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的危机由谁“制造”？

江 涌
《世界知识》2007年17期

近一段时间以来，境外一些媒体和人士对中国制造的玩具、牙膏、轮胎、宠物口粮、食品等“问题产品”口诛笔伐。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更发表报告称，中国是违反美国食品安全标准最严重的国家。美国发难得到众多国家甚至包括菲律宾、印尼等中国周边的响应，紧接着针对中国“问题产品”实施的禁控也在国际社会接二连三掀起。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一时间似乎成为“危险不可靠”的同义词，“中国制造”正面临着不小的信任危机。
“中国制造”的危机是自由经济的危机
从世界经济史来看，产品质量以及由此带来的安全问题，首先是经济发展阶段性问题，某种意义上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的阶段性产物。由于监管总是偏向滞后，利益的驱动会推动生产者造假，造假的历史与贸易史一样悠久，发达国家其实都有轻重不同的造假历史。一个世纪前，美国消费者就无法放心使用本国产品。从糖果、肉类到药品，很少能令他们放心购买使用。报纸每天都在揭露造假丑闻，连知名百货商场也在销售含银量低于广告宣传的餐具，而所谓的胡桃木家具其实是胶树材制成的。顾客必须小心，否则就会上当乃至中毒。到20世纪初，正是消费者无法忍受的怒火，促使美国政府和企业积极增强与完善产品质量管理。我们的近邻日本与韩国如今在指责与笑话“中国制造”，而它们在二战后的经济起飞阶段先后都面临过“日本制造”与“韩国制造”危机。
其次，产品质量与安全问题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前些年，国际上也发生过多起影响巨大的质量安全事件。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发表声明说，他们每个月要收到200份来自193个成员国的食品安全报告。根据FDA提供的资料，尽管每年中国输美食品数额巨大，但被FDA拒收的中国食品，其比例远远低于从丹麦和多米尼加的输美食品数量。2006年，多米尼加输美食品中有817批次在边境被拒收，主要原因是杀虫剂含量超标；丹麦输美糖果有520批次因质量不合格被拒于美国大门之外；因质量问题被美方拒收的中国食品不过391批次。在向美国出口污染产品的国家当中，2006年印度和墨西哥被美国拒绝接受入境的食品超过中国。
但是，国际社会（主要是美国）惟独盯住“中国制造”不放，不排除有浓厚的“中国威胁论”情结，以及借机“修理中国”的图谋。情绪发泄远远超过理性表达，正在竞选的美国政客利用此事猛烈攻击中国：他们先夺走了我们的工作，然后又杀死我们的猫并毒害我们的孩子。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一、新墨西哥州州长理查森叫嚣：“现在是羞辱中国的时候了！”。政客的举动明显小题大做，以牙膏产品为例，2006年中国出口额为8000万美元，不到中国9700亿美元出口总额的万分之一，被查出含二甘醇的牙膏为330万美元，占三十万分之一。日本厚生省公布2006年日本进口食品合格率，其中自中国进口的食品合格率为99.42％，与欧美不相上下，美国是98.69％，欧盟是99.38％。纽约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就此分析，即使对当年欧洲的疯牛病、墨西哥的伪劣产品，美国媒体也不曾如此大肆渲染，此次针对“中国制造”的负面报道实质上是又一波“中国威胁论”。
从市场保护主义来看，“中国制造”的危机实质是自由市场的危机。中国出口产品一半以上是加工贸易出口，是按照外国订货商的要求和标准生产的。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58%。“中国制造”实际上是“世界制造”，这是中国按照经典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所阐述的“比较优势”实现资源配置的结果，是世界制造业发展和国际分工的必然结果。中国以发展中国家以及先前发达经济体所未有的开放度，去拥抱世界，积极参与全球化，本是新时期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标杆，却因此遭遇日益强盛的市场保护主义之殃，而设置这一壁垒的，正是昔日高举自由经济大旗的美欧国家。因此，“中国制造”的危机如若属实，那将是自由市场的危机，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
“中国制造”危机更多是由中国制造
对“中国制造”危机的透视分析，不能排除美国于大选年所表现出的一贯的“政治风暴”，不能排除欧美近年来一贯的市场保护主义的抬头，甚至不能排除西方世界近代以来的一贯“排华”与“黄祸”的“种族情结”。但是，笔者认为，“中国制造”如果出现危机，那主要也是由中国自己制造，是一小撮惟利是图的企业制造，是相关失职的监管当局以及反应失当的政府部门制造，是一些长期追求经济增长政绩、包庇境内企业投机取巧的地方政府制造。因此，我们在做好对外工作的同时，应深刻反躬自省。
