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世界银行一直在制造与传播新概念、新命题以及新理论、新政策，诸如“华盛顿共识”、“包容性增长”等等。2006年世界银行又违背欧美等发展历史史实，无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周期规律，以拉美为标本，生搬硬造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一出世，迅即在中国得到异乎寻常的追捧，经济学人蜂拥而上，为中国经济把脉，为中国避免“陷阱”而殚精竭虑，由此生产出的文字文章汗牛充栋，似乎足可以把该“陷阱”填平。其实，“中等收入陷阱”本身就是一个陷阱，一个自由主义的陷阱，是发达的强权国家通过世界银行这个工具给发展中国家设置的依照“新殖民主义”政策路线前进的 “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世界发展史上并不存在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原因，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增长停滞、国民收入徘徊的一种状态。表面看，“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基于对世界各国现代化历程的分析考察而得出的一个经验性描述，实质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结论，是个地地道道的伪命题。

　　“中等收入”框架里面装不了任何实质内容。“中等收入”是个相对概念，在横向上可以相对于其他国家——在高低收入国家之间处于中不溜的水平，在纵向上可以相对于自己的过去——在历史发展阶段上告别初级阶段。“中等收入国家”是一个空洞而飘忽的框架，里面装不了任何实质内容。例如，1774年殖民地美国(自由人加奴隶约合250万人)的人均年收入在15-25英镑，相当于2000年的3875-7250美元。若依照公民身份——自由人(当时存在白人契约奴隶、土著印第安奴隶以及非裔黑人奴隶)统计，当时美国人均拥有的实际财富是76英镑，这一数据相当于2000年的11100美元 (这一不合理统计的合理存在有其现实依据，我们今天广东、上海等省市计算GDP时也没有包含外来务工人员，尽管这一队伍相当庞大)。依照今天世界银行与相关经济学家设计的标准，显然是跨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在富裕程度上，当时的美国人至少与其宗主国英格兰人是一样的，而当时的英格兰是最发达国家，在那个时代工业制造无所不能，而美国——依照宗主国英国的要求——连一个马蹄钉都不能制造，是个道地的农业国，百业待兴，经济上严重依附英国。类似早期美国“富裕而不发达”的情形在今天依然存在，一些加勒比国家、石油输出国家他们的人均收入早就超过1万或1.2万美元，但是不仅发达国家没有接纳他们进入OECD(即“经合组织”，被视为发达国家的俱乐部)，世人没有将其视为发达抑或先进国家。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实际是后进国家现代化陷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陷阱

　　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自成立以来，一直是美国霸权、西方强权的工具，多年来孜孜不倦、兢兢业业推行新自由主义理论与“华盛顿共识”政策，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实施新殖民主义服务，因此而在多年前即已声誉败坏而惨淡经营。当今世界附和、听从世界银行与IMF的理论宣传与政策建议的国家越来越少，头脑清醒的学者早就不拿它们的报告与说教当回事。

　　但是，世界银行与IMF的理论宣传与政策建议符合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符合发展中国家的买办阶层与权贵资本的利益。经济全球化便利跨国投资，世界各国的工人因争抢工作岗位而彼此对立甚或敌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成为泡影。但是，经济全球使国际垄断资本与东道国买办阶层、权贵资本日益勾结起来。因此，以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理论与政策在一些国家仍然有市场，甚至很叫座。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是，世界银行遵照强权国家或垄断资本的意旨，为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精心埋设，然后以智者、甚或长者的口吻告诫相关国家，你们必须依照我的建议行事，否则你们就会落入“陷阱”。世界银行以及相关经济学者，津津乐道的“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标本”就是拉美。

　　自20世纪80年代初，拉美国家普遍出现了经济增速明显下降甚或趋于停滞的困境，像阿根廷在60年代，巴西、墨西哥、智利等国在70年代都已进入“中等收入”，但是直到21世纪头10年，这些国家人均GDP仍然徘徊不前，基本停留在3000～5000美元，至今仍未能跻身高收入经济体。其中，阿根廷停滞23年(1974～1996年)，墨西哥停滞18年(1981～1998年)，智利停滞18年(1971～1988年)，巴西停滞16年 (1980～1995年)(以上数据来源为(Maddison, 2010)。

