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闯关

载《新世纪周刊》2008年03月27日

　　　大葱贵了，馒头小了，无法“瘦身”的水电煤气冰洗白电也都酝酿着涨价风雨？？一年多来，中国老百姓几乎是在一片“涨”声中度过。当涨价的“水滴”连绵而来，并汇成一种社会共识“大潮”时，任何指数都无法遮蔽民众的集体焦虑。价格迷局中，消费者不禁要一遍遍追问：物价上涨的终点在哪里？
　　就在今年两会结束时，温家宝总理坦承：2008年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物价上涨是目前最大的经济问题。同时，这位总理也向全世界表明：中国政府已经发动了一场战争，一场反通货膨胀的物价战争。

　　愤怒的CPI

　　每隔几年就开始狂飙的CPI其实是一个明显的警告：通货膨胀正在发生。也许你现在还不能接受目前是食品价格推高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但不久之后，你会讶然地发现，生活成本竟然变得如此之高。

　　新世纪周刊：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说：“2008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这句话被大家普遍关注，其实这个提法并不是第一次，早在今年年初的国务院座谈时，温总理就已经给基本面定调，您在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论调时有何感受？

　　梅新育：我的第一个感受是有些夸张。说是最困难的一年，要看怎么比，是跟建国以后比，还是跟他当总理以来比。我认同今年可能是他当总理以来经济最困难的一年。

　　曹建海：从上一届政府到温总理，可以说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是形势一片大好，基本上成绩远远大于问题。今年的报告突然问题显现很多，其实这并不是偶然。事实上从2003年以来，这些问题就一直存在。只是国内外的矛盾集中在今年爆发。

　　新世纪周刊：困难主要在什么地方？

　　梅新育：难在国内外积累的问题，内部政策、经济方面都暴露出来了；外部有美国次贷危机，这使我们的外部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也使我们国内经济面临很多麻烦，很多因素在国内政府的控制之外。政府想抑制通货膨胀也很难，我们的膨胀明显是输入型的膨胀。

　　新世纪周刊：根源在哪里？

　　梅新育：在于贸易顺差，再追根结底，可以追溯到美欧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他们的货币政策不在我们的控制之内，加上国际能源、粮食价格上涨，我们也控制不了。我们享受开放型经济的利益好多年了，现在感受到的是开放型经济带给我们的外部冲击，再一个就是国内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积累的社会问题、矛盾的突出爆发。

　　新世纪周刊：在2007年之前，人们对物价上涨感觉还不明显，但从去年开始，大家突然发现，什么都开始涨。

　　曹建海：对，应该说2003年通胀就已经有了，最简单测算也至少有5%，2004年到了7%。实际上，我们一直都是处在通货膨胀中的，但还没什么感觉。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5%的膨胀实际上是没有感觉的。去年4.8%大家为什么受不了，说明它不是4.8%。

　　新世纪周刊：您认为是多少？

　　曹建海：我认为去年大概是20%，大家感觉已经比较强烈了，但是政府4.8%数字安慰了很多人。这个数据怎么来的呢？比如2003年的GDP，你和2002年的比一下就会发现，经济增长速度高于政府公布数据。用这个来计算，实际上2002年中国就处于一个渐进式的通货膨胀过程中，2002年是以5%起步的，经过2003年房价恶性上涨，到2007年时已经很高了。

　　新世纪周刊：这样看的话，政府表态要把今年CPI控制在4.8%的幅度能不能完成？

　　梅新育：政府关于通货膨胀的表态可能意在安定民心。这个用意是好的，但是这个目标是很难做到的。

　　曹建海：CPI是一个国家非常重要的统计指标，通货膨胀的关键是我们的资产价格过高，这就是通货膨胀的源头。很多人觉得资产归生产领域，住房是投资品领域，跟消费品没有关系。其实如果一套房子原来计价是50万，现在变成200万，那么这究竟是个什么概念？是房屋升值了，还是货币贬值了？所以我认为这是典型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用CPI来衡量，根本就不能代表物价上涨的情况，就是说CPI在中国已经失去了通货膨胀一个测量的最基本的意义了。我们的CPI是残缺不全的统计体系，无论是选择的商品类型，还是权重方面，都存在严重的问题。

