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走出去”的中资遭遇系列风险
“走出去”的中资遭遇系列风险
江涌
9月29日,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投公司”)正式挂牌成立,注册资本金为2000亿美元。路透社的报道显示,欧洲、北美和亚洲一些国家的政府官员纷纷发表谈话,表示将抵制类似中国投资公司这样的国家资金在有损于其国家经济安全的领域进行投资或并购企业。主权财富基金的成立是中国政府努力减少流动性过剩的最新尝试,也是中资企业“走出去”更深入、更广泛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最新尝试。然而,西方社会风声鹤唳、怒目相向的态势显示,中国的经济安全势必又增添新的内容。
最大的是政治风险
主权财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早已有之,只是于今为盛。科威特1960年就成立了投资管理局,利用石油收入开展投资,积累的资产超过1000亿美元。1976年成立的阿布扎比投资管理局,海外资产价值估计在3000亿至3500亿美元之间,其拥有的资金多达5000亿美元。1981年成立的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拥有超过2000亿美元的海外股份、债券和不动产。近年来,随着石油美元的迅速积聚与外汇储备的急速增加,越来越多的石油输出国与新兴经济体开始筹组主权财富基金,俄罗斯与中国即是加入这一行列的“新贵”。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载文《外国政府买空西方》渲染:“为了提高收益,这些基金的投资正从美国国库券等低收益资产转向股权甚至直接收购。它们的目标是美国和西欧的公司,尤其侧重技术、交通、石油、农矿产品和金融服务等战略领域。”由此引起西方国家的紧张,主权财富基金势必会遭遇越来越大的政治风险。
对主权财富基金最为敏感的是欧洲大陆,因为欧洲大陆本来就一直受到美英金融资本尤其是私募股权基金的挤压。2006年俄罗斯通过一家国有银行购买了欧洲航空防务和航天公司(空中客车的控股公司)5%的股份,这给德国敲响了警钟。拥有300亿美元的俄罗斯投资基金开始活跃于欧洲资本市场,如今拥有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的中国又加入了主权财富基金的阵营,欧洲大陆担心未来会受到美英私募股权基金与东方主权财富基金的双面夹击。2007年5月底,尚处于筹备中的中投公司投资30亿美元购买了美国从事私人融资业务的黑石集团10%无投票权的股份,德国总理默克尔此后就指出:主权基金使欧洲现在面临着完全陌生的新环境,人们不能仅仅按照完全正常的私募资本基金做出反应,欧洲应采取一种“共同方式”,考虑建立类似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机构,审查外国国家控股投资者对欧洲公司的收购活动。作为欧洲旗手的德国政府在欧洲率先做出反应,政府官员希望在2007年年底之前通过一项行动计划。法国支持德国的倡议,出台限制措施,或至少对几年来涌现的各种国家控股的投资者采取的行动进行谨慎审查。
在主权财富基金出现之前,国际金融市场在市场主体、运行机制以及资金来源与流向上,都由西方尤其是美国占据主导地位。在金融自由化的旗号下,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成为常态。金融动荡是金融资本的需要,没有动荡就没有投机,也就没有收益,因此国际金融动荡符合美国的利益。这正是美国反对国际社会联合对短期资本尤其是对冲基金进行监管的重要原因。非不能也,是不愿也。如今,主权财富基金异军突起,直接威胁到西方尤其是美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一强独大的局面。五年前,各国政府的外汇储备总额为1.9万亿美元,大致仅够这些政府规避金融危机之用。因此,西方世界对这些资金不屑一顾。而今,各国政府的外汇储备已高达5.4万亿美元,主权财富基金总规模约为2.5万亿美元,而作为私人股权基金中最重要的对冲基金,其总规模则在2万亿美元左右。摩根斯坦利估计,到2015年左右,全球的主权财富基金可能高达12万亿美元。主权财富基金显然将成为私人股权基金的有力竞争者,挑战、削弱美国的国际金融主导地位。美国财政部的一位高级官员酸溜溜地警告说,主权财富基金的增多可能会给国际金融体系带来新的风险。中投公司对黑石集团进行投资后,立刻引起美国一些国会议员的不满,他们担心中国持有美国金融服务公司的股份会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
中投公司引发国际社会热议与戒备并非特例。2004年,联想集团以12.5亿美元收购IBM的个人电脑业务,收购过程一波三折,最后是在修改并购条款的条件下才得以实现;2005年8月,中海油正式表示放弃对优尼科的并购努力,而中海油的报价是185亿美元,超出竞争对手雪佛龙公司的报价约10亿美元,而就在此前的十几天,海尔也宣布放弃以128亿美元收购美泰克;2005年,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与英国电信设备制造商马可尼公司展开了兼并谈判,但其后在政治力量的干预下音讯全无;2006年,中国移动以53亿美元左右的报价竞购米雷康姆国际移动通信公司,却中途放弃;2006年初,联想集团与美国国务院签署了电脑销售合同,交易额高达1300万美元,但后来美国美中经济及安全评估委员会(USCC)以国家安全为名,对此交易提出了诸多限制措施。此外,中国在非洲的进展正招致欧美国家日益猛烈的非难。国际市场的规则与秩序是西方国家制定与主导的,自由竞争实质上只是西方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自由。中资企业“走出去”才刚刚开始,国际社会对中资企业的攻防也只是初露端倪。未来随着“走出去”步伐的加速,中资企业必将面临更大的政治风险。
