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全面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并从四个方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了科学概括，引发我国学术界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热烈争论，可谓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核心价值观，它内涵丰富。真正担当起核心价值观核心的无疑是公平正义，一是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二是回应当下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面临的重大实践问题，三是反映当前国际政治局势变换的规律，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

一、从核心价值观的特性看，公平正义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

　　所谓核心价值观，是一定社会的性质、本质和发展趋向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之魂，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确认和自我认同，是评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差异的根本尺度。能够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区别开来的因素很多，但公平正义无疑具有更加显著的优势，它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并未专门从正义的角度界定社会主义，相反，他们还极力反对以正义为武器去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性。但这并非表明社会主义与正义没有关联。马克思、恩格斯所反对的是资本主义的正义观和把道德与正义作为实现人类解放根本手段的错误做法，而并非反对正义这一价值目标。客观地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在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中出现的，是在对资本主义非正义的批判中产生的。如果资本主义是自然正义、永恒正义的社会制度，就没有必要再以任何新制度来代替它，马克思、恩格斯正是洞察到资本主义制度是当代新的奴隶制度，才提出消灭阶级、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设共产主义的政治主张。共产主义作为一个更高的社会理想，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每个人可以自由全面而充分发展的社会。“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抗争的真正解决。”[1]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人类真正的正义梦想，“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2]。

　　从社会主义实践过程看，马克思主义者也是把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价值目标来追求的。列宁就曾从政治的角度指出：“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3]，只有“建立起更高的民主制”,“真正实现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制度”,才能“使大多数人即劳动者实际参加国家的管理”。[4]在经济上，社会主义的正义性表现在“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的工厂”[5]，大家平等地劳动和平等地分配劳动产品。邓小平在反思“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时，创造性地作了两点总结：一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近百年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富民强国”理想;另一方面，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我们不仅要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逐步减少分配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而且要解决教育、医疗等资源分配的不公，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如果说共产主义是一个已经实现正义的社会，那么对于它的初阶阶段——社会主义来说，则是一个需要为正义理想不断去奋斗的社会，是一个应该把公平正义写在自己旗帜上，提升为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公平正义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者终身追求的价值目标，应该成为引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核心价值观。

二、从国外一些政党执政经验看，公平正义决定着政权是否稳固

　　过去我们一直认为，一个政党只要把国家最根本的经济问题解决好，就能赢得民众的广泛支持，巩固执政地位。如果说这一命题正确的话，那它适用的限度只能是经济、社会、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执政党的合法性生存，就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社会领域、文化领域存在的问题，如民主与法治、公平与正义、腐败与民生等问题，同样可以引发执政党的执政危机。尤其是事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如果处理不力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导致执政党垮台的直接原因。近30年来世界政党政治的变化规律，为此提供了许多鲜活的例证。

　　在印度人民党执政时期，经济保持了良好发展势头，增长率每年都在6%以上，其中2002年增长率约为6%，2003年增长率约为6.8%。印度信息技术产业非常发达，在很多技术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拉动了印度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党还致力于消除社会贫困，印度贫困人口从20世纪90年代的36%下降到26%，识字率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选举中，印度人民党却败给了国大党，被人民选下了台。究其原因，并不是因为经济没有发展好，而是因为人民党执政没有很好地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社会民生问题，贫困人口虽然在下降，但社会阶层两极分化现象十分严重，社会弱势群体感觉遭遇不公，于是就把选票投给了印度国大党，因为国大党提出要更加关注穷人，实现社会公平。

　　至于2011年初发生在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起因只是一名26岁的大学毕业生，因找不到工作，上街卖水果，没想到在街头遭到执法人员的粗暴对待，随后自焚抗议，不幸身亡。该青年的自焚身亡，激起了突尼斯人长期以来潜藏在心中的对政府腐败、失业率高涨、物价上涨的怒火，最终导致了本·阿里政权的终结。执法人员不够人性化的执法，只是引发这一恶性事件的导火索，随之而来的民怨沸腾，导致执政23年、连续五次连任总统的阿里政权垮台。突尼斯事件再次表明执政与民生问题密切相关，政府不能有效解决失业、教育、物价、收入分配等民生问题以及政治腐败等政治问题，不能促进公平与正义，必将给执政带来致命的打击。

　　世人熟知的“拉美陷阱”也是一个明证。自20世纪60年代起，拉美国家的经济高速发展，国民经济年均增长6.5%，大部分拉美国家人均GDP从原来的400多美元一举突破了1000美元大关，有的国家甚至达到1500美元左右，创造了所谓的“拉美奇迹”。然而，就在这种“拉美奇迹”的背后，却隐藏着诸多社会隐患。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经济与社会畸形发展，分配严重不公，社会两极分化严重，有些国家的基尼系数一度达到0.55以上，大量城市贫民和失去土地的农村移民陷入严峻的生存困境之中，从而导致了社会动荡、政局动荡以及严重的经济危机，拉美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滑，到了20世纪80年代，人均GDP出现负增长0.9%。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拉美陷阱”。“拉美陷阱”的主要问题就在于一味追求经济高速的增长，却忽视了财富分配关系的调整和社会进步目标的关注，结果导致“有增长而无发展”状况的出现，广大民众并没有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反而深陷“发展的痛苦”之中，最终酿成政治动荡与社会危机。

