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也是“硬道理”

——中国经济安全系列之十四

江 涌

原载《世界知识》2008年第13期

5·12汶川大地震这一巨大天灾深深震撼着、刺痛着每个有良知人的心。在举国上下众志成城、共赴国难的同时，每个能够思考的国人，都应痛定思痛，深入思考中国从这场大灾难中汲取什么样的教训。如果此前一系列的不幸尚不足以令我们深刻反思的话，那么汶川大地震巨额财产损失、几万名同胞的生命，尤其是那些承载多少家庭希望与梦幻的孩子们的生命，应令我们彻底反省。

安全的“硬道理”愈发凸显

由于生存条件艰巨，中华民族因此很早就有了很强的危机意识。《周易》就告诫，“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孟子》的警告更加直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的东邻日本，是个人多地狭、资源贫乏而又多灾的国家，每年发生有感的地震约1000多次，全球地震的10％发生在日本及其周边地区，由此国民培育出浓厚的危机与防灾意识。尤其是在1923年9月东京大地震后，日本对建筑抗震提出了统一标准，并建立了一套有效的应对机制，还设立了“防灾日”。经过多次灾害的历练，日本不断加强安全能力建设，从而成为能够有效防范、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先进国家之典型。

相较日本人，当今中国人的危机意识淡薄多了。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繁荣，太平盛世的情绪弥漫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一些人甚至提出要修改国歌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歌词。其实我们也遭遇了众多自然灾害，人为灾难也未少见。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造成24万人死亡，由此产生一大批孤儿、孤老和孤残，经济损失（按现在来衡量）达6000亿元人民币。然而，从汶川大地震来看，最起码从建筑质量要求来看，我们并没有充分吸取唐山大地震的惨痛教训。有报道显示，处于地震带汶川等县市，很少有学校教育学生如何防范地震，有学生因对地震“敏感”影响课堂秩序，反倒成为同学嘲笑以及老师处罚的对象。

如果简单将当今中国人定性为“缺乏危机意识”也是不全面的，中国从古到今，都非常注重社会秩序的稳定，由此建立里一整套稳定社会秩序的机制，这也应是危机意识的一种表现。但是，稳定不等于安全，稳定有太多的主观臆断与政治色彩，安全不仅有面临危险的主观感受（安全感），而且还有置于危险境地的客观状态。在中国古代，从禹汤开始，历经周成王、秦穆公、汉武帝、唐德宗、宋徽宗、清世祖等诸多王朝，如果遭遇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宰相通常是要辞职的，皇帝也会发“罪己诏”，历数自己的“罪过”，请求老天的饶恕。如此，人们心理平静，社会安定。2001年1月，印度古吉拉特邦发生里氏7.9级地震，夺走近两万人生命，数十亿美元的财产顷刻间化为乌有，富庶的古吉拉特邦的经济一下子倒退了20年。当时当地的穆斯林普遍认为，是无节制的电视节目惹怒了真主，所以安拉就以地震来惩罚人类。于是，穆斯林居民纷纷砸毁电视机，人们的心理由此平静，社会由此安定。

但是，我们知道，上述处理问题的“有效”办法，显然不是“科学”的，只是获得了某种安全感，并没有改善安全的客观状态，因此当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其实我们长期以来片面追求表面稳定而忽视实质安全的做法，也是经不起推敲与实践检验的。唐山大地震时，地方地震监测站震前曾有预报，但是当时的中央（实际为“四人帮”把持）专注于批判“右倾翻案风”，地震局的领导也不得不讲政治。但是，秩序稳定与政治高压能抑制住大自然的巨大能量释放吗？改革开放后，改革、发展与稳定成为国家工作的中心，国家专注于经济建设，所以倍加珍惜社会稳定，稳定压倒一切。但是，我们一些地方、一些部门误解了“稳定”的内涵，为“稳定”而“稳定”，想怎么“稳定”就怎么“稳定”，粉饰太平下往往会掩盖更多更大的危险。5月9日四川省政府网站上有篇报道，标题是“阿坝州防震减灾局成功平息地震误传事件”，文章说马尔康县有村庄传言地震，防震减灾局及时平息谣言。无他，只是担心影响社会的稳定，或许还有几分担心影响奥运的祥和。

