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民究竟能不能共和?
人和民究竟能不能共和?(一)
人和民究竟能不能共和?在时下的中国,这真是天大的问题。
纵观中国5000余年的历史,人和民从来就没有共和过,也不可能共和;在我眼中唯一的例外,只是在1949年新中国,由毛泽东领导的人民队伍进行了人类最大胆的实验,暂时实现了人和民的共和。为了促进并保持这一来之不易的局面,也为了告诫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毛泽东还在中南海新华门的影壁上题下五个鎏金的大字,为人民服务。
记住,是“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人服务”,也不是“为民服务”,不是。
要为人民服务,政府首先就得实现人和民的共和;否则,就是假惺惺的为民服务,而实际上是为人服务,最终就是,民为人服务。
民为人服务,的确是历史惯例。我们看看“民”这个字,老祖宗发明它绝不是偶然的。民字上部是一只眼睛,下面有一把锥子,意为刺瞎一只眼。在远古时代,部落之间发生战争时,一旦俘虏了对方的青壮年,最开始是杀掉解恨,后来发现这些劳力可以留下干苦活儿,甚至可以转化为自己的“军队”,为了防止他们逃跑或起异心,就统一刺瞎他们一只眼,使他们行动不便,易于识别,更重要的,是摧垮他们的心理防线,让他们成为死心塌地的奴隶,也就是“民”。
一个俘虏,为了活命,与胜利者达成“共识”,甘愿刺瞎自己一只眼,而成为民。这需要经受多大的肉体痛苦和精神屈辱,我们今天难以想象,但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并且从那时起,人类被分成了两部分,胜利者和失败者,即人和民。“人”为了维持自己的成果和地位,需要不断强化与“民”之间的生理和心理落差,强化二者之间的物质和精神落差,最终固化人与民的关系,形成“天然合理性”。
因此,“人”渐渐演变为统治阶级的代称,他们权倾一方,信马由缰,金口玉言,锦衣玉食,依附于他们的裙带、官宦、士绅阶层也算做“人”的范畴,似乎一切美好的词汇都加在了人的前面,如圣人、仙人、贤人、官人、美人等等。与此相反,“人” 以外的族群,都是“民”;他们衣食无着、饱受盘剥,忍气吞声,劳苦奔波,“民”前面囊括了你能想象得到的苦难性词汇,如贱民、流民、暴民、草民、刁民、灾民等等,因为他们都像瞎了一只眼的奴隶,无足轻重,无关痛痒。几年前,深圳一位喝高了的官员在饭店里狂吼,你们算个屁!就是这种思维的延续;而网络美分与五毛迅速跟进,把民与气体排泄物挂钩,推广成网络口语“屁民”,他们最近又发明了“屌丝”,这些都在进一步的、有目的的扩大社会潜意识里“人与民”的地位落差。
孔丘原来就是一个“民”,他萌发了众生平等的大愿,带着弟子周游列国,苦口婆心地劝说统治者自我约束,把权力关进笼子,结果被那些“人”就像打发叫花子一样呼来喝去,自己郁郁而终也没成为“人”。不过他的弟子们学乖了,编了一本《论语》,还在书的前几页特别加进去一句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们知道“人”都是不喜欢读书的,读书也只读前十页,用这句话驯化奴隶再好不过,奴隶只要干活儿就行,为什么要干,为谁而干,就不用瞎想了;用现阶段一些公知、大V们的话说,就是不要以“吃地沟油的命”,去“操中南海的心”。 显然,孔丘这句话起到了敲门砖的作用,“人” 们对他终于释然了,接受了;他们发现,用民的内涵去刺瞎百姓的精神,比用锥子刺瞎眼睛效果好得多,还显得文明。因此孔丘不但升格为孔子,还成为历代王朝追崇的圣人,专门驯化“民”的圣人。
然而,人与民之间的落差从来没有因为“人的内疚”而缩小,也不会因为“民的感恩”而减速,这种落差会毫无悬念地走向极致,直到有一批民愤怒的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崩溃。那时,民普遍不认同与人的固定关系,他们要转而为人。这是他们的动力,也是他们的局限。因为,他们流遍了郊原血换来的成为新主人的结果,是建立在有更多的新民和旧民混杂的群体上的。几千年来,简单的轮回,周而复始的流血,始终没有谁认真考虑过“人与民”的源代码出了什么问题,也就无人能阻挡在沉默中突然迸发的暴动,和与之相应的朝代更替。
孙中山是思考过的,他要以“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撑起理想,建立中华民国。理想热烈而奔放,现实却冰冷刺骨。他要反帝,却不得不借用帝国主义的金钱;他要反封建,却不得不依赖军阀和地主的支持;他要耕者有其田,却不知怎样才能让农民得其田,最后他发现理想的风帆竟然拴在了西方资本的大船上,而全体国民将变成不折不扣的金元奴隶。虽然孙有所醒悟,后期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但本质上,他仍将农工当做“民”,当做需要“人”来教化和扶助的对象。中华民国,一语成谶,一个被西方资本刺瞎了眼的奴隶国家——蒋介石后来的所作所为,乃至逃台残喘,无不反复应证了这一定论。
人与民的源代码,毛泽东也在反复思考。1945年7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等人到延安窑洞里作客。毛问黄考察延安的感想,黄以“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概而论之,并直言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言外之意,中国共产党能跳出这个周期律吗?毛泽东当即非常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只要留意一下毛泽东许多年的讲话就会发现,他很少无缘无故地谈论民主,他说的最多的是人民民主。因为,民,瞎了眼的奴隶,尤其是精神残疾的奴隶,永远都做不了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顽疾,已经将“民”深深地固化在数万万劳苦大众的脑海中,一朝驱除?谈何容易!他只能不断地把民和人捆绑在一起,强化大众的平等意识,即人民意识。一个烧炭的警卫战士张思德牺牲了,他亲临会场讲话,“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这样反反复复强调为人民服务,其实毛是想说,我们的队伍中就不应该有民,大家都是平等的人;民是还没觉悟的人,从民到人的过程就是觉悟的过程,就是解放全中国劳苦大众的过程,更是真正解放心灵的过程。“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人人都觉悟了,中国就是东方的佛国净土。那样才能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跳出黄炎培所谓的周期律。
是的,毛泽东不但渡己,还要渡人,更要渡天下黎民百姓。1949年进京时,他说“我们这是去赶考”,“万里长征才开始了第一步”,同行者中,有几人能想到毛说的这一步是着手建立东方佛国的第一步呢?毛很清楚,那时的中国已经摒弃了“中华民国”,但是,也不可能一步达到“中华人国”,所以取其折中,国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的核心是人与民共和,人与民共和的核心是民逐渐转变为人,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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