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资源市场中尴尬的“中国因素”

江涌 原载《世界知识》

08新年伊始，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延续07年油价上扬态势，首度突破百元大关，如今已占据110美元的高位。与“百元油”同时攀上新高的还有“千元金”（每盎司）与“万元铜”（每吨）等多种矿产资源。国际著名金融机构普遍预测，由新兴市场强劲需求拉动的国际矿产资源价格将长期维持高位运行。资源高价使资源生产国与投机商坐享与吞噬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利润，检验着中国沿袭西方传统模式的工业化道路与外延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合理性。当前，中国宏观调控处在关键阶段，国际矿产资源价格普遍而大幅度上助推了国内的通货膨胀，煤电油运供求依然紧张，对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构成威胁。

“中国因素”体现中国资源安全态势

矿产资源是工业的粮食和血液，是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现阶段，中国92%以上的能源、80%以上的工业原料、70%以上的农业生产资料来源于矿产资源。由于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态势，国内资源不足问题日益突出，重要能源和原材料矿产品出现供需紧张的局面，一些重要能源和金属矿山面临资源枯竭危机。

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大举进入国际矿产资源市场。目前，中国经济正进入新的发展周期，许多原材料矿产品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还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已经是世界铁矿石第一大进口国，石油第二大进口国，氧化铝、铜矿石、铅锌等重要矿产资源的重要进口国。统计显示，近年来，在全球每年3000多亿美元的矿产品贸易净增量中，来自中国的贡献量达1500多亿美元。中国对于能源等矿产资源的大量需求，使国际相关市场中积聚起一股“中国因素”力量，由此正改变着世界的“资源地图”。但是，由于中国依旧无法左右国际资源价格，本来认为是有利于中国的“中国因素”，却成为国际炒家、跨国垄断资本敲诈中国的题材，中国总是成为世界“资源地图”改变的最终埋单者。

中国“地大物博”是几千年延续、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事实。正是仰赖“地大物博”，勤劳的中国人几千年生生不息，在农业文明时代创造出笑傲全球的长久辉煌。进入工业文明，资源贫瘠的西欧通过海外扩张，劫掠国际资源与拓展国际市场实现经济与社会繁荣。在被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糟蹋而破败不堪的基础上，新中国建立了独立的、完整的、现代的工业体系，依托的就是自己的丰富资源与日渐扩大的市场。但是，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仅仅利用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市场已经不能满足中国现代化以及与世界强国相竞争的需要。因此，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充分利用国际资源与国际市场，利用国际分工在世界范围实现资源配置。然而，有限的国际资源与国际市场，早就“明花有主”，为西方垄断资本所控制，中国参与全球化，利用国际资源与国际市场，必然要遭到西方垄断资本的刁难与敲诈。

曾几何时，当我们在国际市场、国际社会遭受挫折的时候，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埋怨祖先没有给我们更好的家业，使得我们这些后人如今总是风里来雨中去，到世界各地去争资源、抢市场。然而，正是祖先的阴功，或许还有几分老天的偏爱，中国人在不大的地球上争得偌大地盘，而且地盘上矿藏丰富，种类齐全。迄今为止，共发现矿产171种，其中探明储量的矿产158种。按探明储量计算，中国45种主要矿产中有25种居世界前三位，其中稀土、石膏、钒、钛、钨等12种居世界第一位。能源类，煤炭储量过万亿吨，世界第一，石油可采储量居世界前10位，其他如地热、油页岩等也相当丰富；世界上已经发现的金属矿产在中国基本上都有探明储量，其中钨、锡、锑、稀土、钽、钛等居世界第一；全国现有探明储量的非金属矿产有5000多处，大多储量丰富，其中菱镁矿、石墨、萤石等十多矿产居世界前列。而且有专家预计，中国尚未探明的矿产资源储量，有可能比已经探明的储量还要多、还要大。因此，中国人若再抱怨老天爷、埋怨祖先的话，那么除了硫磷而几乎别无长物的日本人恐怕非要“挖祖坟”泄愤不可，韩国也近似日本，而人家如今都跻身世界先进经济体行列，靠的是自己的不懈努力。因此，咱们的祖先还是很了不起的，对得起后人。中国矿产资源的瓶颈问题，恰恰就是出在最近这一两代人带身上。

