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当面批评茅于轼老先生

——曹建海2007年8月18日在《贫富分化背景下为富人说话研讨会》上的发言

（文字整理稿）

茅老先生文章的集中观点，是讲“仇富”是不好的，是不合理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我认为，对“仇富”这样一个东西进行价值判断，要想探讨出一个真理，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对于关乎财富分配的同一个问题，不同的阶层必然有不同的看法。有一点茅老先生的判断是正确的，即“仇富”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仇富”绝不是伪概念。在这一点上我不能同意薛涌的所谓“仇富是个伪概念”的提法，我认为他的提法是不客观的。在和谐社会，富人穷人也许能够和谐相处。因为这个社会富人不会很富，穷人也不会很穷，“仇富”也许并不明显；在不和谐的社会，“仇富”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客观存在。对它进行价值评判，希望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在理论上是不成立的。但是，对“仇富”进行价值判断、评判好坏，则可以体现各自的立场。例如，我们的官员们，就认为“仇富”是个非常不好的东西，他们一致认为当前的中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时代，权力大，责任小，挣得多，地位高，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时代；当然，贫穷卑贱的人不会这样判断，他们认为现在是一个不好的时代，甚至不如几十年前的计划经济时代。

对“仇富”的批评和赞扬，抑或是持保留态度，鲜明地反映了各自所处的社会阶层和立场。我在《任志强配谈老百姓的住房政治吗？》一文当中，就提出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着四大阶层，这里面有贵，有贱，有富，有穷，也就是官员阶层、富豪阶层、小资产阶层（中产阶层）、工农阶层。在当前国民收入分配日益分化的时期，四大阶层代表着完全不同的利益，对同样一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看法。例如，对于住房问题，大家的看法完全不一样，这非常正常，反映了当前已经形成的不同的利益主体和不同的社会阶层。对于同样一个问题，各个阶层都有自己的看法，谁都是对的，前提是站在他自己的立场。比如，任志强是对的，站在他的立场是对的，但却站在了老百姓的对立面；老百姓批评高房价是对的，站在了工农阶层的立场，不过站在了任志强的反面。可以说，现代的中国，是一个新的百家争鸣时代，比起战国时期水平更高。因为我们处于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人口多得多，科学技术和文化水平也比那时候高得多了。争鸣当然是好事，能争起来说明我们的社会进步了。可以想象前两年，很少对问题有如此激烈的争论，我们似乎只能论证中央政策的英明果断。现在，对于住房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指点江山，批评地方政府甚至中央的政策，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还是回到茅老先生这里，他认为仇富是错误的，是危害社会的。有一点可以肯定，茅老先生的观点肯定不是真理，但要说是缪误也不能成立。但是，这种言论可以充分反映茅老先生的立场，就是牢牢地站在富人阶层立场，这是很明显的事情，你自己都不能否定的。

最近几年来，茅老先生写了不少文章，发表了不少观点，包括今天刚刚的发言，我希望直接提一些看法。我对茅老先生的文章应当说大部分都仔细读了，也写了批评的文章，我认为茅老先生提到的大部分理论问题，都是非常肤浅的，根本经不起推敲的。例如，茅老先生刚才说“为穷人说话，最后反而会害了穷人”，就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不符合实际的观点。在旧中国，工会领袖领导工人罢工，最后很多工人包括工会领袖被杀了，我们是不是认为罢工领袖是罪恶的？在我们的现实世界里，确实有不少人打着为穷人说话的幌子，其目的在于搏名、搏利、哗众取宠。这些人表面上为穷人说话，实际上在为自己谋利，说他们最后反倒会害了穷人，倒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就是以偏盖全，拿这些虚伪家伙的所作所为，来堵知识分子为穷人说话的嘴，其用心究竟是什么？我们不能相信，真心为穷人说话的人，最后会害了穷人。

第二个例子，茅老先生认为“最低工资制度不利于穷人”，这是非常浅薄、简化的西方经济学原理。按照你刚才说的西方经济学劳动市场理论，我们都应当感谢山西的黑砖窑主了。因为他们帮助我们的老百姓解决了不少就业。虽然工资是一个负值，但毕竟这些人就业了。我认为，我们需要重新分析“最低工资制度不利于穷人”的结论。如果把最低工资提高了几倍，实际上只是压缩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超额利润，这有什么不好呢？！

第三个例子，茅老先生刚才还说“歌手、歌星的高收入是靠劳动挣来的”，这个观点也是肤浅的，是错误的。当前中国的歌手歌星比其他国家群体庞大得多，相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挣得要多得多。这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外国明星到中国“走穴”，还有那么多的在外国属于“老八路”而在中国被包装成了“学术明星”的人到中国露脸讲学？问题的关键何在呢？关键是我们的工人工资，几乎是忽略不计的。这就导致了在工人创造的社会产品分配当中，剩下的管理费用、企业的盈利、国家的税收占据了GDP绝对的比重，导致歌星靠这些部门拿很高的价钱。歌星挣钱多了，很多学术界的浅薄人士也争相转入这个领域。例如余秋雨、易中天、于丹都非常愿意、得意于做学术娱乐明星。

