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求是》杂志社原总编辑邢贲思教授

　　俄国革命给中国指出了一条新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结出丰硕的果实，这是一种偶然现象，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请您谈一谈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背景。

　　邢贲思：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重大改变。从原来的封建社会，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的侵入使得民族矛盾尖锐化，民族危机空前深重。当时，国内的社会矛盾很严重，中国人民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来。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中国一些先进分子就希望能够找到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并先后采取了三种社会运动的形式：第一种就是旧式农民革命，主要是太平天国起义;第二种就是改良主义，从洋务运动一直到戊戌变法;第三种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就是属于这样的一种革命。但这三种社会运动都没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救亡图存的问题。这三种社会运动形式虽然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不能够根本解决问题。所以中国人民必须另辟蹊径，找到一条新的道路。正好这个时候，十月革命爆发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来说，十月革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邢贲思：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是很深的，正在中国的有识之士处在彷徨、寻找道路的时期，十月革命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新路。当时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非常兴奋，有些人很快就发表了文章，譬如李大钊在1918年就发表了一篇《法俄革命比较观》，把法国大革命跟俄国十月革命做了比较，指出十月革命不同于法国大革命的地方。其他的一些先进人士也写了些文章，特别是当时在日本留学的，像李达、李汉俊、杨匏安等。那段时间中国的主要报刊刊发了两百多篇相关文章，其中大部分是翻译马恩和列宁的一些著作，也有一些是带有评论和研究性质的文章。有识之士开始把眼光从西方转到俄国，认为俄国革命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新路。但是因为社会性质不一样，在中国不能完全照搬俄国革命，所以这个时候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探索一条怎样能既借鉴俄国的革命经验，又有我们自己特点的革命道路。真正系统解决这个问题的是毛泽东。

　　“五四”时期工人运动已有很大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五四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这个时期工人运动也起来了。您能否谈谈五四运动前后，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状况?

　　邢贲思：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五四”前期有了一个发展，差不多已经达到两百多万人了，早期的工人运动也发生了多起。当然那个时候还是自发的工人运动，主要属于经济方面的诉求，但是说明工人阶级有一定的力量。经过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五四运动的洗礼，特别是马列主义传播进来后产生的深刻影响，这个时期的工人运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在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基础上，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我们中国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所以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有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在三种社会运动形式没有能够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条件下，开始把眼光从西方转向俄国，最终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以苏为鉴? 艰辛探索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前面提到，在探索如何将十月革命经验和中国社会状况结合起来的人中，真正系统解决的是毛泽东。您能谈谈毛泽东的贡献吗?

　　邢贲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方面的第一个贡献是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开创了一条带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第二个贡献是在民主革命当中，他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理论纲领路线，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从分析社会性质出发，指出中国的社会不是封建社会，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的性质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不是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这个革命只能够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因为资产阶级软弱且容易动摇，大革命的失败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第三个突出的贡献就是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下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是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主要贡献。当然毛泽东的这些理论贡献和在理论指导下的伟大实践是全党智慧的结晶，但是他确实在理论的创建过程中起了最核心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继续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时的具体情形是怎样的?

　　邢贲思：解放后，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理论进一步扩展，提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需要一个过渡时期，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不能马上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时期的社会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不可能马上建立一种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一化三改”——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及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毛泽东解放以后第一个大的贡献。第二个大的贡献就是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

　　义基本制度，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好像只讲阶级斗争，不重视

　　经济建设、不重视发展生产力。您怎么看?

　　邢贲思：这不符合事实。针对这种观点，我们需要考虑毛泽东当时对苏联经验的看法。虽然我们曾经很大程度上模仿了苏联，苏联经济模式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毛泽东还是有他自己的一些看法，他发现了苏联模式的弊端，特别是体制方面的弊端，所以他提出要以苏为鉴。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1957年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都是在看到了苏联的弊端以后，经过他自己思考提出的新的重大理论。所以当时毛泽东是处在矛盾的境地中，一方面他对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另一方面他也知道应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一步向前推进，也在不断摸索。而且同时认为应该以苏为鉴，不要完全借鉴、重蹈苏联覆辙，所以我们现在的提法叫做艰辛探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都不是偶然

　　《中国社会科学报》：毛泽东逝世后，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究竟向何处去有一个很大的争论。

　　邢贲思：是的，毛泽东对中国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但晚年的错误也十分严重。所以当时就要有人敢于纠正毛泽东的错误，这个人就是邓小平。他既破除了对毛泽东的迷信，又保护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关键时候挽救了党。同时他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向，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有一个新的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是废除毛泽东思想，而是在其基础上向前发展。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理论飞跃的出现都不是偶然，都是属于当时社会实践的需要。

　　《中国社会科学报》：邓小平开创的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如何继承和发展的?

