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应享有免于匮乏的自由

郭松民

　　深圳女工熊绍敏，因为和同事吵架而被剥夺了加班的资格，这件事竟然让她情绪激动以至于脑血管爆裂，她为什么会如此激动？

　　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她不是出于对工厂的热爱，也是出于对忘我劳动的神圣情感的激发，而是出于一个简单而务实的理由：不加班，就不能获得加班费，而这100多元的加班费，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月的伙食费。

　　熊绍敏的遭遇，用一种类似黑色幽默的方式再次提醒我们：一个人，如果不能享有免于匮乏的自由，则他的其他任何权利，都不能得到保障，即便他在法律上拥有这些权利，那也不过是聊胜于无，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以熊绍敏为例，难道她不知道在八小时以外，她有休息的权利吗？我想她应该知道，因为自从1886年，美国芝加哥工人在大罢工中提出“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归自己”的口号之后，每天八小时工作制，就成了文明社会的一个基本准则，而且这一点也已经明确载入了我国的各种劳动法规；难道她不愿意利用这些时间和她同在深圳打工的丈夫团聚吗？我想这正是她所渴望的，因为除了丈夫，她在深圳举目无亲。但迫于匮乏的压力，她把这些权利和亲情，都“自愿”地放弃了。

　　熊绍敏的遭遇，也让我们警觉到，一个人的自由，既可能因为暴力强制的原因而被剥夺，也可能因为非暴力强制的因素而被剥夺，而非暴力强制之所以能够得逞，就是因为匮乏的存在。这些年来，人们对暴力强制充满了警惕，但是对非暴力强制——由于其往往被认为是一种“自由交易”——我们了解得却不够多，对其警惕性也不够高。

　　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早就以他睿智的目光看到了问题的本质：“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可以出卖而又不得不卖，于是，熊绍敏们哭着喊着要求加班也就不难理解了。显然，这种“自由交易”，其实是一种“用形式上的自由掩盖着的实质上的不自由”。

　　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得更开阔一点，我们还会发现，匮乏所导致的非暴力强制，还会造成其他的人间悲剧。犹记得去年12月，深圳警方公开处理涉黄人员，当时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人，都为警方侵犯这些“小姐”的隐私权而不平，但稍微深入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如果我们承认卖淫是一种非常不人道的社会现象，是对女性的一种欺压和凌辱的话，那么我们更应该追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女性走上了卖淫的道路？答案无疑是：和熊绍敏一样，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也是受到了非暴力强制而被迫走上这条道路的，一个女孩被迫卖淫和一个女工“自愿”放弃休息的权利及与亲人团聚的机会而强烈的要求加班，并无本质的区别。

　　在一个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的社会里，应该人人享有免于匮乏的自由，享有了这种自由，人们才能在免于暴力强制的同时，也免于非暴力强制，这样的自由，才是一种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相统一的真正的自由。

　　要使得人人都享有免于匮乏的自由，国家就应该建立起包括教育、医疗、养老等等在内的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就应该用健全的劳动法规来保护劳动者的权利，同时最重要的，要让劳动者能够用组织起来的力量来和资本博弈。最终我们应该确立这样的信念：人人都享有免于匮乏的自由，是国家责无旁贷的义务，也是每个国民与生俱来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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