“天灾人祸”成就“中国因素”的尴尬

矿产资源问题正日益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这当中，有“时差”——工业化姗姗来迟，如今刚处于鼎盛阶段；有“天灾”——资源禀赋并不太理想，如分布不均、大宗矿产品位较低居多；但更多是“人祸”，是工业布局安排不当、对外开放谋划不周、资源勘探不足以及利用低效浪费的结果。

一些优势资源过度开采，优势地位迅速下降。中国是钨、稀土、锑、锡的资源大国，多年来，储量、产量、出口量均居世界之首，在国际市场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由于滥采乱挖，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和储量的快速消耗。例如，号称世界第一矿体的广西南丹锡矿，已因非法采矿导致资源几乎被破坏殆尽。钨、稀土等占据世界储量、产量、出口量的大部分，具有调控世界市场的绝对实力。但是，由于过度开采，多头管理，竞相出口压价，导致市场反而受制于人。中国相关资源迅速减少，长远发展源储备已现不足，而日本等国则从中国大量廉价采购进行储备。

由于行政干预过多，长期垄断经营，对国际市场谋划、预测、把握能力滞后。长期以来，中国多种基础性原材料主要是依靠行政手段配置，一些政府部门衙门作风严重，思想自我、封闭、保守，对进出口实行配额或许可审批，环节复杂，难以适应国际市场的瞬息万变，由此容易贻误最佳购售时机，甚至造成价涨购进、价跌出口的局面。当国内出现原材料短缺时，临时扩大采购增加储备，常常会加剧原材料价格上涨，也容易出现逆向调节，无形中配合了国际炒家的“炒作”。

“世界工厂”的定位与布局存在严重问题。中国自己的资源是不足以支撑“世界工厂”的地位。自1980年起，提高能效一直是中国的国策，1980-2000年，中国的能耗增速一直是经济增速的一半。但是，自1990年代末以来，“世界工厂”的定位越来越清晰，国际低端加工制造包括高能耗项目被持续大批引进，由此导致能源需求增速一倍半于经济增速。每生产一美元的GDP，中国所耗的能源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如今，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的5%，但是每年消耗全球20%的铝和铜，大约30%的钢材、铁矿和煤炭，以及45%的水泥。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认为，中国对资源的巨大胃口给很多国家带来了好处，它已经使东亚国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全球市场上对初级产品的购买给拉美带来了实惠，因此我们看到拉美最近没有出现任何经济危机。中国就象一支巨型蜡烛，燃烧了自己（消耗着自己的资源，污染着自己环境，伤害着自己的劳工），照亮了别人（压低了世界通胀，给世界制造了利润与经济荣景）。可悲的是，中国非但没有得到世界的称赞，反而还独自承受着越来越大的舆论指责与经济摩擦。

长期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普遍存在对西方的简单模仿，套走西方道路——资源高耗的工厂、宽阔的马路、宽敞的住房、鼓励家庭购买汽车等等，理论鼓吹为所谓“后发优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经济领域早已成了一个空洞的口号。偏执的发展战略，增加对国际资源与市场的依赖，从而也就增加了与发达国家经济与外交摩擦的几率，使国家政策资源更多向资源领域倾斜，从而忽视了对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议题的关注。西方高消耗、高污染的工业化道路，高格调的城镇化、高享受的家庭现代化早就暴露出严重问题，但是中国却依旧眼睁睁地重蹈了这一覆辙，关键是太看重了眼前经济与政治利益，忽视长远的战略与全局利益。

不管是否合乎国情，只要能拉动眼前的经济增长，就大干快上，数百条汽车生产线被引进，汽车产业因此而在中国迅速崛起，昔日的奢侈品快速驶进中产以上阶层的千家万户。人们在享受“汽车革命”带来无比怡然的同时，蓦然发现，空气污染了，交通拥挤了，效率降低了，对国际石油的依赖越来越大了，因此体现在国际场合的身段越来越软了，被国际垄断资本敲诈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了。如今，中国每天约有1.4万辆新车上路，到2020年预计中国将有1.3亿辆汽车，到2050年或许提前到2040年，预计中国拥有的汽车数量甚至将超过美国。中国的土地、资源与环境能承受如此巨重吗？著名环境学者、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曾大胆假设，如果2031年中国达到了美国的生活水平，那世界现有石油产量的127％、汽车产量的138％、纸张产量的193%都将被中国一个国家消耗掉。如果中国的发展思路不改弦更张，国际社会能接受和承担中国的重压吗？