自然、科学、规律，是不讲政治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定胜天、征服自然、驾御规律，对自然、科学、规律的傲慢与无知，过去、现在都会付了出沉重代价。因此，再高尚的人群都应在大自然面前保持百倍的谦逊，社会稳定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尊重科学、尊重规律的基础之上。

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给了我们一个“试金石”，那就是三个“有利于”，即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安全、国家安全、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显然相应地内涵于三个“有利于”，提高安全感、增进安全状况应是发展的重要目标。从宏观领域看，随着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世界主题，尤其是全球化步伐日益加快，人们对“安全”概念有了新的感知与理解，原来的以军事安全为核心、包括政治和外交安全在内的传统安全似乎与普通民众渐行渐远，而其它诸如金融危机、资源环境危机、恐怖袭击、重大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的影响越来越大。就微观方面而言，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早就揭示，当人们生存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后，安全的需要会日益迫切。宏观趋势与微观理论反复印证，当今中国，在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后，居民对安全的需求迅速提高，安全与发展同是“硬道理”，安全可能还是更大的“硬道理”。

发展的“硬”道理为何越来越“软”

国家的崛起、民族的复兴与大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都需要发展，都依赖发展，所以对于中国，不仅是过去、现在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发展都将是硬道理。党的十七大强调，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在发展这一“硬道理”的指引下，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在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由于发展观被严重扭曲，导致我们在发展规律的把握上、发展理念的创新上、发展方式的转变上、发展难题的破解上，存在一系列问题，发展的“硬”道理因此也就越来越“软”。

发展规律：经济化。长期以来，我们将社会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发展是硬道理”长期以来被曲解为“增长是硬道理”，社会的全面发展在一些部门和地方被理解演绎为国民生产总值（GDP）的不断提高，经济规律被当成“万能规律”。两千多年前，亚圣孟子告诫梁惠王：“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然而多年来，我们多项工作的实际指导方针，就是一切向“钱”看，或看钱是一切，不断放大、夸大乃至迷信经济手段、市场功能，功利主义弥漫社会每个角落。因此，诸多社会事业甚至越来越多的公共权力被纷纷市场化，那些难以带来经济效益的社会事业纷纷被边缘化。新加坡联合早报5月18日引用香港大学地球科学系教授陈龙生的话说，汶川以前曾多次发生大地震，但内地相关地质部门并未加强对震灾的监测。陈龙生分析，唐山大地震后中国“曾大力加强震前预报”，并于上世纪70-80年代建立起“全面检测地下水变化”的机制。但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防震工作反而“停止”甚至“严重退步”。

经济规律：简单化。与多项无经济效益的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相反，各类与经济相关的事业则兴旺发达。“超常发展”一度成为地方政府普遍的“口头禅”，著名的“深圳速度”（一周就能盖起一层楼）被广泛学习效仿、无限延伸演绎。我们曾不断被讲述这样的故事：在西方甚至几年盖一栋小楼、一两百年盖一处教堂，讲述者由此讥讽那是“蜗牛”速度，是资本主义帝国斜阳的特征。

近年来，社会经济问题日趋复杂，在强调“快”的同时，注意“好”的效果。但是，问题已经是积重难返，浮躁、浮夸、做表面文章盛行，“形象工程”竞赛登峰造极。动辄就要搞地区最好、全国最好，如今还纷纷要搞全世界最好。在建筑行业，大都是炫耀设计的潮流、装修的现代、环境的新奇，有的甚至把建筑空间可以大拆大改当成卖点；房屋销售中罕见将楼盘的结构特点和质量标准作为广而告之的重点；写字大厦动辄高百米，外表通常都是鱼鳞般吊挂着厚重石板或钢化玻璃，平时看上去光鲜亮丽，但是一旦遇上地震或强风，瞬间可能成为杀人凶器。

