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经济安全

江涌

　　自1943年美国专栏作家李普曼首次提出“国家安全”概念，长时间以来政治安全尤其是军事安全几乎成了国家安全的同义语。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国家安全有了新的内涵，人们把以军事安全为核心、包括政治和外交的安全称为传统安全，把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所构成的威胁称为非传统安全。国家经济安全属于非传统安全，指的是一国经济整体免受各种因素尤其是外部因素冲击，或即便遭遇冲击也能保持经济利益不受重大损害的状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间相互交往增加，彼此依赖加深，经济风险在国与国之间传递，经济安全问题日益凸显。

　　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日趋严峻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有着显著差异。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处于受支配、依附和脆弱的地位”，这使得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面临更多的安全困境，集中体现在：

　　市场竞争造成两极分化。国际市场竞争远较国内市场竞争为烈，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富可敌国，不仅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而且在管理经验、技术工艺、市场营销等诸多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都难以望其项背。在一国国内，一般都制定了相应的反垄断等法律来规范市场秩序，但在国际市场上，由于缺乏强有力的超国家机构来规范市场，“丛林法则”居主导地位，竞争态势有利于跨国公司，其结果必然是强胜弱汰，加剧两极分化，使得国际范围内发达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扩大开放威胁宏观经济稳定。市场开放使发展中国家更广、更深地进入国际经济体系，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并轨加快。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国际市场的风云变幻对国内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影响国内经济稳定运行的外生变量越来越多，这将考验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在“外生变量内在化”现象中，最值得关注的要数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输入。在国内经济增长对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依赖度越来越高的情形下，国际原料燃料与中间产品价格的涨落、国际市场对发展中国家产品需求的起伏以及本币对主要货币汇率的升降，都会越来越明显地影响国内相关商品价格的波动，导致输入性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从而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社会就业与国际收支平衡。

　　容易受到发达国家的侵害。长期以来，少数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中心”与“外围”的国际分工体系，由此决定了“美国霸权→发达国家主导→发展中的新兴市场承启→一般发展中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垫底”的“金字塔式”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这一格局的典型特征就是利益上浮、风险下沉，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弱势而成为易被侵害的群体。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凭借知识、技术、人才以及销售网络领域的垄断优势，在国际分工中占据并不断巩固“微笑曲线”价值链的高端，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将高消耗、高污染、高风险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发展中国家只能凭借人力、资源等比较优势，长期局限于劳动与资源密集的加工及原料与燃料的生产，获取的只是一般的平均利润。与此同时，为应对新兴市场的竞争，维持国家经济繁荣和国民生活富裕，发达国家不断强化垄断优势，更加关注知识产权，这虽有促进发展中国家保护知识产权、激发其自主创新能力的积极面，但滥用WTO相关规则，动辄制造贸易摩擦，甚至以经济制裁相威胁，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加剧与发展中国家的对立。

　　容易遭受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财政与贸易“双赤字”继续扩大，引发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美元等主要货币汇率、黄金与期货石油等重要金融商品价格大幅震荡，金融风险不断增加与积聚。面对全球经济失衡与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际社会至今远没有形成有效的应对机制。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娴熟驾驭开放经济的经验与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全球经济失衡与国际金融动荡对日趋开放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汇率稳定、外币资产价值等构成严重威胁。另一方面，国际金融风险通过国际贸易、资本流动等途径向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传递，对金融等相关产业产生冲击。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共发生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一百多次，其中绝大多数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由此造成惨重的经济损失，引发社会乃至政局动荡。

　　发达国家维护经济安全不遗余力

　　尽管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是发达国家，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有很多因素并不是发达国家所能够预料和掌控的，诸如产业空心化、就业岗位转移、国际资源激烈争夺、国际收支严重失衡、国际援助负担增加、国际货币失调与金融市场动荡等等，使得发达国家越来越疲于应对。由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欧日等经济强国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竞争力，相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强国有意愿也有能力更好地维护自身经济安全。

　　利用综合优势维护经济安全。就经济安全而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无论在其内涵还是外延上都有较大差别，其中之一就是发达国家有众多重大的海外利益，如国际资源、国际投资与国际市场等，直接影响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安全。因此，如何保障海外利益是发达国家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历史上，西方列强惯用三类手段保障海外经济利益。一是军事，即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当今美国一直强调它在军事领域的绝对优势，在全球各个战略要冲都建有军事基地，不允许任何国家挑战其军事霸权。二是技术，跨国公司在技术及管理上的独特优势可以增加行业准入壁垒，为海外投资提供比较自然的安全保障。这便是发达国家十分关注知识产权的关键所在。三是金融，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伦敦与纽约拥有世界上最兴旺发达的证券市场和银行业，世界众多国家都依赖这两大金融市场进行融资与投资。英美正是利用这一垄断优势对“利益攸关方”给予惩罚或奖励，使其重视英美的海外利益。

　　借用金融寡头维护经济安全。发达国家的金融寡头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随着金融资本的扩张，发达国家金融寡头的势力得到前所未有的膨胀。金融资本不仅在发达国家内部，而且在国际市场的众多行业、领域逐渐确立起垄断地位，几乎控制了从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公用事业到饮食娱乐等各行各业。当今，国际市场的竞争图景日益复杂，而在这些激烈竞争的背后，充斥的是金融寡头翻云覆雨的金融操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资源的争夺，而国际资源争夺的历史轨迹与内在逻辑已清晰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金融实力的大小直接决定该国对国际资源利用水平的高低，国际资源争夺战的实质是金融战。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金融实力最为发达，金融寡头发育也最为成熟，国家政权与金融寡头相互渗透，在全球范围内共同谋取经济与战略利益。