　　其实，世界银行以及相关经济学者，选取拉美作为“中等收入陷阱”的“标本”，非但不能自圆其说，反而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倘若拉美真的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那么那个推手或牵引者，恰恰是世界银行与IMF、美国自由主义学者。

　　1973年，智利皮诺切特将军在美国的鼎力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政府，并杀死了阿连德总统，由此开启了新自由主义的“伟大实验”。新自由主义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亲自设计改革蓝图(即“弗里德曼金马甲”①)，指派众多嫡传弟子——“芝加哥男孩”回智利实施，并多次亲临智利，现场指挥与督导。为达目的，他们不择手段——拋弃民主与法制，不惜用“铁扫帚”(军事恐怖主义)等方式强力推行新自由主义——“原教旨资本主义总是由最残暴的压制所接生”②，国家政策由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

　　新自由主义实践，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结果引致国家经济灾难，智利的人均收入增长不断下降，直到80年代末才达到政变前的水平 (1971年5663美元，1987年是5590美元)。在同时期拉美的国家治理上，只有另一个实施经济自由主义国家——阿根廷比智利更加糟糕。在美国、世界银行与IMF的全力策动下，80年代新自由主义近乎在拉美全面推广，然而给出的答卷成绩，依旧是一塌糊涂!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保护主义(新自由主义者描述这段时期为“糟糕的过往岁月”)，实现的增长更达到3.1%，然而自80年代实现新自由主义以来，增长率只有1.7%③。1950～1980年间，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的GDP年均增速分别为6.8%、3.4%和6.5%，而在1981～2000年这20年间，则分别降至2.2%、1.7%和 2.7%。④

　　实际上，拉美所遭遇的经济困境，是在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体系下，发展中国家致力于现代化所遭遇的困境，是实施自由主义政策的困境。多年来，发展中国家普遍依照发达国家指引，或世界银行、IMF标识的路径——集中体现为“华盛顿共识”(“弗里德曼金马甲”20世纪90年代升级版)——去实现现代化。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显示，现代化的关键与核心是工业化，由工业化带来的收入潮水可以浮起所有的船(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语)。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的“独门秘笈”在于，在保护主义下建立起相对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但是，发达国家或世界银行、IMF在给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现代化路线图中，抽掉了工业化，或用自由主义下的工业化取代保护主义下的工业化。然而，在这个自由主义的“通衢”上，由发达国家设置路障，比17世纪莱茵河上的关卡还要多(这曾经是德国落后的重要原因)。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技术专利、标准化坐收渔利，通过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产业链、不平等贸易交换条件，占有发展中国家创造的财富。“芭比娃娃”利润分配就是一个典型实例：在美国市场销售的芭比娃娃若以10美元计，其中8美元是美国境内的运输销售成本与利润，1美元为管理运输费用，65美分为日本等国的原材料成本，发展中国家制造只能拿到35美分的加工费。如此，发展中国家越是努力，生产产品越多，自己所得越少，如此便有了“勤劳而不富裕”的困境。

　　历史反复证明，成功的工业化是一国发达(包括由中低收入迈向高收入)的关键，而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一个共同的典型特征代表，就是在这些国家出现了明显的工业化进程的停滞抑或倒退，即“工业化不足”(未能建立起相对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抑或“工业国际化”(即由外资主导的工业化，跨国垄断资本垄断高端、高附加值制造，而本土企业钉死在低端、低附加值制造，或本身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代工制造)。更有甚者，连代工制造都难得一见，纷纷发展服务业、地产业、旅游业，没有基本的生产能力——财富的创造能力，只有所谓的价值创造能力，而价值的最终决定权依然为跨国资本所控制。

　　在“华盛顿共识”的系列政策组合中，自由化尤其是金融自由化，是必不可少的安排，其理论基础是“金融深化可以促进经济增长”。金融深化的显著结果是经济金融化——资产乃至债务证券化，如此使资产、财富可以流动起来。金融自由化最为关键的是国际化，本土金融市场与国际市场金融接轨，国际金融资本可以自由出入一国市场。由此，国际资本其实主要是美国的金融资本，在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市场可以兴风作浪，引发金融危机，借以巧取(买空卖空)豪夺 (发动袭击、制造危机)发展中国家辛苦积攒的财富。东南亚的“经济增长——金融危机”为此做了最清晰也是最典型的阐释。在危机发生后，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经痛斥这些国际投机资本为“国际强盗”，但是他似乎没有指责引盗入室者。

