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之中国策

　　□ 文 江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全球金融危机对经济秩序的影响

　　国际经济力量多元化已成为一个事实，国际经济格局已经改变且仍在改变，但是国际经济秩序依旧。目前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资本主义价值为核心的系列制度安排与行为规则。

　　我认为这一秩序势必也要发生改变，这是因为发端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西方国家间的矛盾加大，特别是欧洲受危机影响较大，其中紧紧追随美国的国家(如几个岛国)损失更大，而欧洲大陆由于坚持自己的“莱茵式资本主义”，损失相对较小。但无论如何，欧洲已经被美国拖下了水，他们势必发起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挑战。但是，欧洲的这种挑战是体系内的，它们不可能打破这一体系，因为它们也是该体系的受益者。所以，这个所谓“挑战”实质是“茶壶内的风暴”，与俄罗斯、巴西、印度还有南非等新兴市场所提出的改革倡议有很大的不同。日本多年来一直受危机的纠缠，经济持续低迷，但是金融机构磨剑砥砺，逐渐恢复昔日的活力。美国发生金融危机，野村证券等日本金融机构“趁火打劫”，大肆收购美国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注意，日本人买的不是资产，而是业务部门，积累与强化日后与美国金融机构竞争的实力。国际媒体评论，日本人出手相当精准，这不仅将改变华尔街的格局，也会对国际金融格局造成影响。

　　现在，对于经济自由派一直所推崇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即使连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强调应该加以反思。有不少学者甚至认为，美式自由主义走到了尽头。但是，这并不代表资本主义完结了。资本主义还是有生命力的，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经济制度还会自我更新，去寻求一种新的模式。

　　就目前来看，国际经济秩序的改变主要是国际金融秩序的改变。我们现在遗留的金融体系是“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既享受权力也承担义务，即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但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只享受权力不承担义务。此次危机完全由“美国制造”，世界各国要求美国来承担义务是可以理解的。可以预期的是，未来一段时期的国际金融秩序改革也是在这一体系内部进行。由于国际力量的消长需要时间，相关力量的博弈是一个过程，新秩序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从旧的有序到新的有序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其间还将伴随无序和半无序。因此，国际金融动荡、世界经济低迷的长期性恐怕难以避免。

　金融危机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一超多强”的格局还会延续，但“世纪大危机”必然会削弱美国的软硬实力。因此，一方面，“一超”会放低身段，所以我们看到美国接受了欧洲提出的协商提议，未来奥巴马政府也强调协商合作；另一方面，“多强”实力会增强，特别是新兴市场的力量将更加凸显，但是具体是哪个国家还不好说。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弗格森提醒到，这场危机没有赢家，俄罗斯和中国也不可能笑到最后，“评论员在预言美国衰落之前总是应该三思一下，美国过去也曾经历过灾难性的金融危机，并且在摆脱危机后地缘政治地位得到了加强”。美国总有这样的能力，“在美国受影响的时候，美国能让对手受到更大的影响”。

　　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有不一致的地方，美国在维护政治格局上的力量比在经济格局上更大一些。因此，金融危机的影响，短期内不大可能在政治格局上体现出来。

　　可以把美国维持霸权的手段概括为四类：(1)强大的军事，特别是海军；(2)领先的科技，在国际分工和国际产业链中处于顶端；(3)极具竞争力的金融，金融不仅为美国霸权提供了经济基础，而且本身已成为霸权的重要手段；(4)美国主导的一系列国际规则，这是美国软实力的体现，美国直接从国际规则中兑换利益。

　　国际金融格局如今在微观和宏观上都在进行较大的调整，危机重创了美国的金融实力，其主导国际金融规则的能力有所削弱。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原来是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图腾”，也是美国金融力量的象征，现在一夜之间蒸发了。身为黄皮肤的日本人杀入了长期由白人掌控的华尔街，儒教文明渗透到基督新教文明，华尔街的变迁只是国际金融格局变迁的一个前奏、一个缩影。现在美国金融业正进行大收缩，回到传统的以放贷业务为基础的商业银行，这并不是美国的强项，而是日本和德国的传统优势所在。新兴市场的主权财富基金也会有更广阔的天地。

　　近年来，美国的科技创新不断放缓，经济加速虚拟化，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转向虚拟经济，转向金融创新，因此美国在产业领域的科技创新少有大的作为，不再引领世界高新科技产业。现有的统计数字也显示，美国在科技创新方面萎缩得比较严重。

　　如今，美国唯一没有损伤的就是军事力量。正因如此，兰德公司认为拿850亿美元去救美国国际集团(AIG)还不如发动一场战争。美国在财政赤字不断增加、经济持续萎缩的情况下，其国防开支却还在增加。未来，美国即使不发动局部战争来转移视线、模糊焦点，起码也会用绝对的军事地位威慑世界，显示美国仍然是全球霸主。但是从长期来看，美国硬软实力的衰弱必然带来军事实力的衰弱。

