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界大略可分列为左中右三大阵营，其中左翼主张公平优先，右翼主张自由优先，中间主张秩序优先。三大思想源流都波及朝野，影响着社会各群体的政治态度和未来中国的路向选择。

公平、自由、秩序这三种价值，相互之间并不必然矛盾，很多时候还相辅相成，冲突发生在对优先性的争夺上。在观念世界，三派主张（左中右分别以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代表）都不难做到逻辑自洽，这说明三种价值都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意义。它们在经验世界的适应性，取决于各种价值元素在具体环境下的稀缺程度。经济学有个“木桶原理”，很好地解释了这种情况：一只木桶能够盛多少水，不是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所以，增加木桶容量的最好办法，是加长最短的那块木板。可见，在一个公平（秩序、自由）相对最稀缺的社会，左翼（中间、右翼）的主张是最有益的，因为它能够以最小的付出，最大程度地保障和增进全社会的福利。

以此衡量，就不难明白30多年前为什么会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今天又为什么会“向左转”。自1949年建国以来，除建国初期、文革前期等特殊时期外，秩序在中国从来就不是个问题，但又并非没有问题。“不是问题”是因为大多数时候中国都保持了稳定，秩序并不稀缺；“存在问题”是因为这种秩序始终要承受外部的压力，经常有被颠覆的危险。因此，秩序在中国大多数时候都不是首要和紧迫的价值，但又始终不能松懈。

价值冲突主要在左右之间展开。30多年前的中国，公平相对充裕，自由极度匮乏。社会被简化为公务员、知识分子、工人、农民等几个阶层，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不大。如果计算吉尼系数，那时的中国或许是全球最低。但是，政府全面控制了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个人生活，每个人被要求只能做“一颗螺丝钉”，听从伟大领袖的安排。按照左翼所擅长的辩证法理论，这种极左的现状必然催生右的增长。“天下苦左久矣”，这是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的现实土壤，所以赢得了当时绝大多数人的赞成和拥护。

中国这30多年的历史过程，其间虽略有波折和反复，但整体而言是一个“自由不断增进，公平不断减退”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执政党以实用主义的手法，混合了左中右三种思想资源：摆在神龛上的仍然是“左”（社会主义），口中讲的、手上做的是“右”（改革开放），脚下牢牢踩着的是“中”（稳定压倒一切）。时至今日，除政治领域外，中国人在经济、文化、社会、个人生活和对外交往等方面，已经享有此前难以想象的自由。虽然在一些方面比之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差距，但在东方国家尤其是后发展国家中，已经表现不俗。美国国际科学杂志今年5月22日公布了一项关于社会宽容指数的全球调查，中国被列入“很宽容”的国家行列，得分高于日本，而民主制的印度却排名倒数第三。

与此同时，公平在中国的衰减速度丝毫不亚于甚至快于自由的增进速度。仅仅用了30多年的时间，中国的贫富悬殊程度就超过了美欧发达国家，进入全球分化最快的国家行列，亚洲排名第二。贫富、官民之间的紧张，已成为当下多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根源，甚至开始危及基本秩序。这一状况至今仍有恶化趋势。

只要不是被有色眼镜遮挡住视线，人们就不难发现：除了部分知识分子要求话语权，个别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与自己财富相匹配的政治权力外，自由在今天中国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已经不是迫切的需要；而公平却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稀缺而急需的目标：穷人要公平，富人要公平；城市的知识分子、中产阶级要公平，乡村的农民和进城打工的民工也要公平——除了最强势的特殊利益集团外，公平已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迫切需求，这是解决当下中国问题的钥匙，也是重建社会共识的基础。

在这个自由相对充裕、公平极度匮乏的时代，左翼思潮赢得越来越多的赞成和拥护，乃是一种必然。所谓“毛泽东热”、“红歌热”，都只是随之泛起的符号——虽然当今左翼的主张已与当年毛的做法颇有不同，但迄今为止毛仍然是可以将左翼声音汇聚起来的最有力的政治符号。这种符号可以帮助左翼实现身份的认同，正如右翼通过“美国”这一政治符号实现身份认同一样。当然，再有力的符号也不可能覆盖所有个人，所以左翼中也有人不认同毛，右翼中也有人不认同美。

同理，政府的施政方针在一定程度上“向左转”，由“效率优先”转向“兼顾公平”，这也是一种必然。但是，现阶段的社会政策还只是在增量上作了有限调整，没有触及根本的利益分配格局，而且这种朝向极少数特殊利益集团倾斜的基本格局，还有着变本加厉和加速固化的趋势。

“向左转”虽然是大势所趋，但由于关系到未来的走向，它必然遭到阻挠和反击。毫不意外，反对者主要以右的面目出现，但其中的动机和原因却不一。概言之，反对者主要有三种构成。

其一是经验主义者。他们认为，“左”造成了中国几十年的闭关锁国和自由匮乏，酿成了“文革”悲剧，所以“左”是万恶之源，凡“左”的都是不好的，“左”的东西要不得，中国绝不能退回到“左”。这些人不懂得历史的辩证法，不知道历史本身就是左右交替、螺旋而进的。20世纪初左翼的兴起，就是当时右翼的缺陷和失败的结果；20世纪末左翼的重大挫折，又成全了右翼的全球扩张和进步。世界上没有永恒的对错，此时此地的错不代表彼时彼地也错，更不代表永远错。价值的适应性是因时因地因具体情况而异的，在新的相对偏右的现状下，中国“向左转”不是在倒退，而是在前进，这正如曾经导致了古希腊城邦衰亡的民主制度，在现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成了“好东西”一样。