重重陷阱包围中资企业
困扰“走出去”的中资企业的不仅有政治风险,而且还有一系列的经济风险。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持续扩大,中资企业海外扩张不断加快。由于绝大多数涉外企业内部信用风险管理水平较低,只有11%建立了信用管理体系,对贸易对象信用情况了解不够,因此受困于境外坏账的企业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高,风险越来越大。据统计,中国出口业务的坏账率高达5%(发达国家一般在0.25%~0.5%),“应收账款延迟收付”企业的比例超过50%。初步估计,中国出口企业的海外应收账款超过1000亿美元,而且还在以年均150亿美元的净值增加。仅长虹集团在1998~2003年间,海外欠款合人民币约42亿元,而同期该企业累计利润为33亿元。国家信息中心的统计表明,在企业逾期未收境外账款中,拖欠半年以上的账款比例超过65%,若按照欧美企业应收账款超过5~6个月就作为坏账处理的标准,中资企业的境外呆坏账还将成倍增加。美国国际专业讨债机构ABC公司称,其他国家委托追债货款的拖欠时间最多是120天,而中国一般都在18个月左右,甚至更长,早已错过了追讨的最佳时机。
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导致对铁矿石的需求急剧增加,进口占世界需求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按常理,中国具有战略买家优势,不仅拥有一般的定价“话语权”,甚至可以说具有定价垄断权。但在2006年进口价格谈判期间,国际矿业公司与国内买办等联手大肆炒高铁矿石价格,导致铁矿石价格居高不下。如此一来,原本合同压价17%的期望非但没有实现,反而涨价19%。铁矿石定价问题只是个代表,因中国的巨大需求,国际大宗资源商品价格普遍出现“中国因素”。由于信奉“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荒谬思想,迅速上涨的外运压力大量依靠租船来解决,日本等境外运输公司乘机大幅提高运价。“中国因素”不仅没有给中资企业降低成本,反而使其付出更大代价。“中国买什么什么就贵;卖什么什么就便宜”说法的背后或多或少都有着类似铁矿石议价的玄机。正是认准了中资企业缺乏国际经验与话语权,国际垄断资本吃定了中国。
以上是对外贸易领域出现的商务风险。随着中国对外投资步伐加快,相关的经济风险越发不容忽视。尤其是存在严重内部治理问题的国有垄断企业,其隐患更为突出。“走出去”是中资企业适应国际化的必然要求,但由于鞭长莫及与内控不力,其违规经营将会导致信誉损毁等相关风险。2002年1月,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因涉及欺骗性信用证与贷款等违法行为,被美国货币监理署处罚1000万美元;2004年,中航油(新加坡)因严重违规直接导致5.5亿美元的巨亏,第二年还被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罚款800万新元。中航油一度被誉为“新加坡最具透明度上市公司”,金融丑闻曝光后,冲击了新加坡股市,称为“龙筹股”的中资股大幅下迭。中资企业不断违规经营、参与海外投机,极大损害了中资企业的国际声誉。
损伤中资企业国际声誉的也有国际垄断资本。伴随中国入世过度期结束,摩根斯坦利、高盛等投资银行以及凯雷、华平等私人股本公司对中资企业的并购异常活跃。这是因为这些国际金融机构有很好的海外退出渠道,将中国企业适度包装后于境外上市融资,一般三年左右就可以实现上市股权退出,赚取丰厚利润。因此,相关国际金融机构通常只关心企业的短期业绩,并不在意其发展中存在的基础性问题,这就使得中资企业成为国际资本到股市圈钱的道具,伤害中资企业的后续发展能力,破坏中资企业的长久声誉。
自利动机下的道德风险
涉外中资企业积极参与国际投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道德风险或败德风险。由于监管不力、内控不严,相关管理层便利用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大肆投机,亏了是公家的甚至是国家的,赚了是自己的或小集团的;即便赚了归公家,也可以积累个人声誉。正是在自利动机驱使下,涉外中资企业国际投机前赴后继。根据国家规定,“中储棉”的职责是“平抑棉价、稳定市场”,但“中储棉”却利用棉花国际与国内市场差价,大肆投机,不仅抬高了国际棉价,而且加剧国内棉花市场动荡,直接导致6~10亿元亏损。相似的情形还发生在国家物资储备调节中心,2005年底因在伦敦金属交易所投机铜而导致数亿美元亏损。
不过,这里也有国际金融资本给“走出去”的中资企业精心布下的猎杀陷阱。由于国家严格限制外盘代理,中国期货经纪公司只能长期局限在国内市场。中资企业参与国际套期保值一般需借助外资投行渠道,因此相关商业活动毫无机密可保,交易过程中很容易陷入被动。如中航油进行期权交易的渠道,是包括日本三井、法国兴业、英国巴克莱等在内的国际知名投行,而这些投行恰恰也是中航油的交易对手,因此当中航油新加坡公司于2004年进行5200万桶原油交易时,对各大投行而言则是公开的秘密。专业人士认为,猎杀中航油、导致5.5亿美元巨亏的元凶正是这些投行。前面提及的“国储铜事件”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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