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牢牢掌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

2007年12月25日 世界知识

江涌

2007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的文章，即《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以学习与贯彻十七大精神。文章在第三部分的结尾强调，“对外开放越扩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经贸利益的问题就越突出。必须始终牢牢掌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善于在国内国际形势的相互联系中把握发展方向，在国内国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用好发展机遇，在国内国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要适应开放型经济的要求，建立统筹内外经济的调控和应对机制，更好地处理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把握关键领域和敏感行业对外资开放的程度，防范国际经济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曾副总理的文章清楚表明：中国经济安全态势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越发严峻，其中对外开放的主动权逐渐旁落，已是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重中之重。

中国发展的指导方针遭遇挑战

国家经济安全不仅集中体现在一国国民的文化素质和安全意识、企业与行业的竞争力，而且更重要的反映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与治理能力。在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由于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机制不健全，国民素质和意识、企业与行业的竞争力尚处于成长期，政府的宏观调控与治理能力尤为重要。而政府进行有效调控与治理的前提是独立自主决策，自主决策同时也国家独立、民族自决的必然要求。因此，自主决策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
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代领导人根据中国的历史与国情，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索“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国家富强的道路。1959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关系中若干问题的指示》提出，我们不仅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经济体系，而且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防工业体系。正是因为我们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经济体系，这不仅使中国堂堂正正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7年1月7日，英国《观察家报》刊登文章，介绍了著名学者威尔•赫顿的新著——《不祥之兆：21世纪的中国和西方》。一般学者认为，中国过去30年非凡的经济成就是自由市场的胜利；而赫顿新著阐明，中国的成功是建立在毛泽东奠定的基础之上。
近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取得非凡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也使当今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风险，十七大报告对挑战与风险给了全面陈述。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展与深化，各类利益集团逐渐生成，利益集团通过各类代言人与代理人对相关政府与人大部门的渗透，对政府的决策乃至国家的立法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是根据本国的国情，有步骤、有秩序推进开放，在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而且改革开放成效的衡量标准明确，那就是“三个有利于”。如今，我们的开放早已偏离了“独立自主”的方针，开放政策与进程不是出于增进自身利益的动力，而是解决一个又一个摩擦的境外压力，或是在利益集团影响与诱导下被动开放。正因如此，新开放政策带来的实践效果越来越背离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竞争力的初衷，开放收益越来越远离人民大众，开放成本越来越集中到弱势群体身上。这表明我们正在丧失对外开放的主动权。

