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试图阻遏开发商介入汶川灾后重建

曹建海

这个题目本来应该是应在10年后写的，或者，在我死后由历史学家来写的。但是，当我的呼声只是表现为一种声音，阻止开发商介入灾后重建的行动也成为“蚍蜉撼树”的时候，我认为应动员更多的人，参与到我倡导的抗拒活动中来。

之所以担心留下毕生遗憾，是看到曾在社科院工作的著名学者何新先生，有一篇《我曾试图阻止私有化和下岗运动》的谈话，读后令人掩卷长叹。在谈话中，对于自己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写给中央领导人的报告不被采纳，何新先生也充满了无限的惆怅。我呢，由于缺乏深湛的修养，很难做到像何新先生那样在愤怒之中平心静气。所以，我不想10年后写这样无奈的回忆录，我现在就希望时空转换到10年以后，站在世界东方这片废墟之上，发出《我曾试图阻遏开发商介入汶川灾后重建》的感言，以为后人见证历史。

昨天晚上，中央电视台《对话》播出了《买不买房》节目，我很惊讶他们的领导，在房市明显逆转的时侯，还敢播出这集主题旨忽悠全国人民继续买房的烂片。虽然，我在节目中也露面了，但我绝对是引以为耻的，我是绝对不会看这期烂片的。有朋友电话告诉我说他们看到了，说上面有我的出镜和发言。我惟一想到的是，《对话》栏目的主编尹韬先生，在被我电话骂得恼羞成怒之后，还让全国观众看到我的发言、节目中愤怒的脸庞，以及后期忍无可忍退场之后留在前排的空椅——看来尹韬先生真像他说的那样，还是有些雅量的。

另外，今天的《人民日报》第15版刊登了一篇题为《灾后住房重建七道题》的文章，其中第四个问题谈到了我提出的不能引入开发商的问题，摘抄如下：

该不该引入开发商？

　　■鼓励引入市场机制

　　■将开发行为纳入统一规划与监管

　　灾后重建，市场因素必不可少，《条例》也明确鼓励在灾后重建中引入市场机制。面对覆盖范围广、规模庞大的住房重建工作，引入房地产开发商这一“市场因素”参与重建，似乎天经地义。有不少开发商表示愿意参与灾后重建，部分企业甚至已经行动起来。

　　但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曹建海对此表示担心，他认为，开发商的参与增加了房屋建设的中间环节，会推高建房的成本，使灾后重建变成一场开发商逐利的竞赛。政府可以无偿划拨土地，规定容积率，然后通过招标方式直接引入建筑材料供应商以及建筑企业进行建设，绕过开发商这一“中间人”。

　　石楠则认为，灾后住房重建规模大，专业性、技术性很强，不应该也不可能排除开发商。“术业有专攻”，从规划、设计、建设，到后期物业管理，开发商具有整套成熟的经验。引入开发商，既能通过规模生产有效控制成本、加快重建进程，又能为灾区的中小城市带来许多成熟的技术手段和经验。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基本建成的今天，如此大规模的重建没有开发商参与是不可想象的。为了确保重建资金的有效使用，确保灾区群众的利益，应当将开发行为纳入政府的统一规划和严格监管之中。

摘录这段话的目的，就是是为了见证历史，证明我的言论和建议，已经通过中国最重要的媒体发布过了。善于学习、读报、上网的中央领导人们，肯定已经有人看到过了，只是不能确定这些信息能不能留在他们的脑里。如果将来中国成为废墟，他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遭到人民最严厉的审判；而我，将在经受历史考验的基础上，为新中国的重建，提出更多、更新的建议——这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