　　马来西亚经济在1991～2000年间以7%的速度增长，在2001～2010年间增长率却只有4.6%，远低于7.5%的10年增长目标。 20世纪60年代，马来西亚要比韩国富裕得多，但如今乾坤颠倒，要比韩国穷得多。在东南亚，马来西亚并非特例，与其同处东盟的泰国和菲律宾，都因为遭遇了 “国际强盗”而大伤元气，因此被相关机构与学者当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新标本。而这些新标本恰恰是遵循世界银行、IMF实施“华盛顿共识”、推行金融自由化而结下的苦果。

　　其实，不单是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还有苏东国家、一些非洲国家，凡是遵照世界银行与IMF建议——积极落实“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多半都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发展中国家遭遇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实则是“现代化陷阱”⑤——增长而不发展的困境，是世界银行、IM与发达国家埋设的“自由主义陷阱”。发达国家正是凭借这些陷阱而保持先进并过着优裕的生活。环视当今发达国家，除了德国及斯堪的纳维亚几个小国外，普遍产业空心化，制造外包，服务外包，没有了生产力，没有了财富创造能力，但是他们的大企业富可敌国，他们的大富豪腰缠亿贯，他们的小市民仍然在高收入中过着优裕的生活。当然，人们不能贸然地说他们只是坐享其成，他们也在创造，创造概念，创造规则，创造价值，利用不公正的国际秩序——经济金融体系，把发展中国家创造的财富悄悄地转移到他们的口袋。

　　在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今天，资本积累规律——一端是财富的积累，一端是贫困的积累——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作用，少数发达以多数不发达存在为前提，富裕的孤岛为贫穷的汪洋大海所包围，应当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有一个精辟论断：资本主义是以非资本主义存在为前提。因为资本主义本质是寄生的，需要宿主提供养分，需要后进国家提供资源、市场，需要不断出现的有待开拓的处女地。如此，英国的发展需要并导致欧洲旧大陆、美洲新大陆的停滞，西欧的发展需要并导致殖民地的停滞，今天发达国家不事产业又要保持富裕生活必然需要并导致诸多发展中国家的停滞。

只有远离自由主义，远离资本主义体系，才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当今整个世界被资本主义体系所笼罩，贯穿资本主义体系、遍及世界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这个层级分明的体系中，西方发达国家高居“金字塔”顶端，也是国际分工、国际产业链、国际食物链的顶端。发达国家由过去的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发达转化为今天的金融、意识形态发达，他们以强大军事力量做后盾，以不公正的国际秩序做基础，在发达与不发达国家之间进行不平等交换，对参与国际分工的后进国家实现持续的经济剥削——后进国家只是挣点“面包屑而已”，并通过金融手段(如华尔街“金融狩猎队”)，对不断扩大开放的后进国家实施周期性掠夺。被持续剥削与被周期掠夺，这才是后进国家经济增长停滞、收入徘徊不前——即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真正原因。

　　作为西方强权工具、新殖民主义工具的世界银行，怎么可能说出这个秘密。有学术良知的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 • E。斯蒂格利茨委婉地道出了一些内幕②，违背了“职业道德”，很快被无情地解雇了。但是，面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停滞、收入徘徊不前，世界银行需要给一个说法。与此同时，要把更多的国家、更大的国家纳入现行资本主义体系，好让西方强大国家持续剥削与周期掠夺，世界银行需要拿出一套说辞，于是便有了“中等收入陷阱”。

　　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1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426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在世界银行及相关经济专家看来，中等收入国家普遍遭遇“中等收入陷阱”，那么中国进入中等收入行列后，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呢?世界银行还有同一类聚的亚洲开发银行为中国把脉：摆在中国面前的新问题是“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一本正经：中国的经济模式并不具备“可持续性”，如果该国不接受重大改革——特别是要提高生产力以及积累人力资本——的话，该国可能遭遇与巴西和阿根廷同样的命运——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不进行改革，该国未来有可能爆发经济危机，进而还可能引发社会动荡。⑥

