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这个重大判断，既体现了我们党根据舆论生态出现新格局而作出的新认识和新概括，又反映了我们党不断开拓创新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信的自在品格，必将极大地有力推动着我们的新闻宣传工作开创新局面，展开新景象，显示新方向。

党性和人民性概念的理论来源以及我党对二者关系的理论创新

　　党性和人民性概念从理论来源上说，原本各有其使用范围。

　　首先说“党性”。根据已查经典作家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均没有使用过“党性”一词，而是使用的“党派”，如恩格斯在《瑞士报刊》中写道：“在大国里报纸都反映自己党派的观点，它永远也不会违反自己党派的利益。”应该说，这里的“党派”已经很接近“党性”了。真正明确报刊的党性原则的是列宁，他在1905年写的《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一文中指出：“严格的党性是阶级斗争高度发展的伴随现象和产物。反过来说，为了进行公开而广泛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他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大声疾呼：“无党性的写作者”应当立即离开党的出版物!深受列宁主义影响的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列宁的党性原则思想。我党成立初期曾多次通过决议指出：党的报刊“决不能刊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抗战时期，毛泽东在给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电报中说：“关于改进《解放日报》已有讨论，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新华日报》亦宜有改进。”经过改造和改进后的《解放日报》发表“致读者”社论说：“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这样来贯彻我们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这里把党性列为党报必备四项品质之首。由此可见，党性原则从来就是我党报刊遵循的根本原则，是我党媒体的“规定动作”。

　　其次说“人民性”。据查，“人民性”概念最早出现在俄罗斯文学领域之中，第一个使用这一概念的人叫维严捷姆斯基，他在1819年给著名作家屠格涅夫的信中提出了“人民性”问题。沙皇俄国和苏联时代的文学界曾广泛讨论和争执过“人民性”问题。马克思曾经把“人民性”概念移植到无产阶级新闻学领域，他在1842年发表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一文说过：“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不过，据胡乔木考证：此处的“人民性”，按德文原意，还可译为“民族性”、“大众化”，且唯独此次，以后再未使用过上述“人民性”概念。(《胡乔木谈新闻出版》第334页)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曾使用过“人民性”概念，他在修改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340页)

　　再者，将新闻学的党性概念同文学的人民性概念二者巧妙而精致地融合在一起，这是我党的重大理论创新，也是我党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重大贡献。1947年1月11日，作为我党机关报之一的《新华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明确指出：“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人民的政党，它代表的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它的一切政策是完全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因此，新华日报也是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就是说，新华日报是一张党报，也就是一张人民的报。新华日报的党性，也就是它的人民性。新华日报的最高度的党性，就是它应该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生活斗争，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呼吸和感情、思想和行动。”这是我党权威媒体首次公开申明党性就是人民性，从而成功地将原本各走各的党性这条线同人民性这条线二者焊接在了一起，把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提升到新阶段和新水平。必须强调指出，《新华日报》的这段论述是“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这一经典观念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

对于把党性与人民性割裂的错误看法和认识误区，应加以纠正和廓清

　　党性与人民性问题虽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谈得不多，但也没有发生任何疑义。上世纪80年代前后，这个问题被挑起，并引发了较为强烈的争论。当时有人以反思 “文革”为由，认为“党有时也会犯错误”，人民永远正确，因此人民性高于党性;提出用人民性来制衡、制约党性等等。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和严重错误的观点，实际上就是把党性和人民性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使人们不仅对党性、也对人民性产生了怀疑和曲解。

　　党性和人民性都是整体性的政治概念，党性是从全党而言的，人民性也是从全体人民而言的，不能简单地从某一级党组织、某一部分党员、某一个党员来理解党性，也不能简单地从某一个阶层、某部分群众、某一个具体人来理解人民性。只有站在全党的立场上、站在全体人民的立场上，才能真正把握好党性和人民性。对于把党性与人民性割裂和对立的错误看法和认识误区，我们必须加以廓清和纠正。

　　譬如，关于党犯错与人民性的关系问题。我们常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这个论断也主要是指主流而言、大势而言，它并不等于我们党在具体时间、具体地点、具体事件中就不会犯错误了。应当承认，我们党确实犯过“文革”这样的严重错误。对此，我们党自己也不隐讳。但是，党犯错误，就需要人民性挺身而出吗?如果这个逻辑能够成立的话，我党历史上曾经多次犯下错误，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党和红军造成巨大损失的时候，当时的人民性又在哪里呢?可见，党犯错误与否与人民性并没有必然联系。的确，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政党。然而，一个真正伟大的政党就在于它不仅能够认识到自身错误，而且还能够迅速改正自身错误。我们党是曾经有过错误，但是，我们党每次都是主要依靠党内健康力量纠正了自身错误而重新焕发生机，日益走向强大和辉煌。我们不能因为党犯下错误就斥责党性，怀疑党的领导。正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所指出的：“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党的领导当然不会没有错误，而党如何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实施正确的和有效的领导，也还是一个必须认真考虑和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0页)

　　又如，关于人民群众是否犯错误的问题。以抬高“人民性”来压倒党性，在现实社会中也有不可取之处。我们常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些论述，肯定是正确的。然而，我们也要清楚，这些论述主要是指主流而言、大势而言。细察中外历史，人民群众在具体时间、具体地点、具体事件中也是犯下不少错误的。德国历史学家就说过：选举希特勒上台，就是德意志人民铸成的大错特错。

越尊重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和统一，就越有利于加快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伟大步伐

　　毫无疑问，党性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概念。而今，如同党性一样，人民性也列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概念。提升人民性的地位，将它与党性并列，强调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这是我们党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最新理论突破和最新理论结晶。

　　显然，这样的认识是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的。首先，我们党的性质增加了新内涵，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也是中国人民的先锋队，还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性质出现的新元素，是我们确认和提升人民性地位的重要现实依据。

　　其次，在信息化时代，互联网和手机的广泛应用，使网民发声能力大大增强，民意表达的背后常常反映的是民心的争夺。如果我们不强调人民性，不强调党性与人民性是一致的和统一的，我们就有可能丧失斗争的主导权和话语权，等于把阵地拱手让给敌手。反过来说，我们突出人民性，在当代社会发展背景下，就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争取新闻宣传工作的主动权，有利于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有利于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坚定地统一起来。

　　总而言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我们党是一个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因此，从本质上讲，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

　　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根据不同群众的思想文化需求，展开不同层次的传媒服务。

　　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就是要把坚持正确导向摆在首位，讲导向不含糊、抓导向不放松，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只有坚持党性才能更好地体现人民性，只有坚定反映人民性才能更好地增强党性。党性和人民性结合得越是紧密，就越是有利于加快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伟大步伐。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