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建海VS陈平：宏观经济形势究竟如何？

2008年04月03日　 作者：陈平 曹建海
和讯网　每日观察第286期

　辩论：货币政策是否应该继续从紧？

　　正方：曹建海：货币政策应该继续从紧。[支持正方] 　　反方：陈平：货币政策应该适度放松。[支持反方]

　　编者按：3月2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数据，该数据显示企业利润增速明显放缓。这是否提示我们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有误？中国经济是否正在衰退？

　　为此和讯网评论部采访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陈平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曹建海研究员。采访过程中记者接触到两种迥异的观点。遂以对话形式呈现出来，让读者直接感受不同观点的冲击。

陈平教授在看过该篇报道后给和讯网评论部发来评注，提出了一些异议。并要求刊登在本网。为保持公正，我们将陈教授的评注发给了曹建海研究员，他随后也发来了回复。通过这两篇回复，我们可以看到学界对我国宏观形势以及未来宏观调控方向的争议。非常欢迎各界读者就此话题发表观点。

　　陈平阅后评注:

　　和讯网记者分别用电话采访，写成的报道用了对话形式，容易产生误解，其实我和曹建海先生并无直接对话。

　　曹建海对片面经济增长有很好的批评，但他的专业不是宏观经济学，对宏观政策的评价缺乏基本的经济学依据。

　　他看到中国的外汇储备太多，却不懂提高利率会加大升值压力，鼓励热钱流入；他看到前些时股价过高，却不理解中国股市片面倾向国有大企业的上市，不开辟民营中小企业的上市，让国内银行的巨额存款没有更多的投资渠道，才导致房价和股价的过高，所谓的股市泡沫只能用深化金融改革解决，无法用宏观紧缩调整；他不理解提高利率降低利润，并不会改善收入分配，只会降低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前景，加大企业升级和人民就业的困难，恶化贫富差距。更有甚者，中国目前拥有的巨额外汇储备，是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有力武器，比两弹一箭还有国际谈判的力量。

　　如何处理外汇储备，是大幅升值削弱国际竞争力，屈从美国不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还是主导中国金融市场的自主升级和扩展，反向收购西方的核心企业和营销网路，这是中国面临的重大金融战略问题，不能受西方舆论甚至利益集团误导！须知英美霸权的高峰，采取的都是固定汇率而非浮动汇率，

　　为的是让他们的经济强势用货币强势来巩固，从而维持国际金融市场的不平等竞争。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国家离心美国的反华政策，加入中国经济增长的快车，加大台湾资本融入大陆的引力，化解台独的经济基础，从而可能建立后美国霸权时代的国际金融新秩序。

　　如按曹兄的政策主张，为安抚国内的通胀而牺牲中国的全球地位，自废武功，岂不和曹兄救国救民的愿望背道而驰？作为经济学家不能用善良愿望或愤青情绪代替经济科学和战略政策。

　　曹建海回复陈平评注:

　　针对陈平教授的评注再写回复，似乎占了“后发”的便宜，有些不忍。我本来是要求和讯网约谈陈平教授的。对于年轻一辈的我，如果有机会向德高望重的长者当面请教、虚心交流，肯定是大有裨益的。我历来是敬重陈平教授的，尽管我前几天才见到过他的照片，然而耳闻已久了。或许，这是一种天然的敬重，即使是林毅夫教授，也远不能从我这里得到这种敬重。我不知道是否因为他是“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普里高津的高徒，还是他迥异于其他“海归经济学家”的超低调特质。

　　不过，这一次论点之争，为我和陈平教授切磋技艺提供了机会和平台。关于目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我看了和讯网对我的电话录音整理，应当说是比较准确的，我观点的表达也是比较清晰的。

　　读了陈平教授的评注，我注意到那个被他从头到尾揪住不放加以鞭笞的所谓“提高利率”主张，在我这里至少属于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大概是陈平教授太忙，没有认真阅读我的谈话，以至重复了海明威先生《老人与海》中的渔夫桑提亚哥奋力击风斩浪的情景，好辛苦！可以说，在通篇的访谈中，我都没有提出过通过“提高利率”来紧缩宏观经济的言论；恰恰相反，我在访谈最后提出了“提高利率这个手段不能多用。它是退烧药，但不能根治。就像是人得了肺炎，除了退烧治标还得治本。而通货膨胀的根在于资产价格过高、贸易顺差过大。”

　　虽然提高利率从理论上说可以紧缩投资、投机，消除通胀，但在全面开放的当代中国，提高利率必然导致国际热钱更大规模的流入，从而引起更大程度的通货膨胀。这是一种恶性循环。而且，提高利率损害的，恰恰是规范经营的工商业企业，以及通过按揭买房自住的消费者；对于投机者而言，提高利率不过属于微薄的资金成本，与投机暴利相比不过九牛一毛，因为根本无从控制投机。

　　我从来不主张通过主动提高利率调控经济，也不主张通过提高利率调控房价。新浪网房产频道对我的专访文章《提高利率不能抑制房价上涨趋势》，早就表明了我的观点。所以，我一直不赞同我的同学易宪容教授的，关于提高利率解决诸多问题的政策主张。

　　根本的原因是，提高利率治标不治本。根本的原因在于住房、食品、股票自身的价格存在一个不能失控的上涨机制，这就是政府对投机的纵容甚至鼓励，导致全民炒房、全民炒股的投机泛滥局面；当然另一方面是货币投放过多，这与我国的出口导向战略导致的外币占款过多紧密相关。