　　我们政府采纳了这个东西，但是即使如此，因为农副产品占到33%，由于房价高涨，还是造成农副产品恢复性上涨，为什么叫恢复性上涨呢？古今中外，住房价格跟食品价格都有个合理的比例。很简单，多少担的粮食可以顶一套房子，或者多少斤的粮食顶一平方米的房子，它们之间有个合理的比价关系。如果说过去这个房子需要100头猪来交换，现在可能就需要1000头猪，那喂猪就不合适了，就不如去盖房子。这个时候除非你涨价，否则我喂猪实在是得不偿失，不如卖房子去。所以，这两个之间的关系就注定了猪肉一定要涨价，一定要涨到房子等同于之前100头猪的比价为止，这是古今中外一种最自然的关系。

　　新世纪周刊：我们的CPI体系是怎么制订的呢？

　　梅新育：我们的CPI计算统计还是在住房市场化之前的。

　　曹建海：这是个完全残缺不全的指标体系。过去一直是压低农副产品价格，所以尽管其他物品涨价，农产品涨不起来。但是在我们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其他商品价格的上涨很容易引起农副产品的补偿性上涨、报复性上涨，而且现在看来这只是一个开始。

　　农副产品和住房很显然一样是消费品，我们居然把住房归到投资品里，这是荒谬的。

　　物价背后的推手

　　2007年4月开始的猪肉价格上涨，似乎一夜间打乱了价格上涨的节奏。在目前CPI指数已被食品价格“附体”的情况下，一些新的涨价因素也正在抬头，一个物价问题弄到最后成了本年度经济“最大问题”。

　　新世纪周刊：政府工作报告里讲到，今年最大的问题是经济问题，而经济问题的关键又是物价问题，不断上涨的物价已经让所有人神经紧张了。

　　曹建海：为什么经济问题最严重？这就是过去长期以来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结果，所有的社会问题都靠边站，把不该经济化的问题都经济化了，像教育、医疗、住房都市场化了，现在的膨胀是这种过度经济化、市场化的必然结果。

　　新世纪周刊：推动加速增长的幕后推手是什么？

　　曹建海：两个推手，一个是房价，一个是出口，目前这两个推手都是存在的。出口引起外汇储备增加。外汇储备增加是一大推手，房价上涨是另一大推手。房价里面具体包括地价拍卖暴利、土地炒作暴利、开发商炒楼暴利，这一系列因素的累加最终体现为房价上涨。

　　外汇储备增加使房价上涨之后消费品上涨有了可能。如果外汇储备不增加，我们货币发行是正常的，房价涨起来并不一定导致农副产品价格的上涨，因为流通中的钱不够用。房子涨了的话，普通消费品价格甚至还会降下来。所以只有房价上涨并不能形成全面的通货膨胀。外汇储备这个条件有了，那就相当于火与油放在一起了。

　　新世纪周刊：从农副产品开始涨价，到前些日子盛传的家电类产品也要跟着涨，涨声一片，这个过程是渐进式传递的吗？它是全面通胀的前兆吗？

　　曹建海：是传递的。相对来讲，对农副产品的传递是最直接的，它和住房使用的是同样的材料，农业种植和住房使用的都是土地，都是土地造出来。工业相对来讲，由于它的加工环节比较多，跟土地离的比较远。而在土地里面跟农业、房地产一样的是采掘业，但是工业主要的不是采掘业，而是制造业。从这个角度来看，住房价格上涨最先传递就是农业和采矿业。采矿业可能有它独特的市场行情，而农副产品的价格上涨，则肯定要传递整个轻工业的价格。由于轻工业里大量是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消费品制造，所以，农副产品价格上涨会引起整个消费品的大幅度上涨。

　　新世纪周刊：人们总在猜，下一个要涨的将是什么？现在到头了吗？

　　曹建海：刚刚开始。我的估计是2008年的物价上涨要远远超过2007年，火要烧着了，只能泼冷水，如果没有负的增长，物价几乎是下不来的。

　　要闯关的政府

　　以猪肉开始的食品价格上涨有火烧连营之势，这些民生物价显然已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如何调控才能在不损害市场经济的前提下稳定市场？危急时期，政府应该怎样出手才是保护民生之道？新政府面临闯关考验。