对外开放主动权受到侵蚀

随着利益多元化，中国境内的利益集团也形形色色。但是，由于天然基础不同，成长条件制约，利益集团在中国的发展存在严重不均衡。强的超强，弱的过弱。当今，最为突出的有三大利益集团，一是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境外利益集团，包括在华的各类代言与代理人；二是以国有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国有垄断集团；三是在房地产、信息业等领域迅速成长的民营利益集团。在本人看来，国有垄断集团与民营利益集团的博弈是兄弟之争，利益分配依旧在家中进行。但是，境外利益集团则不然，他们给我们创造了好看的GDP，却拿走了关键的利润，留下的是资源与环境灾难。很清楚，他们是有利争抢而有难决不会同当的过客。在西方国家，对利益集团尤其是境外利益集团的境内活动都有明确的法律限定。但是，在中国，相关制约与监管长期失缺，导致境外利益集团已经与中国一些政府部门、团体与个人的利益紧密交融，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影响中国政府的重大决策。概括起来主要通过以下途径：
一是掌握话语权。跨国资本利用在华获得的丰厚利润，自己培育拥有分析师，或高薪聘请优秀华人学者，通过境内外媒体刻意包装、打造，提供各类活动舞台，提高其知名度、美誉度，成为行业精英，拥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或聘请一些部门领导与高级职员做咨询师，或将相关课题并配以丰厚的课题经费，给予各大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等途径，影响我行业乃至宏观经济决策。后者则投桃报李，为跨国资本积极代言。如“以境内经济代替民族经济”（即凡是在中国境内的都是中国经济），“以外资企业接管民族企业可以实现经济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等早已被拉美国家证明为十分荒唐的观点在中国却大行其道。近年来，以市场化、国际化为导向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股权分置、引进战略投资者，一方面使中国的巨额财富加速外流，另一方面使得国企逐步沦为外企并购的对象。
二是直接游说。跨国资本不仅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且还恰当利用各方人脉，进行强力公关。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总管熟谙中国政治运行之道，想方设法接近与拜会我政府与国家领导人，进行政策游说，中国很多政策与规定因此而被突破；即便不能成功游说，但与高层近距离接触，最次也可作炫耀的资本，为商业活动铺路。为击败竞争对手法国兴业银行对广东发展银行的并购，花旗银行请出与中国关系良好的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给中国外交部写信，“以个人名义力谏中国政府支持美国公司对广东发展银行的收购努力”，并称“这将有利于中国及中美关系的全面发展”。花旗因此不仅名义持有广发20%的股份，实际已经控股，而且还赢得广发的经营管理权。
三是进行诱导。近年来，随着国内党政干部出国（境）学习培训的热潮兴起，跨国资本纷纷展开活动，竞相出资出力，使相关党政干部进入本国学习培训，以图在中国的政治明星中培育起亲善本国的政治力量。为强化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直销市场地位，美国安利公司对中国相关政府部门以及高级官员进行集体公关，为清华大学的“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每期赞助数百万计美元，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进修。福特基金会每年在华开展上数十个资助项目，很多项目是面向学者与官员的，由此不仅能得到相关信息，而且借机施加政治影响，推广美国的民主价值观与治国理念。美国正是通过香港新世界组织大陆高官赴美培训而积极开展政策引导、思想渗透工作，“港股直通车”就是通过这个途径兜售给中国的。
四是直接施压。全球化并没有模糊国家的经济边界，跨国资本利益与母国的国家利益有着越来越多的交集，跨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力清晰地代表着母国的经济扩张力与控制力。当东道国难以满足跨国资本利益时，跨国资本便会通过母国政府向东道国施加压力。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中国资本市场巨大发展空间潜藏着丰厚的获利机会。本来，中国已经按照“入世”承诺的开放要求向跨国金融资本开放金融市场，而且一些开放已经超出了承诺范围。但是，跨国金融资本求利心切，近年来，不断通过母国向中国施加越来越大的市场开放压力。由此，一些西方国家借机生事，制造一系列摩擦。一年一度的中美经济“战略对话”，早就被明眼人笑谈为“战术训话”，宣扬什么对话重点着眼于两国长期性、战略性、宏观性的经济问题，那只是中方的一相情愿。来日无多的布什政府以及保尔森财长，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为美国的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在中国争取最大的金融利益，一切经贸摩擦只是“敲门砖”而已。
以跨国企业为代表的境外利益集团不仅越来越深地影响中国政府的重大决策，而且还积极介入中国法制化进程，越来越多地影响中国立法、执法，使其在华利益（包括不当利益）法定化。
2005年7月，在中国邮政法重新修订之际，已在中国国际快递市场居于垄断地位（份额达80％）的四大国际快递公司德国敦豪（DHL）、美国联合包裹（UPS）、美国联邦快递（FEDEX）、荷兰天地快运（TNT）通过代言机构亚太国际速递商协会（CAPEC）发表声明，希望中国邮政改革能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政事分开，在快递领域引入公平竞争机制。
2006年3月，全国人大法工委会向全社会征求《劳动合同法（草案）》的修改意见，一些外企驻华代表机构（如中国欧盟商会、美国商会等）迅速行动，积极游说。一些外企甚至以“撤资”相威胁以抵御《劳动合同法》出台。
2006年8月，中国银监会修订《外资银行管理条例》，跨国垄断资本通过美国“金融服务论坛”呼吁美国政府抵制新《条例》，敦促美国财政部长、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出面干涉。
跨国资本甚至还直接参与我法律起草。商务部在争取到直销法的部门立法权后，迅即就直销立法与安利等外资直销企业反复沟通，甚至还请安利、雅芳等外商草拟直销法。2005年《直销管理条例》颁布，直销市场正式开放后，近千家直销企业只有13家获得获直销牌照，其中外资企业就独占了10家。业内专家认为，《直销管理条例》完全是为外资量身打造的。