发展目标：异化。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是要解决社会基本矛盾，不断解放和提高生产力，以不断满足大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短短几十年间，我们象变魔法一样，从地底间唤出巨大的经济增量，GDP世界第四，很快就是第三，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我们炫耀，这就是“财富”。我们殚心竭虑，不断通过优惠不能再优惠的政策招商引资，最后终于把“人间天堂”改造成了“世界工厂”，我们心满意足，这就是“财富”。当然，我们津津乐道的还有大中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我们认为这就是“财富”，是硕大无比而且还在不断增长的财富。然而，我们这些“财富”的寿命往往只有二、三十年，而巴黎老城区几百年的建筑比比皆是。我们的街道修了挖、挖了修，早就有“马路拉链”一说。有专家出来解释，这是经济活力的体现。然而，一场大地震过后，这些原来反复被炫耀的财富与政绩，瞬间变成了瓦砾、垃圾与过眼云烟。

发展理念：僵化。中国近代以来长期落后，而且还有落后挨打的痛苦经历，所以对西方顶礼膜拜的思想严重，凡是西方的都是先进的、文明的，都是我们应该学习和模仿的。西方为“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化模式付出了沉重代价，我们还是眼睁睁走上了这条不明智的道路。城市化也在亦步亦趋。城市在无限扩张，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城镇的人口向中小城市集聚，中小城市的人口向大城市集聚，大城市人口只好向空中集聚。

“两院”院士、建筑与城市规划学家吴良镛总结唐山大地震有三条教训：一是建筑工程安全应在首位；二是城市“生命线”（包括四通八达的交通、通讯等公共设施）十分重要；三是城市绿地是一个有效的“救生圈”，足够的绿地可以起到隔离作用。然而，中国的城市规划并没有充分吸取这三大教训，建筑质量、“生命线”与“救生圈”很少齐备，中小城市与小城镇更是等而下之。所以，一旦遇到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泥石流等，毫无疑问会造成严重后果。

专家普遍认为，不幸中的万幸是，这次8级的大地震的震中不是在成都、重庆等那些人口数百万、上千万的大城市，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但是，没有谁能保证，未来大地震不会在人口高密的大都市发生。因此，对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来讲，应该独立设计自己的城市化道路，应该分流大城市的居住人口，探索小城镇、分散化、多功能卫星城的现代居住模式，这种模式可能会更加安全，居住会更加舒适，同时抵御自然灾害和减少伤亡的能力也会更强。

发展成果；两极分化。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毋庸置疑，即便我们剔除很多虚假的财富，我们还是创造了巨大真实的财富，否则我们就不会在国际社会那么招人妒忌，应对年初冰雪灾害和现在的震灾也就不会那么胸有成竹了。但是，巨大财富总量的分配严重不均。“大中城市似欧洲，边远农村象非洲”已经是当今中国的生动写照。我们还坚定地保留社会主义称号，但是我们的收入差距在整个世界已为数不多。国际专家估算的用于衡量收入差距的吉尼系数，中国已大大超过警戒线。

对比富裕的大城市居民与欠发达的小城镇和农村居民，发展差距更加强烈。近些年来，在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许多小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但是，和富庶的大城市相比，这些从耕地中崛起的小城镇往往在建筑安全标准的执行上非常宽松，农村则毫无标准可言，因此在遭遇地震冲击后，小城镇和农村居民损失惨重。此外，在中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阡陌纵横，道路四通八达。但是，在偏远的西部尤其是那里的山区，很多地方还没有实现“三通”，地方的所谓经济中心，往往也只有一两条像样的道路。汶川地处四川崇山峻岭之中，大地震发生后，山体滑坡、涵洞塌方，道路即被堵塞，数千年前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记忆重新再现。发展的巨大差距不仅为自救与救援设置了重大障碍，同时也为灾后重建带来了巨大困难。