　　暗箱操作集体维护经济安全。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越来越多的问题，及其对单个主权国家经济产生的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往往是一国难以甚至根本无法应对的，因此西方七国（G7）率先展开大国经济协调。但是，长期以来外界只能看到G7领导人步入会场与最后发表联合声明的两端，其余的闭门磋商不得而知，世人只能从国际经济事后发展的态势——G7日趋富庶繁荣，全球失衡日趋加剧，国际金融日趋动荡——来判断：G7维护成员国及其大企业的利益，忽视甚至牺牲发展中国家及弱势群体的利益。因此，G7的行为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批评和激烈反对。为提高代表性与合法性，G7在1997年吸纳俄罗斯而出现“G7+1”后，又安排一些有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列席其延伸会议，但仍不让后者参与重大国际经济协调议题。

　　利用保护主义维护经济安全。随着新兴市场的崛起，全球产业分工布局不断调整，发达国家一些传统制造行业的竞争优势迅速丧失，由此出现就业岗位转移以及国际收支严重失衡等“症候群”。解决问题的办法理应是国内转移支付，即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收益部分转移给受损者。但是，发达国家却没有相应的作为，据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显示：经济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年均收益是1万亿美元，付出的年均成本是500亿美元，但用于消化经济全球化成本（如给相关失业者补助）的支出仅为10亿—20亿美元。不仅如此，它们还转移国内视线，将压力外泻给新兴市场，使后者成了某些发达国家国内政治斗争的替罪羔羊。由此，在“国家安全”口号下欧盟内“经济爱国主义”兴起，在“公平贸易”幌子下美国内保护主义抬头。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一直是全球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的积极鼓吹与实践者，用胡萝卜引诱或用大棒敲开了一个又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大门，但是，面对发达国家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情绪的不断滋长，WTO体制下多边贸易谈判却越发艰难。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要思路

　　增强经济实力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坚实基础。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比发达国家面临更多的安全困境，根源在于缺乏必要及充裕的物质财富来维护国家安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安全的维护离不开强大的国防实力。但是，只有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才能有强大的国防实力。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指出，经济活动是国家权力最重要的源泉，在一个主要国家间不大可能发生战争的世界里，经济力量将是决定一国是处于主导或相对优势地位还是从属地位的日益重要的因素。增强经济实力的不二法门就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没有经济的发展，国家的生存能力、抵御内外威胁的能力就会大大降低。著名学者麦克纳马拉早在上世纪60年代末就指出，“发展是国家安全的本质”。经济发展不仅是经济总量的增加，而且也是经济结构的协调。如果经济增长导致地区、城乡以及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那么国家安全的社会基础将趋于脆弱。因此，只有通过稳定、持续、健康而且保持一定速度的经济发展，国家的综合国力得到显著增强，才能有效化解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保证国家经济安全。

　　提高国家竞争力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必要前提。国家竞争力是一国竞争力的综合，不仅涉及国民的文化素质与创新意识、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以及政府的廉洁效能，而且涉及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产业的合理布局、地区的协调发展。发展中国家被动卷入或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全球化中兴利除弊，必须直面并应对几重障碍：一是不合理的“中心”与“外围”的国际分工体系和“利益上浮、风险下沉”的政治经济格局。二是在诸多方面得到母国强力支持的跨国公司的垄断竞争。发展中国家要提高竞争力，不仅仅是提高企业竞争力，而且要提高国家竞争力；不仅仅是制定企业的发展战略，而且要制定国家的发展战略。许多发达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采取诸如保护幼稚产业、敏感产业等政策措施，扶植民族企业成长壮大。发展中国家惟有不断提高国家竞争力，才能突破技术封锁，改变越发不利的贸易条件，逾越国际分工等级体系，使国际经济秩序趋于公正、公平与合理，从而赢得相对适宜的外部经济环境。

　　增加经济安全合作是实现国家经济安全的必由之路。长期以来，在国际经济中存在两个突出现象。一是竞争性安全观占据主导地位。一国为增加自身安全，往往以邻为壑，在获得稳定可靠的资源保障时，经常忽视、排斥他国的生存权与发展权，通过各种方式垄断或不择手段地获取资源，在保障自身经济安全的同时却损害了相关国家的安全；后者也如法炮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获取安全保障。二是发达的经济大国在经济安全上具有明显优越地位。比如，美国一直被认定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不仅国际商品要在美国市场实现“惊险一跃”，而且国际资本也以美国作为最后的“避风港”。但是，东南亚金融危机、“9·11”事件后国际地缘政治的演变等因素，已经或正在改变国际经济安全的原有格局，美国同样陷入安全困境。鉴于竞争性安全观的最终结局总是趋于“零和”，发达的经济大国对国际经济事务的“管理”越来越力不从心。因此，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难以摆脱参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安全困境。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趋势有增无减。发展中国家已无法闭关自守，发达国家也不可能独善其身，惟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平等合作互利共赢，才能营造出国际经济安全的新生态。

来源：《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