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谁来监管“四大”

2009年06月27日 来源： 中国经营报

　　“四大”进入中国后，通过各类公关活动，与中国相关政府部门保持良好关系。特别是通过与政府合作方式，把自己和监管部门紧密联系在一起。

　　德勤从1993年开始，就作为项目顾问参与财政部制定中国会计准则，此后长期协助财政部推进此发展方案。此外，德勤还与国家税务总局、国资委等政府部门有着密切的合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还聘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起草《风险导向审计程序》，以此“构建更完善的政策制度”。

　　自1995年起，毕马威上海首席合伙人萧伟强就担任中国会计审计准则外国专家顾问，安永的中国区合伙人邱家赐担任证监会发审委委员。由于和政府部门关系密切，“四大”在华受到的监管很少，因此可以便利地谋取更多更广泛的利益。

　　诸多国家和地区都制定相关措施限制外资会计师事务所于境内展业，如我国台湾对外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较为严格的限制，外资事务所的会计师必须考取当地的资格后才能执业。印度除此以外还要求外资事务所做上市公司业务后须经本土事务所复核。日本、韩国等国家也对本地的会计师事务所采取保护措施。

　　而像中国这样多个政府部门与一个始终对中国不很友善国家的机构保持如此密切关系、并使其享受多种“特许经营”，在国际上是罕见的。或许正是因为这种罕见的关系，使中国监管部门宁愿牺牲本国机构的利益，来讨好满足这一特殊群体的需要。正是在中国相关监管部门的帮助下，“四大”几乎垄断了中国大企业，尤其是金融企业、跨国企业的审计业务。“四大”也因为这种“特许经营”而获取高额垄断收益。

　　研究显示，同一个审计项目，“四大”的收费高出国内所2～5倍很正常。以收费标准最高的北京为例，国内所的主任、副主任会计师每小时收费300元，而安永为2750元。随着审计事务所并购加速，行业集中度会越来越高，“四大”的优势将越来越明显，获取的垄断利润也会越来越大。

　　跨国垄断资本的本性是获取暴利与实施控制。控制是为了更好、更稳定地获取暴利，而暴利则更便利、更有条件实施控制。在华垄断地位不断强化的“四大”不只是获取丰厚的市场利润，而且是获取更具有战略性的资源——信息。“四大”审计的大型企业特别是金融类企业，关系着中国经济命脉。这些企业完全由“四大”来审计，无疑将中国经济的重要数据暴露给了外资。据中国银行一经理人员透露，在中行上市审计期间，中行高层专门指示各部门必须为普华永道提供一切可以提供的资料，而很多资料本来对自己的研究人员都实行保密。

　　不仅如此，还由“四大”来设计企业改革、融资模式，如普华永道为中国工商银行规划了未来8年的公司治理机制和全面风险管理改革路线图，这意味着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弱点毫无保留地展现给了外资。

　　近年来，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屡屡遭遇不顺，巨额经济损失时有发生，相关专业人士认为，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缺乏经验；另一方面，恐怕也是最重要方面，就是我们的企业已经无商业秘密可保。外资审计、评级、咨询、承销，还有战略投资、管理顾问等，已经使中国企业乃至部分政府部门在近乎透明的状态下运作。

　　早在2002年初，也就是中国证监会颁布那“一纸文书”后不久，著名经济学家董辅先生就撰文指出了“必须请外国公司补充审计”这一规定的荒谬。7年多过去了，董先生也已作古，相关监管部门非但不迷途知返，反而变本加厉，使外资审计机构对华审计行业的控制日甚一日。

　　2006年以来，中国股市如脱缰野马，狂奔不止，急速膨胀的风险日益令人不安。有业内人士指出，这相当一部分归于“会计革新”，即上市公司可以合法交叉持股，拉抬股价。本人不甚清晰这是哪家机构使出的“高招儿”，也不清楚监管者为什么会接受这一“妙计”，但我知道的是，当初日本就是因为允许企业交叉持股而使股市迅速走向泡沫，而随着泡沫的破灭，到来的是十多年的经济萧条。本人不敢猜测这其中是否有什么人的预谋，但可以设想，这极有可能使中国股市走向危局。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