多难兴邦需要正确的安全观与发展观

《左传·昭公四年》：“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这大概是“多难兴邦”成语的由来。在今年2月南方发生冰雪灾害时，温家宝总理就以“多难兴邦”勉励国人，“中国从革命到建设，就是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而前进的，我们完全相信通过克服这场自然灾害，我们会把中国建设得更加美好！”这是一个成熟政治家应有的革命乐观主义。在地震发生后，共和国总理第一时间就赶赴灾区，第一线指导紧急救援，映衬着灾区的惨状，那情那景令无数国人、世人动容。

但是，我们的一些部门的第一时间是赶快撇清自己的责任。XX部发言人表示，“受灾地区房屋是依照相关标准而建的，但是此次地震及余震的强度超出了最初设计的抗震标准”。“和普通房屋相比，学校教学楼往往是大跨度大开间建筑，自然容易倒塌”。这明显是在考问国人的智商：那些希望小学的校舍为什么不倒？政府大楼的大跨度大开间会议室、礼堂为什么不塌？中国建筑工程中的猫腻早就为国人熟知与诟病，相关部门为什么第一时间对此反映如此迟钝？

汶川地震发生后，相关部门在第一时间给了充分理由解释：地震预报仍是世界难题，而且大地震预报关系社会稳定，所以结论应相当谨慎，对此大众能够理解。但是，当有人再次怀疑：三峡工程建成后，原来风调雨顺的四川与重庆为何灾难不断？三峡工程是否改变了上游的地质、地理、自然生态？同样的部门立即出来进行断然否定，前后判若两人，丝毫未见对科学严谨谦逊的态度。世人是否注意到，2007年3月，由于暖冬，仅仅是误报了樱花开放时间，日本气象厅为此向国民公开道歉。

“吃一堑，长一智”，但中国人偏偏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三十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其惨痛教训，我们吸取了多少，值得反思。我们不能简单将汶川劫难归咎于天灾，完全不可抗逆。因为同样的地震发生在日本，肯定不会有如此大的伤亡。我们不能满足于与唐山大地震的简单比较，历史在进步，而进步缓慢了就是退步。我们不能满足自我安慰与麻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没有置疑与反思，无以进步，而且还有可能不断重复惨痛的教训。1966年邢台地震和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后，经过对工程震害调查和相应的科学研究，修订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提高了建筑的抗震能力。自上世纪90年代商品房开发市场开始活跃后，国家陆续出台了《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筑抗震设计规范》等相关建筑质量和防震防灾的严格规定和要求。但是，在中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也是毋庸置疑的公开秘密。

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尽管中央政府表现出了超强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强大的动员能力。但是，由于平时没有任何危机意识与应对机制，地方部门应变能力差，反应迟缓，县市级普遍缺乏抗震救灾的机器设备、技术装备和专业知识，无法有效地组织居民抗灾自救，特别是在道路、桥梁坍塌，断水、断电、断通信的严峻情况下，大部分只能坐守待援，耽误了被埋人员的宝贵时间。

地震预报仍是世界难题，但中国能够而且可以做得更好。关于地震，中国有几千的各种观测和非常全面记录，有群策群力群防的经验，这些资料与经验凝聚的“土法”中同样包含着科学。上世纪70年代，我们通过“土洋结合”成功预报几次大地震，世界罕见。因此，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没有能力做到的，中国没有理由也一定做不到。中国的知识精英必须克服西方领先难以超越的心理障碍。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人民日报》在5月16日刊登《多难兴邦》一文指出，“大难如大考，考验着一个民族的凝聚力、领导力和执行力；如炼炉，熔炼出一个民族的脊梁和英雄本色；如学校，启示着一个民族从灾难中学到更多的东西，增长新的本领。”这是哲人智者的解释。历史经验表明，多难可以兴邦，但是多难并非必然兴邦。看看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几个世纪以来，灾难连绵不断，而至今也未能看出，有哪些国家能从中振兴。多难之所以能够兴邦，是因为蒙难之邦，能不断从灾难中汲取教训，形成并凝聚共识，使之成为振兴的经验与基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需要科学的发展观，而且还需要正确的安全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