当今中国不仅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全完善时期，同时也是类似原始资本主义积累时期，从沿海到内地弥漫着“美国拓荒时期式的资本主义风气”，甚至不乏“英国圈地运动时期养吃人式的风气”。社会急速转型导致道德的急剧滑落，而法制建设（重在执法）严重滞后。如此，利益熏心的业主制假售价、投机取巧的行为屡见不鲜，屡禁不止。其实，对于境内企业的制假售价、投机取巧，一些地方政府早就了然于胸，但是为了小团体利益、局部利益、地方利益，往往采取包庇、纵容政策。最终导致少数害群之马殃及整个“中国制造”的声誉与形象。倾巢之下，岂有完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整个国家利益受损，哪有地方利益可图。近现代中国被欺侮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长期以来，境内一些媒体很少去激浊扬清，透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真实画面；也很少去访贫问苦，关注弱势群体的生活艰辛。而是拾人涕唾，竞步西方媒体后尘，即为抢占市场、增加发行额而去跟风、去炒作、去媚俗，竞相热衷对富人、贵人、名人鸡毛蒜皮的“成功”报道。由此激化社会“一夜暴富”的心魔。致富有捷径，投机胜勤劳。如此，迅速致富的冲动和约束机制的缺失，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置道德与法律于不顾，去铤而走险，制假售价、投机取巧因此而层出不穷。
近来，出口食品产品质量问题与国内食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同时出现，对外摩擦加剧，国内百姓尤其是低收入家庭怨声载道。产品质量与食品价格问题表面上两者无多大关联，而实际反映的是，相关监管与主管部门长期以来存在的重量轻质、重表面宣传轻实质管理、重出口业绩轻国内民生等行为偏差。就在此轮“中国制造”的国际危机出现之前，2006年9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和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发布报告，称“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连续７年稳步提高，有效地支撑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对外贸易。对行将到来的“中国制造”危机与国内食品价格大幅度上涨没有丝毫觉察，更谈不上未雨绸缪。
“中国制造”危机的启示
细节决定成败。质量是产品的生命，其实也是企业的生命。此轮涉及“中国制造”质量问题的不只是一般制假售假企业，而且还涉及到国内一些知名企业，中资明星企业。后者一般早就通过了ISO9000认证，但依然卷入“问题产品”。因此，企业对产品质量管理须臾不能疏忽，应警钟长鸣，常抓不懈。其次，各类企业应当建立危机应急机制。问题产品出现后，相关企业万不可隐瞒推委，理当快刀斩乱麻。在美国，多数企业一旦发现问题产品，往往立即主动召回，甚至扩大下架范围，这样做尽管会蒙受损失，但从长远看，有利于提高声誉，得到消费者的理解与信任。相反，当英国“疯牛病”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时，相关政府部门与企业对“疯牛病”遮遮掩掩，导致英国失去70%以上的欧盟牛肉市场，“英国食品”从最安全跌落到“不可信”，其农业也自此一蹶不振。
媒体的“看家狗”精神值得弘扬。境外媒体对“中国制造”的报道不排除以偏概全，甚至无中生有、捕风捉影、恶意炒作。但是，从东道国的立场来看，还是有其合理之处，甚至是无可厚非。因为这些媒体“排山倒海”式的报道形成一股对政府部门进行监督与制约的压力。在现代公民社会，民间媒体服务大众、充当公众的看家狗（watch dog）宗旨与精神值得弘扬。近年来，越来越多国内媒体也正是本着对民众负责的宗旨，顶着各式各样的压力，挖掘报道安徽“假奶粉”、山西“黑砖窑洞”等诸多事件，不仅体现了媒体的特殊功用与社会价值，而且捍卫了民众的利益，维护了执政党与政府的形象。
政府部门提高执政能力已是当务之急。“以不变应万变”长期以来一直是我们一些政府部门工作的“指导方针”。市场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已使我们的一些政府部门的衙门作风与僵化思维远远落后于时代。在境外媒体刚刚报道中国“问题产品”时，我们的一些政府部门同样一以贯之的是“坚决否认”，配之以“别用有心”进行搪塞。这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直接导致事态的恶化。而后在众多事实面前与强大国际压力下，竟然来个“双重标准”：出口到国际的产品遵循国际（或东道国）标准，而于国内销售的则依然如旧，这分明又是给予外国消费者的“超国民待遇”。一个良好的法制国家、一个健全的工业化社会，应该有完整、统一的质量控制标准和机制，而且这些标准和机制由监管者科学制定，同时被生产者们严格遵守。“双重标准”给予外国消费者的“超国民待遇”正引发广泛质疑：我们相关政府部门的“权为谁所用，情为谁所系，利为谁所谋”？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刻不容缓。在国际，内需始终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的“主动力”。在中国，由于指导思想的偏差，经济增长对外贸的依赖越来越大。1978-2005年间对外贸易年均增长高达17%，为世界同期贸易增长率8%的2倍多；“入世”后，外贸增长几近疯狂，年均增长近30%，外汇储备年均增长近40%。这种对国际市场的过度开发与过度依赖，必然加剧与相关贸易伙伴的摩擦，加剧国内资源环境的紧张，无助于“和谐世界”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而且，中国的出口是以量而不是以质取胜，参与国际竞争的唯一法宝仍然是低廉价格。低价的保证是对成本的压缩，然而在没有成熟有效的约束机制下，这种压缩成本的冲动就会演变成“劣质”的源头。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国内产业结构，促进制造业由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向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转变已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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