。这也是为什么，书的序言题目叫《我们为什么唱响中国》。

　　问：国内媒体中唱响中国的人似乎不多，你觉得你这样做有用吗?

　　玛雅：有人说，中国媒体已经“全面沦陷”，美国的洗脑很成功。这话也许言重了，却也道出了问题的严重性。资深媒体人李希光先生最近撰文指出：“资本集团势力已控制了中国最有影响的网络媒体资源和部分传统媒体资源，同时对几大官方媒体、官方网站和官方微博进行了深层的渗透，有的传统主流媒体正版与其官方微博在重大敏感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人格分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倡导共同富裕的媒体或记者编辑在官方媒体的微博版里被边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出这本书，也是回应国内媒体那些唱衰中国、否定中国道路的人。这样的人今天很多，声音很大，我作为一个媒体人，不能充耳不闻，坐视不理。

　　位卑未敢忘忧国。我希望《中国为什么能》的出版能像石头激起浪花，激发更多的志同道合者“逆势而上”，扭转舆论界尤其互联网上唱衰的偏向，理直气壮地唱响中国，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就像习近平说的，“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我很高兴地看到，中国年轻一代中爱国主义者越来越多，他们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未来和希望。在全书最后一篇文章的最后一个问题中，我引用了“四月青年”的一句话，寄托对广大爱国青年的希望：“你所站立的那个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