第四个例子，茅老先生认为我们的社会财富增加，主要是企业家造成的。这是在胡说！在我看来，社会财富是由广大的劳动人民创造的。如果没有群众的劳动，我不知道茅老先生所谓的一些“企业家”整合什么？而且，他们配得上称为“企业家”吗？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提到，资本主义在其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创造了过去所有年代没有创造过的生产力。但是请注意，这是马克思开始批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提出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和前提。所以，把社会财富看成完全是企业家创造的结论，要问问我们的老百姓答应不答应，承认不承认。

第五个例子，刚才茅老先生还说过去没有几乎没有小轿车，现在轿车很多了，还是改革开放好，而过去完全不好。这种观点完全没有历史的观点。放眼历史，我们有没有考虑毛泽东时代到底有没有经济建设的环境？到底能不能安安稳稳搞建设？邓小平时期我们能够放心地搞经济建设，是不是沾了毛泽东时期国际外交胜利的光？而且我们现在的物质生产进步，有没有科技进步的力量？慈禧太后那时候没有手机，现在有手机了，是不是我们的老百姓现在过得比慈禧太后还好呢？是不是也是改革开放功劳呢？

第六个例子，茅老先生刚才说“合理分配没办法定义”。作为一名经济学家，说出这样的话来，怎样让人心服？“合理分配”怎么不能定义？从理论上看，“合理分配”是最容易说清楚的了。茅老先生刚才还希望继续稳定现在的体制三十年，可见在茅老师眼里，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最好贫富分化再搞三十年。

茅老先生的上述发言，没有一个是随便说、随便写的，而是反映茅先生根深蒂固的立场。他批评仇富这个客观的东西，认为它不好，这反映了他的立场。站在我的立场来看，茅老先生的观点是极端错误的；而站在富人的立场，茅老先生的观点又是极端正确的。所以我下面集中分析一下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每一个人都可以对号入坐。

第一的阶层是我们的官员阶层，这是我们最尊贵的阶层。当前我们的富人当中，确实包含不少贵人，所以不能把“仇富”简单归结为财富集中。一些大案要案说明，我们官员很多实际上已经成为巨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法制取代了不少民主形式，过去人民的不少直接民主权利例如游行、集会、“四大”等被取消了，罢工也被完全禁止了。经过三十年的休养生息，现在官员阶层盘根错节日常强大。经过这三十年，只要是官员，想不富都难。当然我们不能一棒子全打死，我们的官员队伍里还有不少真正好的官员，这是我们应该依靠的政治基础。

第二个阶层是富豪阶层。中国富豪可以分很多的类，我把他们分为五类：太子党富豪、草根富豪、外商及其代理人、高科技富豪、明星等。我要特别分析一下中国的明星阶层，这是一个特殊的人群。我们现在真正从事劳动的工人阶层，他们的工资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这样老板、高管人员、明星都可以从中拿得让人想象不到的报酬。明星的主要收入是做广告代言，当然主要是消费品领域市场营销的代言；投资品领域营销主要靠行贿和回扣，这就是中国史营销，中国式管理。我们可以看看周边的韩国，他们的明星远远没有这么高的收入。因为他们的工人有罢工的权利，工人的工资占到GDP的70%，明星还能拿这么高的收入吗？显然不可能！在我们，从名义上看我们的工资大约占了GDP的50%，但真正的劳动工人的工资也许只占GDP的10%，剩下的40%让管理人员拿走了。

第三个阶层是小资产阶层，又称中产阶层，可以说在座的都是了，我们都是既得利益者。但是我们这里又分三类：一类专门为富人说话的，为官员说话，为他们论证的，这属于走狗型的小资产阶级；第二类是极端自私的小资产阶级，他们时刻希望去掉那个“小”字，变成真正的资产阶级。现在股市里的黑嘴多得是，炒房的人多得是，都属于这个类型。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只要我自己赚钱，哪管是不是危害社会；第三种类型是在小资产阶层当中的人，他们的立场是站在工农阶层的利益上的。小资产阶层的三类非常清楚。

第四个阶层是工农阶层，这是一个在经济上破产的阶层，属于最弱势的群体。我就不再详细讲了。

这四大阶层的客观存在，是导致当前中国存在这么大争鸣的根本原因。当前的工农大众已经成了弱势群体。弱势群体的绝大多数没有时间也没有财力上网发表意见，但是他们都有自己的判断，都有自己的立场。即使他们没有什么话语权，但是因为他们人多，他们沉默的声音只发出了一点点，就已经强大到像茅老先生这样一群代表富人利益的老专家，就已经受不了了。可见当前弱势群体呼声多大！我想，如果让他们放开说话，获得有话语权，他的呼声有多大、多响亮呢？

总体来看，今天的这个讨论会很好。茅老先生的不少观点，对于社会风气的影响，是非常恶劣的。这是坏事！但是坏事是可以变成好事的，茅老先生愿意作为大家的靶子，让大家充分展开进行辩论，那是坏事变好事。所以，今天我应该感谢茅老先生提供出这么多的观点，让我们进行评价。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