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想找一份《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草案)，看看上面有没有错误，有没有相互矛盾的地方，甚至是名为惠农实则害农的政策。可惜，我找不到草案，只能看到来自新华社的豪言壮语。
看来，这个“草案”变为“决定”，只能任由到会的300多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内部商量了。但是依他们的水平，错了怎么办？
“三农”问题不是我的专长，所以最近以来有记者找我问什么外资进入中国农业问题，我都有一些“为什么不问我工业？”的想法。不过，我对农民有很深的感情，因为我的兄弟、妹妹、母亲、姨妈、叔叔、舅舅等人，都在农村生活，过着贫苦的日子。他们有时也抱怨我，没有能力帮助他们跳出苦海，想起来确实令我惭愧。
尽管如此，在对于农村改革方面，我仍然认为上述300位人士，几乎没有人比我关心农村、比我对农村改革更有见解了。这并不是什么狂妄，而是基于对知识的一种信念。
我经常回农村，每年的春节还要回老家过年给亲戚邻居拜年，非常了解他们的贫穷。除了我的母亲、兄弟、妹妹，但我没有多少能力为其他人解囊，有时可能帮助他们解决一些车辆被扣押的琐事，更多的是盼着他们有办法自己发财致富。
基于对于农业、农村、农民的感情，我写过《眼下最应该救治的是“三农”》，也关注过热钱进入粮食领域问题，这是我对全局思考后产生的“不务正业”的成果。这些研究都产生了一定影响，甚至传到了政府最高层耳中。眼下中央也在关注“三农”问题，使我想到我写的文章之所以能够顺利发表或被炒作，还是因为为中央三中全会出台农村政策做了“民众呼声”的衬托。
不过，中央终于想起了被遗忘近三十年农村和农民，还是让我有些意外。意外之余，我也想到了“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提法是否妥贴，似乎更是一个将农民赶往角落的政策。我认为，从总路线上看，如果中央要把建设新农村作为重点，就不能把像过去一样抓城镇化、工业化。在一个时期，一个国家的发展重心只能有一个，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政策注定是要搞乱的。作为原则性的要求，我们再也不能出台害农民的政策了。因为他们已经被完全逼到了生存的边缘；再逼下去，国家一定要出大乱子。
“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是一个全新的起点吗？如果说迄今为止的中国工业化，都是在“以农补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工补农”能做到农业对工业那么大公无私吗？例如工业对农业提供价廉质高的农资产品、从农民手中购买拥有较高利润的农产品等；反过来，如果还是希望农业高价购买工业生产的农业生产资料、低价使用农产品作为工业加工原料以维持工业利润水平，由此迫使农民从农业转向工业，将沿海地区变为“工业殖民地”，我看这种“以工促农”还是算了吧。
“以城带乡”也是如此，城镇化实际上是与新农村建设相对立的。你这边城市“摊大饼”，那边的“新农村”不过是为“摊大饼”做铺垫，最后的目标都是把农民赶出去，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反过来成了执政者的掘墓人。
小产权房如果能够合理流转，在理论上的确是一件好事，但前提是政府不能再为开发商征用土地。这要求我们下一步修改《宪法》。如果这样做了，我过去提出的“取消开发商”系统措施的就靠近了一大步。这个政策冲击最大的是别墅市场，因为中国的别墅和农村房屋的主要区别就是建筑质量略微好一些，但价格相差100多倍。按照新的政策，原来买一栋别墅的价格，现在可以盖出100多套在农村建设用地上建造的别墅。这样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就真正崩溃了，这对于绝大部分穷人，是非常值得庆幸的好事。
但是，在高度腐败的政治制度下，农民能得到应该属于自己的利益吗？在耕地作价处于历史低位的时期，很小规模的资本就足以把一大批农民赶出土地，他们该如何生存呢？又如何步入小康呢？
所以，与其此时推出什么经济改革措施，都不如推行“干部财产公开”来得好；我相信除了官员及其利益相关者，其他人都会同意这个政策。在腐败侵蚀的政治下，任何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经常出问题。只有官员的财产公开了，他们才能相对无私地任用人才，才能更加认真地行使自己的审查权利，推行有利于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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