　　我主张的是在固定资产投资领域提高进入水、土地、环保、产品质量和安全等方面的进入壁垒，在住房建设领域取消开发商独家垄断供给的开发商体制，取消政府征地牟利制度，放开民间自主开发活动；在股票市场，我主张增加股票交易流动性摩擦税，增加资本利得税，坚决杜绝通过企业股票上市牟取暴利的“寻租”机制，将股票价格控制在围绕每股净资产价值合理波动的范围；在出口和利用外资方面，我主张控制不合理出口，取消给予外资的一切超国民待遇，控制外资进入的速度和节奏。

　　这些主张表明，政府应当是无私的、公正的、有为的，绝不是一个“守夜人”职能所能涵盖和胜任的。我从不主张市场主导，我认为市场只应在其有效率的领域发展。在适合政府管理的领域，以及适合合作社、家庭、自助形式的经济活动，不应也不能为市场化而市场化。

　　如果我提出的这些政策能够得到落实，即使经济总量不增长，只要经济结构进行了良性调整，一样可以增加公众分享经济大发展的成果。对于通过提高工资水平和环保标准导致的企业利润减少，改变的是社会产品在资本、劳动者、公众之间的分配，是社会的一个巨大进步；反过来，如果坚持过去全方位维护投资者利益的粗放经济发展模式，则即使经济增长再快，老百姓也不能从中分享其成果，反而要承受货币注水和生态环境恶化的一切后果。

　　关于房价和股价的泡沫，我不认同陈平教授所谓的“中国股市片面倾向国有大企业的上市，不开辟民营中小企业的上市，让国内银行的巨额存款没有更多的投资渠道，才导致房价和股价的过高，所谓的股市泡沫只能用深化金融改革解决，无法用宏观紧缩调整。”我认为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至少在住房领域，房价上涨不能用投机渠道不畅来解释。因为住房从根本不是投资品（我早就著文批判了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关于住房购买属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思想）。请注意，不能把居民的理财投资活动等同于带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活动。不仅如此，中国的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炒楼团三大集团的暴利，才是房价持续上涨的根本原因。股市的情况同样是中央政府放纵投机和不作为有关。

　　判断一个人有没有深厚的宏观经济学基础，不是以你从事的教学或研究专业为基准的，而是以你对宏观微观经济现象是否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为依据的。从这个原则出发，我不认可陈平教授对我的宏观经济学水平的评价。我2006年5月8日发表在《中国经济时报》的理论文章《怎样看待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属于对滚烫发热、歌舞升平的中国经济的一声“呐喊”。事实证明，我当时对中国物价、房价、粮价、股价及其走势的判断，完全在今年的经济指标中和广大公众的切身体会中得到了体现（尽管国家统计局竭尽全力掩藏真实数据）。我认为，宏观经济分析必须建立在微观经济研究的基础之上，而且宏观经济研究需要具备全球观点、环境观点和民生观点，这是观察经济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陈平教授说道：“通货膨胀不就把银行存款的真实价值给缩减了吗，而且通货膨胀还有利于降低人民币升值压力，让流入中国的热钱缩水，有什么不好？”这是一种新的“低通货膨胀无害论”论调，我是坚决反对的。我相信广大的群众如果能听懂、看懂，一定不能同意的。为什么要把汇率看得比让老百姓财产缩水还要重要呢？这是共和国政府可以考虑的政策范围吗？你就不怕老百姓造反吗？

　　还有陈平教授所谓的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已经成为和美国展开国际谈判的战略武器的观点，我觉得这完全超出了陈平教授的专业判断范围。

　　关于陈平教授津津乐道的“反向收购”，我是有条件赞同的。我认为，大规模“反向收购”战略既需要国际环境的配合，更要明晰这些外汇储备的全民所有权问题。不能让一方面老百姓承受了外汇储备增多导致的财产缩水，另一方面又不能对金融权贵操控下的主权基金声张收益和监督的权利。

　　台湾问题的讨论，我相信陈平教授不能算专家，我则更是外行，所以也就不和陈平教授进行低层次的讨论了。

　　关于陈平教授所写的：“为安抚国内的通胀而牺牲中国的全球地位，自废武功，岂不和曹兄救国救民的愿望背道而驰？”我认为主要在于我和陈平教授对中国的现状存在根本不同的判断。陈平教授认为，中国目前的状况如同一个健康的、茁壮成长的阳光少年，不过稍微有些不舒服；而按照我的判断则，中国现在的状况属于患有恶性肿瘤因而发烧的青壮年。那么，是继续大量进食还是赶快治疗，取决于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水平。如果中国真的有病了，陈平教授的方子尽管可以让“讳疾忌医”、误认自己还是少年的少年中国高兴，但后果是他将很快死于非命；我的判断虽然让人害怕，但到医院做做诊断还是必要的吧！不过，即使我的诊断正确，要把这样一个身体庞大，但通身布满肿瘤的家伙按到并麻醉到手术台上，还真是一项充满风险的事业。我希望，曹操杀华佗的历史悲剧不能重演。

　　陈平教授最后忠告我：“作为经济学家不能用善良愿望或愤青情绪代替经济科学和战略政策。”对于他委婉的“善良愿望”揶揄，我欣然接受；但对他所谓的“愤青情绪”，我有一个最顽强的反击：“每一次人民愤怒的背后，都能发现一个至理”。希望从此以后，每一个被冠以“愤青”、“民粹主义者”称谓的中国人，都能记起这句箴言。

附文：

国企利润增速骤降，调控政策是否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