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国有企业：经济危难时的可靠依托 

来源：世界知识 
 

    消除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是发达国家垄断资本处心积虑的目标。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上所作的报告中有很多新颖的表述。其中在第五部分“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第六点“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中指出：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重新认识国有企业的地位与作用。

　　国际经验与教训显示：国有企业是抗衡跨国垄断资本进行垄断与扩张的主力军

    国际竞争自古就有，只是于全球化下日趋激烈而复杂。就竞争主体而论，不仅有国家之间的竞争，还有企业之间以及国民之间的竞争。

    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国家之间的竞争先于企业及国民之间的竞争。自国家诞生后，国家之间的政治与军事竞争就始终存在。竞争的常见方式是对抗，极端形态就是战争。经济全球化下，国家之间的政治与军事等方面的竞争退居次要地位，而经济竞争越来越激烈。这不仅存在于不同国籍企业之间的竞争，而且直接体现在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战略的竞争、重要战略资源的拥有权与定价权的竞争、国际话语权的竞争以及国际经济规则的竞争。当今，发达国家在重要战略资源的定价权、国际话语权以及国际经济规则上仍占据统治地位，但随着“金砖四国”等一批新兴市场的崛起，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全球经济严重失衡、国际金融市场日趋动荡、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加剧等，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两大经济板块”激烈碰撞的体现。随着新兴市场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国家间的竞争将越来越激烈，国际经济秩序最终也会因之而调整。

    在企业竞争层面，发达国家的企业占据绝对优势。诸多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不仅经济实力富可敌国（如微软公司销售额与利润额超过世界多数国家的经济规模与财政收入），而且在技术、管理、营销等诸多方面普遍超出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的民族企业。市场开放与自由竞争的国际规则是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有利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实力严重悬殊下的自由竞争，必然使后进国家的弱小民族企业沦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猎食与并购的对象。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能够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抗衡的，近乎惟有国有企业。环视全球，市场不断开放下的各国民营企业多半成为跨国公司的附庸，长期为基本生存而不断挣扎。当然，在一些后进国家与地区的某些行业，也有成长为可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竞争的民营企业，但那是特例，而且通常是在市场保护下成长壮大的。

    因此，消除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是发达国家垄断资本处心积虑的目标。新自由主义就是因应这一需要而诞生的。发达国家垄断资本通过各种途径向发展中国家大肆兜售新自由主义，其基本要义就是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以扫清资本扩张的障碍。在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阿根廷、俄罗斯等国大张旗鼓地出售国有企业。阿根廷基本卖光了战略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包括银行业、自然资源和公用事业，并实现了所有国有资产进入市场的“全流通”。但是，这些被变卖的国有企业经过短暂民营后，很快被跨国企业尤其是美国金融寡头所收购，阿根廷由此丧失了战略性行业和经济命脉的控制权。社会经济发展基本由外资主导，国家政治社会生活深受外国利益集团的影响。当金融危机爆发时，阿根廷因为没有国有企业的抵押或担保，美国及ＩＭＦ拒绝给予资金援助。与之相反，墨西哥能在危机爆发后获得及时援助，则是以该国的国有石油与铁路企业的股权与收入作担保为前提的。普京总统掌权下的俄罗斯，对叶利钦时期的自由经济政策来了个１８０度大转弯，全力收复石油等战略资源行业，重组国有企业，保证国家对经济命脉的控制，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生活与国际地位因此有了明显改观。拉美及原苏东地区的经验与教训说明，国有企业是抗衡跨国垄断资本进行垄断与扩张的主力军，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微观基础，是国家经济危难时的最可靠依托。

　　国内开放实践表明：中国国有企业的地位与作用已经受到严重侵蚀

    综观全球化下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同时具有增进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维护国家安全的三大职能。按照这三大职能，重新认识中国国有企业的地位与作用。

    作为一个企业，盈利是国有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前提。生产财富、创造就业、依法纳税是国有企业与其他各类企业的共同特征。近年来，国有企业不断加大改革、管理与创新力度，经济效益有了明显提高。统计数字显示：２００６年，全国国有企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１６．２万亿元，比２００３年增长５０．９％，年均增长１４．７％；实现利润１．２万亿元，比２００３年增长１４７．３％，年均增长３５．２％；上缴税金１．４万亿元，比２００３年增长７２％，年均增长１９．８％。这些数字让那些一向不满国有企业效益的人置疑，但是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的统计数字同样也令人怀疑，尤其是在向国家上缴税收方面与其所炫耀的增长成就（集中在对国家ＧＤＰ的贡献）远不成比例。如果民营企业避税可以变相实现藏富于民的话，外资企业则不然。外资企业创造了ＧＤＰ，但要拿走财富，并留下了支离破碎的民族工业与经济体系、严重的资源破坏与环境污染以及日趋严峻的金融风险。