　　通过总结国外一些大党、老党执政成败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21世纪无论大国或小国，要想实现社会稳定，解决执政危机，首要问题是解决好民生问题，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公平正义已经成为当今时代衡量执政党合法性的重要依据，成为衡量政府各项政策成败的标准。各执政党应当把公平正义作为自己的执政理念和致力追求的执政目标，贯穿于各种政策、措施之中的一条红线。公平正义处理得比较好，即使执政党面临困难，也能得到人民的谅解、支持，并与之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反之，即使经济发展不错，同样会面临执政危机。

三、从中国的现实境遇看，公平正义已经成为制约社会和谐的主要因素

　　改革开放无疑是当代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场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际影响力日渐增强、民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社会公平正义不断推进。同时，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社会，正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转型和变迁;社会转型引起社会结构深刻调整，导致各种深层社会矛盾渐次显露出来，使我国当前面临着经济社会发展脱节、社会利益格局严重失衡、社会分化日益加剧、社会矛盾不断增加、经济社会急需转型的现实困局，成为影响社会和谐、制约社会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

　　1.社会贫富分化问题严重。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公布的数据，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最高达l0.7倍，最富有的l0%家庭与最贫穷的l0%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将超过8倍。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2003年的0.458、2004年的0.465、2005年的0.47、2006年的0.49。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说，目前我国仅城市居民的基尼系数，也在0.5以上，基本在0.54左右;这还不包括农民，如果加上广大农村居民，这个数字会大很多。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6》提供的127个国家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的指标表明，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国家有94个，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29个，其中27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两个国家高于中国。这说明我国的基尼系数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2.城乡差距非常明显。首先是教育程度差距。“中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显示，随着学历的增加，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在城市，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倍、l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更重要的是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生辍学、流失现象比较严重。我国城乡在基础教育投入方面的差别是相当大的。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的相关数据，2003年,在每10万人口中，城镇拥有中学数7.163所(其中高中2.158所)，农村拥有中学数5.114所(其中高中0.130所);每万人中，城镇拥有中学教师数为54.132人,而农村仅为2.2102人。[6]如果考虑基础教育在质量上的差别，那么城乡之间的教育差别更大，无论是师资配备、办学条件，还是入学率、升学率、生均经费，农村都远远落后于城市。

　　其次是医疗卫生差距。2003年中国卫生事业费支出350.44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的1.59%，卫生建设投资231.5亿元，占国家基建投资的1.31%，其中绝大部分用于城市卫生事业。在个人医疗支出方面，城乡差距也呈扩大之势。2004年，城乡医疗支出之比为4.09∶1，2006年是3.84∶1，2007年是4.01∶1。根据最近对全国100多个村庄的典型调查，农村住院分娩率和患病就诊率仍较低，有32%的婴儿是在家出生的，有78.6%的农村人口是在家死亡的。在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改革之前，90%以上的农民属于自费医疗群体。“致富十年功，得病一日穷”的现象在农村随处可见。医疗支出已经成为农村居民一项沉重的经济负担。在全部调查农户中，医疗支出占消费性支出的8.5%，大病户家庭则占了30%左右。

　　最后是居民收入差距。自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显性收入差距由1978年的2.57∶1缩小到1983年的1.76∶1。进入90年代以后，城乡居民显性收入差距总体上不断扩大。2003年城乡居民显性收入差距是3.23∶1。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5元)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的3.28倍。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15781元)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4761元)的3.31倍。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21033元)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的3.55倍。[7]从国际比较看，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城乡水平。目前的收入统计和调整数据并未把城市居民在公费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等方面非货币化的福利和补贴统计进去。如果把这些城市居民的福利补贴都折算成货币，城乡收入差距可能到5—6倍甚至更高。除此之外，接踵而来的群体性事件、教育公平、住房问题、医疗保障、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问题，都严重影响社会稳定，进一步制约社会的发展。这些关涉民生的重大问题，实质上都与公平正义有着密切关系，这些问题构成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制约因素。

　　不可否认，公平正义具有历史性、具体性和相对性，当今中国的现实状况与历史阶段决定了想消除一切社会矛盾、实现绝对的社会公平只能是一种梦呓。但是，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能否以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深入理解和切实解决上述乱象的关键所在。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社会和谐。公平正义是一个社会实现和谐、繁荣昌盛的基石，是一个社会凝聚人心、鼓舞斗志、激发活力、获得认同的价值理念，是一个社会建构合理、规范、公正制度的伦理原则，是一个政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诚如温家宝所说：“如果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天职，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就是政府的良心。”[8]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和灵魂，只有把它提升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高度，内化为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和价值诉求，才能做到既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推进社会和谐发展。

注释：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82页。

　　[3][4][5] 《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601页，第723页，第203页。

　　[6] 彭真善、曹伏良、李靖波《中国转型期城乡收入差距的制度成因分析》，载于《财经理论与实践》2008年第1期。

　　[7]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8] 赵承、吴晶《总理同大学生谈心》，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5/04/content_8105124.htm。

　　(作者单位：河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