　　邢贲思：这就是由新一代国家领导集体来解决了。我认为江泽民在这点上有一个了不起的贡献，即他非常明确地要把邓小平开创的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另外，他在继承邓小平理论的同时，对发展和改革两方面的内容都有创新。他强调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结合起来了。在改革方面，他在继承邓小平理论的同时，明确地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党的十四大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指引下做出的一个重大决议。此前，市场和计划的关系邓小平曾有多次论述，但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是江泽民领导下的十四大。另外，他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际上把我们党执政最主要的内容确定下来了，就是发展经济、发展文化、维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实际上是后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所提出的“四位一体”、“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布局的一个雏形。就是我们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要包括经济、文化、民生。另外江泽民还在党的十五大报告里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在党的建设方面他的一个新的贡献就是强调党的建设不但要注意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而且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承

　　《中国社会科学报》：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要有新的创造和新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体现在什么地方?

　　邢贲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就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这个发展观也是总结了我们前一段时期经济建设发展的经验后提出来的，也是适应新时代发展的情况、特点和新的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出来的。现在有个看法我不太赞成，就是没有把科学发展观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发展关系讲清楚。好像邓小平只是讲了发展是硬道理，江泽民只是讲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两个方面都是属于发展的重要性。而实际上，邓小平、江泽民不但讲了发展的重要性，也讲了发展要讲科学。邓小平南方谈话里讲得很清楚，一定要注意速度和效益的统一，一定要注意数量和质量的统一，这本身就是说发展不但很重要而且要注意发展的科学性。江泽民也在很多文章里讲到，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经济社会发展要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起来，发展不能不讲生态的保护，要考虑到可持续发展。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创新之处就是不但把邓小平、江泽民关于发展要注重科学这样一个思想继承下来，而且大大地发扬了。首先他提出了要以人为本，把发展的目的性更加明确了，其次他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发展要全面、协调、可持续。所以，科学发展观是在继承邓小平、江泽民关于发展的一些论述的基础上加以发展的，我认为这个继承发展关系要讲清楚。科学发展观的主要贡献一是使发展观更加全面、更加科学，反映了我们党在发展观问题上认识的深化和与时俱进。二是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江泽民讲到了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十七大提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十八大又明确把生态文明建设加进去，更加完整了，提出我们不但要保持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和谐关系，而且要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解决人与自然的问题。三是突出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江泽民已经提出了我们不能够长时期采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系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强调了传统的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要把消费特别是内需放在经济增长的重要位置，这点非常重要。四是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好的社会环境。和谐社会这个思想也还是继承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某些重要观点。比如，邓小平在强调发展、改革的同时，也强调了社会稳定，要做到改革、发展、社会稳定三者的统一。

　　中国梦要靠一步一个脚印才能实现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无论是经济、科技、国家的综合国力各个方面的发展都比较迅速，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比较快。在您看来，我们应如何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邢贲思：虽然现在看来，国际方面局部战争、冲突危机不断，但总体来看，邓小平的估计还没过时——和平和发展仍然是世界的主流。所以我们现在虽然也面临一些困难，但是总体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还是机遇大于挑战、优势大于劣势，当前我们国家仍然处于一个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我们坚持科学发展观，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很多有利的因素。我们有了一个好的指导思想、一个好的领导力量，有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有几十年的积累，但是也要充分估计到我们的困难，要有攻坚克难的思想，要有忧患意识，准备长期奋斗。能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向前推进，关键是要把现在的事情做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没有终结点，只有新起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我们中华儿女多少代人的一个美丽的梦。梦在心中，路在脚下，伟大的“中国梦”要靠我们一步一个脚印、长期奋斗才能实现。所以习近平讲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关键是要把现在各项工作做好、各项事业抓好。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引下，把我们党的事业不断向前推进，才能逐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选自2013年8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