　　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理由似乎“十分充分”。“中国奇迹”在于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而“中国制造”在于低廉成本。然而，正在到来的人口老龄化会导致人口红利消失，用工成本上升，外国投资减少，经济增长缓慢，收入降低。人口老龄化还会导致社保压力增大，医疗保健支出增多。波士顿咨询集团预测，到2015年，中国将失去大部分成本优势，从而加快已经使一些工厂就业机会从中国回到美国的回流趋势。⑦此外，不可持续的对外出口与政府投资、广泛的政治腐败、巨大而且仍在继续拉大的收入差距、持续恶化的环境状况等无一不是构成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理由。依照世界银行以及国内相关专家分析，如今的中国不是是否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而是已经走到了“中等收入陷阱”边缘——经济增长正在迅速放缓——过去30年中的平均增长率为 10%，2011～2030年平均增长率将放慢到6.6%，到2025年增长率将减慢到年均5%。⑧

　　社会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国家经济增长不等于国民收入增长，经济增长放缓不等于国民收入停滞，国民收入一时的停滞不等于就会长期停滞，即便长期停滞也不等于就会落入所谓“收入陷阱”。世界银行急于把“陷阱”兜售给中国，要中国尽快接受它的报告及其建议，似乎不顾、也不需要什么逻辑了。

　　世界银行的建议转弯抹角地、变戏法似地但是最终指向还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与国际化。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华盛顿共识”——一组让发展中国家牢牢绑定于被持续经济剥削、被周期金融掠夺的“新殖民体系”的经济政策，这恰恰是令诸多拉美国家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毒药。

　　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国际金融大危机，重挫了美式自由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理论神话破灭了，连自由主义的坚定支持者马丁•沃尔夫也在自由主义的重要舆论阵地《金融时报》上撰文无奈地宣称：“又一个意识形态上帝失败了”。⑨美国现在再也没有什么不同凡响之处了，它失去了自己的极度自信。⑩失去了世界领袖的声誉。⑾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者在反思，西方乃至世界的那些自由资本主义的坚定拥趸们都在反思，反思自由主义的病理与痼疾，反思全球化与金融化何去何从?

　　因此，中国所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不仅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而且是一副经过精心包装的毒药。■

江 涌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① “金马甲”的主要内容包括：减少政府开支，减少政府干预，实施“小政府”;削减公共支出，反对福利政策，实行低福利;实施私有化，发展私有经济，推动自由市场;政策目标放弃充分就业，寻求物价稳定;开放金融体系，实现货币自由兑换;实行自由贸易，开放外资进入，开放资本市场，退休金私有化。“金马甲”出世后，很快就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标准治国方略，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国财政部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发展中国家的自由经济精英所积极推动的经济政策。

　　② 娜奥米·克莱恩著：《休克主义》，吴国卿、王柏鸿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

　　[英]张夏准：《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③ 孔泾源：《“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背景、成因举证与中国对策》，《改革》2011年第10期。

　　④ 参见刘福垣：《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南风窗》2011年第16期。

　　⑤ 参见斯蒂格利茨著：《全球化及其不满》，夏业良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以及斯蒂格利茨著：《自由市场的坠落》，李俊青、杨玲玲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

　　⑥ 《世行与中国要共同应对新的挑战》，新华网2010年9月13日。

　　⑦ 摩根士丹利公司新兴市场部主管鲁奇尔·夏尔马：《中国经济放慢，走向成熟》，美国《纽约时报》 2012年4月26日。

　　⑧ 参见世界银行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

　　⑨ Martin Wolf,“Seeds of its own destruction”， Financial Times, March 8, 2009.

　　⑩ 奥利维耶·盖：《美国的哀愁》，德国《星期日法兰克福汇报》2012年2月26日，参见新华社《参考资料》2012年3月19日第29652期。

　　⑾ 马拉特·沙伊胡特季诺夫：《未来国际秩序的轮廓：期待与现实》，俄罗斯《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双月刊)2011年第5期，参见新华社《参考资料》2011年11月11日第2956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