    国有企业承担着诸多社会职能。发达国家的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承担的社会职责，同样与这些大型企业的经济能力相适应。这些大型企业一般都在国内、地区乃至国际同行业中居于垄断（市场或技术垄断）地位，获得丰厚的垄断利润，因此有能力、有条件承担一些社会职责。中国的国有企业自诞生以来，不论规模大小、盈利多少、层次高低，都“一篮子”承担了各项社会职能。它们不仅要全盘照应本企业职工的就业、培训、住房、医保、养老等一切问题，而且还有职工子女、老人乃至周边社区的负担，并且要尽其所能地体现职工当家作主的权利。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不仅要背负如此重任与轻装上阵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竞争，而且还承担着社会经济转型的重任。拿满载的大卡车与单人摩托车比油耗，谁的油耗高就推定谁缺乏效率，岂不荒唐。今天，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有如此成绩，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获得如此迅速成长，不能切割其与国有企业重任的关联。且不论众多民营企业脱离不了转移国有资产的“原罪”，就是诸多外资企业的发展也直接是“国退洋进”的结果。

    民营企业在经济效益增进上职能显著，在社会效益增进上有待进步，但是在维护国家安全（现阶段主要是经济安全）上，则不能也无法对它寄托期望。且不说拉美、东南亚和原苏东地区等有着层出不穷的教训，即便在中国，这样的例子也越来越多。就拿物流行业来说，中国民营企业通过各种途径争取到了发展空间，赢得了很好的发展势头，但在中国全面入世、国际四大物流巨头（即德国敦豪＜ＤＨＬ＞、荷兰天地快运＜ＴＮＴ＞、美国联合包裹＜ＵＰＳ＞与联邦快递＜ＦＥＤＥＸ＞）大兵压境后，过去一向信誓旦旦与外资物流巨头一决高下的中国民营物流企业却纷纷缴械投降，竞相向外资物流企业投怀送抱。原因很简单，就是外资物流巨头报出了远远高于这些中资物流企业自己评估的收购价格。大利当头，它们的脊梁骨一下子便软了。当然，企业家逐利，这无可厚非；要求他们考虑国家利益，反而有些过分。君不见，为获得外资待遇，通过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国际避税港“回流”中国大陆的大量“外资”多半是民营资本。大凡比较成功的民营资本，不在境外开设资金账户的恐怕是凤毛麟角，而拥有多国护照、他国国籍的也不在少数。倘若中国这只大船遭遇风浪，危在旦夕，准备与普通大众同舟共济的会有几人？所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国有企业的肩上。

    国有企业通过部分资源（包括政策与自然资源）与市场垄断，积累起一定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在一国、地区乃至国际市场上有效应对跨国垄断资本的扩张，形成了有力的经济制衡，从而维护了东道国的市场稳定与经济安全。此外，由于发展中国家市场体系不成熟，市场机制不健全，国有企业由此理所当然地成为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这是世界各国国有企业一项重要的共同职能。近年来，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难以落实、宏观调控成效不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外资力量的强大与国有经济的削弱。当今世界，技术创新越来越成为增强企业乃至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实践经验表明，技术创新是国有企业最具优势的领域。可以推断，国有企业对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必将发挥巨大作用。

　　未来，为确保“三分天下”态势而进行顽强抗争的，只能是国有企业

    当今，发达国家的经济保护主义势头越来越盛，一些国家针对“中国制造”、“中国企业”的情绪近乎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山雨欲来风满楼”，这只是国际保护主义对付中国快速崛起的开始。未来，中国将面临越来越激烈的经济摩擦，越来越强的开放压力，以及越来越大的经济尤其是金融风险。建国后，在“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纲领下，中国建立起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经济体系”。由此，我们才得以渡过一个又一个经济难关，并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开放后，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在“产权明晰”与“减员增效”的口号下，出售国有资产甚至包括战略性国有企业（实行民营化与私有化）在中国国内非常有市场，这恰好便于跨国垄断资本实施行业收购与经济控制，最终实现一些新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接管”中国经济的目标。国有企业一再退让，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户数占全国工业企业的比例已不到１０％，而且还在不断下降。前面已提及，国际经验与教训显示，国有企业是抗衡跨国垄断资本进行垄断与扩张的主力军，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微观基础，是经济危难时的最可靠依托。至于国有经济的治理则是另外一个话题，而其治理好坏与产权形式并不必然相关。当然，垄断性国有企业的治理直接影响社会大众的观感，甚至直接影响国有企业存在与兴盛的社会基础，因此轻视不得。

    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说明了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国有企业退守的领域已经越来越小，即便如此，新自由主义者对国有企业依旧不依不饶。而且随着国有企业数量的减少，国有资产的流失触目惊心。量变会引起质变，民企、外企与国企“三分天下”的态势已经显现，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正名存实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经济基础已经受到严重侵蚀。而且在现有改革开放的逻辑思维下，未来，为确保“三分天下”态势而进行顽强抗争的，只能是国企。因此，十七大报告强调“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也是适逢其时。(江 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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