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行调低中国GDP 专家认为用GNP衡量更适合中国

2008年01月14日 《瞭望》新闻周刊


世行调低中国经济规模，是反思我国偏重GDP指标而忽视与一国国民收入相关的GNP（国民生产总值）指标的契机。　　

世界银行近日公布《国际比较计划》（ICP），承认此前高估了40%的中国GDP总量，并下调了中国购买力水平。一位世界银行官员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此次重新核算对中国影响较大，因为这是首次用“严格的价格统计方式”来计算中国的经济实力。

他介绍说，先前对于中国购买力的计算还是基于1986年中美商品的价格。按照旧的核算方法，中国GDP为8.8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15%。而运用新的统计方法之后，中国经济总量下降了40%，为5.3万亿美元，占到了世界经济总量的10%。

不过，这份报告显示，以购买力平价（PPP）计价，中国GDP水平仍是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美国占世界总产值的23%，中国仍占9%，高于日本的7%）。但人均GDP中国则与美国差别依旧巨大，只有美国水平的9.8%。

“如果用高估的GDP和购买力水平观察中国，无疑会产生许多偏差。”采访中，不少专家向《瞭望》新闻周刊表示，近几年来，国际上这种建立在高估中国GDP基础上的观察视角，很大程度导致了人民币预期升值幅度的高估，刺激大量外资涌入中国，加剧中国经济中的泡沫成分，对国内经济会产生严重的影响。

连日来，对世界银行这次统计结果的变更，大部分专业人士对之持正面和积极评价。其中一位研究者意味深长地指出，“国外高估中国GDP，对国内经济生活没有太多直接的影响，但我们自己对于现状认知程度的偏差那影响就太大了，比如好大喜功，自我膨胀，甚为危险。”

调整更接近真实

“用购买力评价评估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比用汇率法准确，而且在逻辑上也说得通。”和讯财经首席分析师文国庆认为，世界银行的最新评估比以往的估算精确了不少，是比较可信的。

财经观察人士王正鹏对此表示认同，并举例说，重要的是去除水分的中国GDP总量，尤其对于当下中国经济中的人民币汇率问题来说，是重新判定战略方向的好时机，“国际市场高估我国GDP，会造成调高人民币升值预期，而将中国GDP调整下来，会使升值的压力减小一些。”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关心的问题是，此前欧美国家一直以购买力平价理论指责中国实际汇率严重低估，“从目前的购买力水平上看人民币的均衡汇率远没有那么多，被调低的PPP更为接近中国的事实，并将在远期降低外界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

事实上，不少专家认为，GDP长期高估容易产生泡沫，使政策制定和公共事业发展与实际脱节。

比如，中国银行全球金融市场部高级分析师谭雅玲分析，世界银行调低了中国GDP，“对中国内部来讲，这样的调整可以让我们更理性，减少虚胖症和漂浮感，是一剂清醒剂；对外可以减少世界对中国的责难（顺差多、外储多、发展快、威胁大），是一剂减压剂。”

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战略安全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敏谦进一步认为：“同以往相比较，调整结果总体会对中国产生更公平的影响，因为在很多国际组织中核定各国所承担的责任是参照PPP衡定的国力水平，如果世界银行下调中国PPP后，起码按照这些组织的规定，中国所需负担的会费将与自己的能力更匹配。”

国民收入指标更适合中国

一些专家认为，对这次世行调整中国GDP总量指标，应以此为契机，更深远地看待中国GDP“挂帅”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曹红辉指出，尤其像中国这样引进外资特别多，GDP总量中有近40%是外资企业创造的状况，更应该意识到，反映中国人民的国民财富的指标GNP（国民生产总值）比反映中国境内包括外资企业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更能代表和体现中国的真正实力和国民生活水平，“因为外资企业和众多跨国公司创造的产值和利润，并不属于中国，加上税收多被减免，他们所制造出来的数字，并不能带给中国国力和国民福利实际的意义。”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幼文向《瞭望》新闻周刊进一步解释说，“国力”作为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可以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在地理意义上国家的产出，另一种是在要素所有权意义上的产出。前者是GDP，后者是GNP。

“目前更通行使用GDP，使人们忽略了后一种意义上的产出。事实上，只有后一种意义上的产出才是一国国民能够支配和享用的财富，才有福利的意义。”他强调。与GDP相比，GNP更直接反映了一国生产要素的财富创造能力，更直接体现国民福利的增长。

张幼文指出，在发达国家，GDP与GNP比较接近，因此常用GDP来衡量并没有什么问题。然而用GDP而不是GNP看中国国力，其中的巨大差异则会导致对中国国力与财富创造能力的严重高估。

因此，他分析说，这也就是为什么世界银行用平价购买力一算，就与原来的差别那么大的原因，“本国要素的收益是本国国民福利的直接体现，而外国要素的收益则是外国国民福利的体现，即使这些要素存在于本国甚至其将收益进行再投资，也没有改变其国民属性，因而也不是中国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

“正确评估国力，才能提高经济发展、开放效益和对外谈判的主动性。”张幼文认为，应该建立新的指标体系来真实反映中国的实际经济水准，其原则是：排除不直接体现国民福利与增长发展意义的指标（如外资数量），分离因经济全球化造成的指标变异（如GDP、外贸总值），强化更加直接真实反映国民福利和国民财富的指标（如来自外资企业的税收、外贸增加值，居民可支配收入、GNP等）。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左大培也向《瞭望》新闻周刊表示，必须把最大化本国人民的福利作为经济工作的目标，“首先是以尽可能增加本国人民长远收入为经济政策上的导向。这不仅要求我们注重收入分配的平等和社会公平，注重保护环境和资源，而且要求我们更加注重增加GNP和人均GNP，而不应当单纯追求GDP。”

他总结说，“只有GNP才能说明本国人民的净收入。没有增加本国GNP的GDP增长，不应当是和谐的小康社会追求的目标。”

改变要素价格扭曲

“一直以来中国GDP被国际市场高估，此问题与人民币汇率低估是同一个命题”，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分析，这也本质上反映了中国的要素价格体系仍存在系统性扭曲。

在他看来，中国许多产品价格没有体现其真正的成本和价值，如土地、石油、煤、水、电、劳动力等。造成这种状况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劳动力转移没有完结，人口红利还在，以及地方政府对经济过度干预导致收入分配扭曲，倾斜于资本和政府部门，劳动力报酬所占比重大幅下降等。

如此一来，导致贸易部门（制造业）价格低廉，所以非贸易部门（服务部门）也难以发展。这样长期被压制的通胀，导致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升单纯地转化为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即本币购买力的增强。

他认为，这种情况正在改变长期累积的通胀压力，“在近些年全球货币泛滥所导致的原材料价格上涨，中国资源、人口、环境等红利快速消退的情况下，通胀压力正在加速释放，资产泡沫膨胀，成本推动的通胀开始蔓延。”他估计，世界银行下调中国GDP的趋势，将随着中国价格体系的逐步理顺而继续。

因此，他建议，我国应有序地理顺被扭曲的价格体系，进行结构性改革，并从五个方面着手：一是国家资源收益必须公有化；二是必须放开私人资本进入垄断产业的限制，形成竞争机制；三是要将过高的政府储蓄率降下来，减少财政对竞争性行业的转移支付，加强政府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作用，加大劳动力收入在要素分配中的比重；四是加快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真正转变政府职能；五是要大幅提高个人收入，大幅降低个人所得税。（记者丛亚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