　　新世纪周刊：温总理在答记者问时称，自己对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十分关注，而且深感忧虑。美国次贷危机对国内影响目前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梅新育：外部冲击有这样几点，一是直接减少了美国的外需，而美国是我们的第二大出口市场；二是对我们对外资产的价值形成了冲击。由于次贷危机加速了美元汇率的贬值，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美元计价对外资产价值在减少，特别是中国的金融机构、企业、居民可能持有一批美元证券，如果贬值的幅度大，甚至可能使他们资不抵债，破产了。

　　但外部冲击也给我们创造了重大机遇。我们强调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冲击，但这种分析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假设，假设中国和美国的利益完全重叠，但这个假设成立吗？我看有点自作多情。

　　俗话说，一条槽上拴不下两头叫驴，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无论是在政治还是经济方面利益都不可能完全重叠，只是说美国作为中国出口市场，它经济好的话，吸收中国出口商品的增长速度可能快些，在这方面利益是统一的。但是中国的对外经贸利益不仅是出口，还有进口、投资。在这方面，中国跟美国的利益可能恰好是对抗的。中国进口先进的技术装备时，美国限制很厉害。它经济景气时只会对中国收紧出口管制，只有陷入危机了，它才会对中国出口管制放松一些。投资方面也一样。

　　再一个，我们的出口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我们从中得到的收益份额非常低。世界知名品牌大部分在中国加工，但最终零售价通常是中国厂商交货价格的30倍到100多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提高对外贸易出口收益的份额怎么办？是要进入收益更高的环节，像品牌、流通销售这些环节，而在这里面我们除了要自创品牌，也需要直接收购他们的企业，快速地切入。在景气时期，要收购它的流通环节、品牌，那价钱有多高，人家肯不肯卖？经济不景气时，这个流通商家、品牌自身可能不错，但是因为宏观经济环境导致它的市值大幅度下跌，那不是我们买入的好时机吗？我的核心观点是：做好与通胀之狼共舞的准备。

　　新世纪周刊：种种迹象表明，今年的经济形势非常紧张，很多经济关口就横亘在前面，考验着新一届政府。

　　曹建海：这个关是我们自己制造的。我们的经济过度依赖固定投资和外需。这导致我们经济结构扭曲，自己形成许多发展障碍。这个障碍不是自然障碍，而是人为障碍，是体制引起的障碍。通货膨胀与出口、房地产过度发展是密切关系的。这样引起来的环境问题、民生问题，现在看来是很难闯过去，因为我们的政策没有让障碍减小的趋势。我们不压制房价，对出口也没有理性的措施。

　　关键因素是人民币贬值了，粮价必须要涨，它是相对国内物品而言的，一直要涨到它跟国内资产价格协调为止。只有两个办法，一是使资产价格降下来，另一个是使农副产品涨上去，这两个办法都可以协调。

　　还有出口膨胀问题，大量输入美元，引起外汇储备的增加，但我们依靠出口换回的美元纸币，却天天在贬值。你把血汗送给人家，却换回一堆废纸，这废纸不仅自己在贬值，还在引起你的通货膨胀，所以，现在出口膨胀成了中国的一大弊病。

　　新世纪周刊：这个协调周期大概要多久？

　　曹建海：我们现在没有看到任何资产下降的迹象，这就意味着人民币依然要处于贬值的状态，消费品也必然要跟上资产价格的上涨。这样就有两种情况，一个是资产价格下降引起崩盘，另外一个就是农副产品价格报复性上涨，以及引起工业品的报复性上涨，它会引起通货膨胀严重的预期，一样会引起人们去银行把钱取出来去购买各种各样的物品，一样会引起货币流通速度大大加快，一样会引起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降低资产阵痛猛一些，但还有活的希望；如果没有看到这一点，不夸张，可以说现在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新世纪周刊：政府也在想办法，平抑物价，压缩通胀。

　　曹建海：解铃还需系铃人，某个地方过热了，必然从这地方入手。这可以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追求GDP几乎是唯一目标的结果。为了GDP最大化，追求公共领域的市场化，把老百姓的民生、政府应该保障的内容全部由老百姓来埋单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应该像1993年那样“下大雨”，降温过热的经济才能灭了这个即将全面引爆的状态。

　　(实习记者冯梅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