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旭:中国需强大的国防动员能力

来源:环球时报

　　4月20日，全国人大首次审议《国防动员法》草案，确定了国防动员的一系列具体措施。据一些媒体预测，如果一切顺利，草案将在年底前后通过，这将填补中国国防动员立法的空白，并将极大地提高中国的平战转换能力。很明显，这一立法措施是一个很好的兆头，但是，要推动中国人关注“国防动员”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除了立法，还要继续强化民众的国防动员意识。

　　自然界中最先消亡、淘汰的，并不是最弱小的动物，而是没有警觉性和应变能力差的动物，比如恐龙。人类社会也是这样，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变，谁无力调动自身的应变机制，谁就不能救亡图存。这些调动自身、积极应变的能力，就是今天话语体系中所说的“国防动员能力”。

　　国防动员能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这正如一个天天在工作的人，需要随时都有握紧拳头防御突如其来的人身侵犯的能力，否则有可能就会被人家欺负。在当代世界，那些综合国力强的国家，都有强大的国防动员能力，比如，美国、以色列、日本、欧洲等国。美国有专门的国民警卫队和海岸警卫队，平时替代常备军执行诸如救灾、维护社会稳定、巡护海洋等任务；战时则即时补偿常备部队，增加国家持续的军事能力。以色列国小人少，平时不能维持庞大的常备军，于是，采取寓兵于民的政策，其工业也基本上处于军民两用状态，一有战事，整个社会像扳动开关一样迅速转型，其后备兵员报到率超过100%。日本的情况与以色列类似，平时维持较少的军队，如遇需要，其人员和工业体系可迅速实现动员转型。

　　历史不断证明，当遇到巨大的战争威胁时，只有那些具有强大的国防动员能力，才能躲过亡国灭种的灾难。二战中德国用闪电战术，很快就打到莫斯科城下，但苏联凭借强大的国防动员体系，把工业实力和人口基础，在短时间内转化为战场上的千万大军，和源源不断的飞机、坦克，最终转守为攻，并消灭了法西斯势力。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之初，也被日本的突然袭击大伤元气，但随着美国巨大的工业生产能力转向军事，公民万众一心面对战争，敌人被彻底压倒。抗美援朝中，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但凭着强大的国防动员能力，中国军队并没有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面前败下阵来，打了近代史上一场荡气回肠的战争，极大提升了中国人的信心。同样，靠着“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的豪气和切实有效的国防动员体系，新中国打破了两个超级大国的核讹诈，多次逼退了四面八方的战争威胁，也给我们今天留下一笔重要的精神和物质遗产。

　　然而，对于中国来说，人们在享受几十年“太平盛世”后，不可避免地滋长了某种不顾一切追逐财富的风气，国防意识有一些退化。比如，有的地方政府只顾眼前不计长远，或占用国防设施挪用国防经费，或只为本地区本系统求方便，置国家战略全局于不顾；一些个人为了自己的腰包鼓起来，不惜逃避国防义务，甚至在重大国防工程中偷工减料。另外，按照国家宪法规定，我国武装力量体系中是有民兵、预备役等后备力量的，但严峻的事实表明，我们这方面的建设还很不够。当前中国许多大学都有军训，但是，由于国防动员意识的淡薄，军训逐渐已经退化成仅仅是讲求纪律和团队精彩的班集体活动，与军事国防无关，更谈不上什么国防动员能力。还有，许多国家都有军事演习，但是，中国的军事演习却很少有。

　　有人会说，现在是和平年代，为什么需要那么强大的国防动员能力？的确，战争虽然减少，但是不代表非传统安全和天灾人祸不需要国防动员。以2008年初的特大雪灾为例，如果把那场雪灾看做是一场突发战争的检验，其中最大的教训就是国防动员：首先是工业生产布局不合理，交通、电力和遥远的煤炭供应，形成三角依赖，一断全断，社会瘫痪；其次是国防动员体系的形同虚设。自然灾害一发生，没有专业救灾队伍和工具，没有专职指挥部门，最后是国家最高领导层介入，被迫使用全社会的力量，并主要调动常备军，才解燃眉之急。同样的问题，几个月后又出现在汶川救灾中。眼前中国海域爆发的大面积危机，又说明我们在海上同样存在上述问题。

　　可见，加强中国国防动员能力迫不及待。审议《国防动员法》迈出了第一步，下一步还必须建立切实可行的组织体系，对社会各层部门职能进行更明确的细化规范，最好还可以结合一些重大事件，进行有系统的国防动员演习。国防动员并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持久的和平和经济建设。对此，中国必须培育强大的国防动员能力。（作者是资深战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