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已成为大学校园的一大杀手”——这是专家们对大学校园里何以不断出现自杀事件的解释。据不完全统计，北京高校今年因自杀身亡的学生已有9名；2004年，自杀身亡的大学生则有19名；2005年，又有15名大学生因自杀而走上了不归路（11月27日《中国青年报》）。我们不难想见，有过自杀念头或自杀未遂的大学生，应该是一个更为庞大和惊人的数字。

把“抑郁症”作为大学生自杀的一个主要原因，应该说是可以的。不过也许我们更应该追问的是：大学生们为什么会集体抑郁？很显然，如果我们不能找到并且消除这个原因，那我们就不能有效遏止抑郁症在大学生群体中不断蔓延的趋势，单靠增加几个心理医生或派发一些抗抑郁的药物，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在我看来，抑郁症之所以成为大学生的流行病，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一种社会排斥的机制，随着这一机制的不断强化，大学生逐渐从“天之骄子”一路沦落为“被排斥”群体，正是这种无处不在而又难以言说的“被排斥感”，使许多大学生在精神上陷入抑郁状态。

最早提出“社会排斥”这一概念的是亚当.斯密。他在《国富论》中认为，贫困的可怕之处不仅仅是缺少生活必需品，更可怕的是因此导致的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前段时间，有报道说北大一位女硕士花费近万元，购置了一套专门求职时穿的服装，并被同学们争相借用，就为这一判断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脚。

时至今日，“社会排斥”已经演变成了一个专门的社会学术语：简而言之，就是当一个社会的主导群体控制了社会的各种权力和资源，不愿和别的群体分享时，社会排斥便发生了。具体到今日中国，就是社会不能拿出足够多的资源，来为大学生们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提供适当数量的机会，导致大学生的人生竞争越来越激烈，而大学生上升为“精英”阶层一员的可能性却越来越渺茫。有工作数年的大学生顿悟道：“什么是生活，生活就是一个锤子，把你的理想坛子一个个击碎！” 而最近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则显示，不少毕业生甚至完全放弃了“上升”的努力，而自暴自弃地甘愿沦为“下流社会骨干”（11月27日《中国青年报》）。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过度的社会排斥都意味着社会连接的断裂，这将是非常危险的。假如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被排斥在能够创造财富的、有合理报酬（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凭借这份报酬维持一个有尊严的生活）的、有发展前景的就业机会之外，那末，社会将会分崩离析，而我们从经济发展中获得的成果也将随之付诸东流。

在一定意义上说，大学生的精神状态是一个社会和谐状态的晴雨表。抑郁症成为大学生中的流行病，绝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一个精神卫生问题，而应该把它看作是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的一个表征。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反思我们的社会资源分配机制，改变资源分配向少数精英过度倾斜的不合理状况，降低社会的排斥程度。我们的社会、经济的进步过程，必须是一个能够把大学生，乃至比他们更弱势工人、农民都能够纳入其中而不是排斥在外的过程，才会是一个可持续的过程，也才会是一个和谐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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