金融危机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未来20年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机遇期的前提是和平与发展这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不会有大的改变，但金融危机在不断恶化，中国实体经济增长放缓，外贸出口下降，整个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明显恶化，这与我们原来对于“战略机遇期”的谋划有明显落差，对于我们的和平发展有比较大的影响。

　　另外，虽然美国的软硬实力有所衰弱，但其从霸权中获取利益的意愿不会减低，只是方式将有所改变。从国际关系来看，美国最重要的潜在对手注定是中国，而不是俄罗斯。因此未来中国的外部发展环境会更加复杂。

　　与欧洲和其他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相比较，此次金融危机给中国造成的直接损失不算太大。但我们需要反思的是，本来我们的直接损失可以更小。比如我们早就有分散外汇储备风险的预案，包括外汇储备结构多元化、明显增加战略物资储备，但是由于部门利益作祟，相关谋划最后都没有做到。当前，美欧等国高度称赞、肯定中国的地位与作用，尤其是美国，看中的是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需要中国继续增持美元证券资产。我们应当头脑清醒，中国外汇储备是几十年辛苦积累下来的，与庞大的国际金融市场力量相比却仍然微不足道。国际金融市场每天的金融交易就高达数万亿美元，金融衍生产品有数百万亿美元，贸然出手徒增中国自己风险。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东亚地区经济的引擎、地区金融稳定之铆，因此中国搞好自己的经济，稳定自己的市场，就是对地区乃至世界经济的最大贡献。

　　很多人担心，金融危机持续，美国霸权衰弱，国际经济若陷入无序，对中国没有好处，这个判断似乎没有错，但从长远和战略高度看，可能就不是这样了。《易经》有言，“群龙无首，吉。”尽管目前的国际体系对于中国来说仍有“剩余价值”，但如果能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对中国则更具有战略价值。我们应当在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如果我们判断现行体系不能有大的改变，那么改革可以在体系内修补；如果能够有大的改变，我们则要积极推动其改变，国际经济力量的多元化合乎中国的战略利益，有利于中国的崛起。

　　目前的一系列危险中存在着机遇，当然也存在着挑战。我的判断是，“总体上挑战大于机遇”。因为“机遇”是潜在的，而“挑战”是现实的，是越来越急迫和必须直面的。通过一系列实地调查，我们发现，中国经济的寒冬即将到来。当下急需应对的就是企业倒闭潮。原来企业倒闭是由于出口退税降低、环境成本与劳动成本提高、人民币升值以及信贷紧缩等，最近的倒闭原因则是企业没有订单，没有市场。现在政府已在努力，或给予财政支持，或放松信贷，但这些办法实际上都不会有多大实际功效。因为企业没有订单，产品没有市场，融资便利又有什么用。在素有“外贸风向标”之称的广交会上，中国出口的主导商品的成交量均有明显下降，很多商品成交量只有去年的1/3。一些学者把目前中国经济所遭遇的前所未有的困境描绘成“腾笼换鸟”的机遇，但问题是笼子空了，却还没鸟。当初日本升级换代取得成功是因为日本政府与大企业都有战略眼光，尤其是在技术创新上做足了工夫，“生产一代，储备二到三代，研发四到五代”。“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但中国的企业没有这种准备，既没有技术准备，也没有人才准备、资金准备，何谈升级换代？

　　但是，在金融领域“危”中也有“机”。从此次金融危机来看，经济小国(像新加坡、冰岛)要办大金融机构是不大可能的，因为风险太大。冰岛的银行坏账是其GDP的好几倍，银行破产意味着“国家破产”。如果花旗银行只属于纽约，那么花旗出了问题，纽约也会破产。但是，花旗属于美国，相对于美国的经济规模来说，花旗银行资产所占比例是比较低的，美国有实力支撑花旗这个巨型金融机构。经济小国甚至是一般中等国家必须“出让”大型金融机构，这给中国金融机构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一段时期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不断向中国施加知识产权保护、人民币升值、金融市场开放以及其他承担“大国责任”等诸多压力，如今美欧不仅自顾不暇，而且积极笼络中国，这使得中国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进行战略谋划的机会。中国金融机构可趁机“走出去”，到非洲、拉美这些发达国家的“后院”，为中国跨国企业的扩张铺路搭桥。此外，纽约尤其是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新加坡作为地区金融中心，势必因大危机有所削弱，这为上海与香港发展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了新机遇。

　　另一个问题是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当今资本主义有两大发展模式，即“莱茵模式”(以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为代表)与“盎格鲁-亚美利加模式”(以美国自由经济为代表)。“莱茵模式”早就因为缺乏活力而被美国嘲笑为“老欧洲”，如今一度生机盎然的“盎格鲁-亚美利加模式”也不行了，因此国际社会将视线转向了中国，有不少舆论认为“北京共识”、“中国模式”或许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方向，不管是否言过其实，这对于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无疑还是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