发达国家火中取栗。发达国家经历了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信息化、金融化，所以清晰沿袭西方发展道路的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工业化必然形成对资源的渴求，因此早早就“严阵以待”，通过对矿山、运输以及期货市场（如“纽约石油”、“伦敦铜”）的控制与操纵，获取垄断收益，坐享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的发展红利。据估计，目前，全球约有7000个对冲基金活跃在石油期货市场，其交易相当于总交易量的60%，进入纽约原油期货交易市场的投机资金控制的原油期货交易合约总量超过10亿桶，甚至高于美国原油商业库存和战略石油储备的总和。油价涨跌的主导因素就是恶性投机，早已超出供求的基本面。由于过度开放，国际机构在中国已无孔不入，情报搜集近乎已渗透到中国的每一个经济末梢，这使得中国买家的每一次国际性购售，几乎都暴露在国际市场面前，成为国际大型基金的“逼仓”对象，被迫“追涨杀跌”甚至“高买低卖”，由此每每付出巨额经济损失。

立足于国内、争取定价权是解决尴尬“中国因素”的重要途径

中国成为世界的加工、生产中心，主导了全球中低端的生产，但是主导不了全球贸易、金融。由于中资企业总体上处于产业中低端的加工生产环节，俨然成为跨国企业、国际垄断资本两头夹击的“三明治”：一头是中国境外采购的能源、原材料乃至中间产品的价格不断提高，成本因此不断上升；一头是“中国制造”不断遭遇压价、反倾销之苦。欧盟钢铁企业焦煤消耗量31%依赖于中国，中国为减少高耗能、高污染而限制焦煤的生产与出口，焦煤出口的减少影响了欧盟钢铁企业的发展，因此欧盟向中国表达了严重不满，要求中国取消焦炭出口限制，否则将向WTO提起诉讼或采取其它报复措施。如此，中国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进退失据。“中国因素”的尴尬反映出中国在当今国际经济体系与秩序中的尴尬，反映出中国热切拥抱全球化、努力与国际接轨的尴尬，也反映出中国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之路依旧相当漫长。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来的五十多年间，中国基本上依靠本国的矿产资源，保障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未来，中国应加大境内矿产资源的勘探与开发的力度。专家评估，包括广大西部在内的勘探空白区面积有453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陆地面积的一半左右。东部目前所有的矿山和矿山企业勘探的深度，一般都在500米以上，500米以下的第二找矿空间还没有涉及。南非、美国、加拿大等国的矿业勘探和开发的深度已经达到了2000米。国土资源部的数据显示，中国铁矿已查明资源储量607亿吨，而预测未查明资源在1000亿吨以上，其中近一半分布在东部。此外，海域三百万平方公里的勘探工作，基本上属于空白。因此，如能转变生产方式（由粗放转向内涵，由资源密集转向智力密集，稳步扩大劳动密集），调整发展战略（由“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由“世界工厂”转向“世界设计室”、“世界办公室”），稳定与扩大供给，相对降低需求，中国矿产资源需求就完全有可能立足于国内，从而有效摆脱在矿产资源、大宗原材料市场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

谁也不会否认，“中国因素”对国际市场存在相当大的影响。但是，影响并不等于影响力。中国现在虽然对全球矿产资源市场的影响很大，但影响力薄弱。因此，中国必须整合国内生产与贸易企业，实施联合采购或干脆建立价格联盟，充分利用全球采购优势，形成影响力，集中体现于增强谈判能力，实现左右和主导相关国际市场价格。必须充分利用中国作为众多原材料的集散地以及良好的现货市场这一条件，强化金融力量，大力发展大宗原材料的期货市场，进而使中国期货市场成为国际众多大宗原材料的定价地，并力争成为全球大宗原材料的交易中心和定价中心，掌握大宗原材料市场竞争的主场权和话语权。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已经三十年了，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是也付出了沉重代价。现在，该是总结经验与教训的时候了，该是脱离羊肠小道走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时候了，该是把“中国因素”的消极影响变成积极影响力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