主动权受侵蚀的严重后果

正是因为中国的自主决策受到了严重侵蚀，所以中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尤其是外贸与金融领域的纷乱状况）日益令人堪忧。对外开放主动权的旁落，战术与战略的误导，已经给中国社会经济造成了一系列恶果。
迷信外贸拉动“GDP增长”，迷信外汇储备的“战略价值”，不惜资源、环境与劳动者的生命健康等代价进行出口与创汇，实际换回的是国外印刷的纸张，如今货币电子化，换回的只是些电子符号。一方面，外汇储备倚重美元，美元大幅贬值，导致外汇储备实际价值大量缩水；另一方面，导致中国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与主要贸易伙伴的摩擦日益激烈，外经、外贸乃至外交受制于人。
中国储蓄率居世界前列，中资银行存差数万亿，但迷信外资为所谓“高功能货币”，即可以带来先进的技术与管理、增加本土市场的竞争活力，从而长期给予各种优惠吸引外资。由此，导致外资对内资日益严重的替代与排挤，流动性严重过剩，国民经济严重扭曲，金融泡沫日趋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
迷信“以市场换技术”的偏方，迷信“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理念，满足引进“适用”技术，放弃自主研发，最终导致“赔了夫人又折兵”，关键技术、高新技术没换来，但市场丢了，原有技术与研究团队没了，“运十”飞机、汽车行业等悲剧一再发生，自主创新之路异常艰难曲折。
自轻自暴自弃，迷信“外来和尚念好经”，迷信人家所标榜的独立、公正与科学，会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证监会颁布一纸文书，要求上市公司融资时，财务报告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由此迅速占领并控制了我国审计高端市场。同样是在提高我们管理经验的口号下，商务部不仅认同家乐福、沃尔马等外资零售企业主导了中国大城市的商业零售，而且还坐视这些外资企业向中小城市进军。
政府的声誉、公信力因此不断受损。为抑制房地产市场泡沫膨胀，自2004年开始，中央政府实施以紧缩银根与地根为主的宏观调控。但是，外资机构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独特与优越法人的地位，向本土房地产公司提供包括融资在内的各类金融服务。高盛、花旗、华平投资、凯德置地等国际顶级公司，直接或间接进入内地的房地产市场，中国房地产价格由此居高不下且不断上涨，宏观调控政策因此落空，严重损伤中国政府的威信。深入透视此轮宏观调控之所以成效不彰（说白了就是失败了），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调控作用的对象可以获取与依赖境外资源，因此可以无视乃至蔑视中央政策，另一方面调控政策在利益集团的影响下，已经无多大科学性可言。如今，在中国的金融市场，摩根士丹利与高盛等外资金融机构的报告比我们相关监管机构的报告更有影响力，金融大鳄罗杰斯的讲话比我们政府总理的讲话更能调动投资者的情绪。
中国正在陷入增长快速、发展迟缓、矛盾凸显的困境。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创造了骄人的经济增长的成绩，国家综合力量有了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改善。但是，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没有带来财富的同比例增长，没有带来就业的同比例增长，没有带来人们的幸福指数的同比例增长，没有带来民族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同比例增长，没有带来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与治理能力的同比例增长。后者不仅没有同比例增长，反而态势在不断恶化。在靓丽的经济数字背后，是外资对中国市场的占有与控制的比例不断提高、金融风险急速上升、资源环境迅速恶化、普通劳动者的生命健康牺牲严重以及两极分化日趋扩大，不和谐因素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中国势必会落入境外利益集团及其代言人、代理人在拉美造成的“增长而不发展”的困境。因此，“必须始终牢牢掌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这是防范国际经济风险的必然选择，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