其二是教条主义者。他们认为“右”的一套代表了普世价值，因此永远正确，放之四海而皆准，不必区分不同价值元素的具体稀缺情况，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遵循右的普世价值总没有错，这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崇高的，不认同这一点则是小人，不是“文革”余孽，就是朝廷鹰犬。这些绝对真理的信徒们，以道德替代理性。他们以为，复杂的世界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只要找到它，就拿到了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这种人往往是名曰“自由主义思想启蒙”实质是“反启蒙”即重新愚昧化的产物，他们的智识程度不高，却往往构成民间舆论的主体。

其三是特殊利益集团中的部分成员。这些人利用权力非法聚集了大量财富，因此他们最怕公平，最怕清算。他们的最大梦想，是实现财富和安全的“软着陆”。特殊利益集团成员的出路只有三条，一是自己手中永远握有足以阻止公平、不惧清算的权力，因此可以无须“着陆”，永远在天上飞。显然，只有极个别人才能保持这种自信，进行这种选择。二是将财产和家人提前转移到国外，自己随时可拔腿就跑。三是中国“变天”，法律秩序推倒重来。在“推倒重来”这一点上，特殊利益集团中的部分成员与普世价值派是一致的。前者当然希望来的是一个能够保障他们的非法财产、甚至能够保护他们继续“腐败”的制度，但这一点只能做不能说。从目标的可操作性出发，他们将理想包装成了与普世价值相似的东西，然后力争在操作中将新制度变成他们所需要的样子。这种做法并非中国人首创，在亚非拉和东欧的“民主化进程”中，都反复上演了类似剧目。今天，在中国，这方面已“浮出水面”的代表人物，秦晓可算其中之一。

在对左翼的狙击中，右翼祭出了诸多法宝，其中最具杀伤力的，当属三大“咒语”。这三大“咒语”就像三面大旗，旗锋所向披靡，常常令许多左翼人士满腹的事实道理却讲不出口，最后乖乖倾倒在“国际主流价值观”的魅力下。

旗帜之一是经济发展。这面旗帜的意思是，历史经验证明，左翼计划经济那一套，不利于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奇迹，是在“向右转”的市场化过程中实现的——确实，至少在全球可统一为同一个经济体系之前，计划经济在效率竞争上长期而言不如市场经济，因为它无法与市场化的外部环境实现有效对接；仅仅在内部进行自我循环，很容易丧失经济的活力，走向僵化。马克思当年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也是以全球一统作为背景的。

但是，今天的左翼并不需要背负计划经济的历史包袱，他们完全可以在承认市场的竞争激励和基础配置的前提下倡导公平。只要市场的基本框架存在，哪怕公平介入了初次分配，市场激励也仍然有效，价格信号也同样会起作用——市场还是市场，只是环境有所不同而已。这样做，当然有可能损及效率，但效率并不是社会的唯一目标；这种做法之能够出台，说明在当时当刻，有些价值比效率对全社会更重要。而且，当前中国经济的效率，已进入必须“以公平调分配，以分配促消费”的关键时期，这是中国所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成败要害所在。做不到这一点，中国的经济效率就维持不长；而且由于不公平所导致的维稳成本的硬性增长，不但将吞噬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且将成为整个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不能承受之重。

旗帜之二是人权。本来，人权是左翼公平价值的题中应有之义，它离左翼比离右翼更近。自由只是人权的内涵之一，公平却是人权的基本准绳。但是，在经验世界中，没有绝对、抽象的人权，人权总是相对的、具体的。每项人权的实现，都需要消耗一定的物质基础和客观条件，所以人权在具体国家能够做到哪一步，受制于该国的人口资源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也受制于其他一些特殊情势。美国在9.11后，就放低了国内的人权标准。而发达国家的人权水平之所以普遍优越于不发达国家，是因为前者有着更好的实现条件。所以，在人权问题上不存在统一标准。人口资源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不一样，对人权的衡量尺度和表现形式也必然不一样。实际上，人口资源状况是一个国家最基础的具体约束条件，其上是经济发展水平。不仅人权，民主、自由、公平等等各项价值的实现，法律、制度、意识形态等等上层建筑，都必须建立在这两种经济和社会的基础结构之上，并且适应这种基础结构，随着基础结构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衡量尺度和表现形式。

在人权问题上，左右都对现状持批评态度。不同的是，由于考虑到具体的实现条件，左翼在涉及人权的许多话题上采取了审慎态度，没有甩开膀子唱高调；而一些右翼有意无意地秉承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战略思路，将人权当作针对中国政府的批判武器乃至是颠覆工具，用西方标准来衡量中国现状，把人权标准描述成一种可以独立于其他条件而存在的绝对之物。这种非理性的论述，在今天中国却能够取到哗众取宠的效果，并且让自己占据道德的制高点。

旗帜之三是民主。在历史上，从启蒙时代到英法革命及之后，民主一直是左翼的旗帜、右翼的梦魇。一直到19世纪中叶，迫于形势的变化，右翼思想体系才开始接纳民主价值，并且逐渐开发出所谓“最不坏”的程序民主游戏。而左翼在20世纪初期得到迅猛发展后，先后成立了苏、中等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在当时的国际格局中始终处于弱势，始终面临被围攻、被颠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对秩序安全的需要压倒了对民主自由的需要，社会主义国家似乎是不约而同、不言而喻地搁置了民主，并且根据自己的需要创造了一套所谓的民主集中制。不但在执政党内部，实际上在国家政权的体系内，也是实行的这种模式，例如人大、政协。民主集中制即使在运行良好的前提下，也只相当于群众路线，或者说类似于古代明君的重视民意，它与民主完全不是一回事。正因为这样，左翼在民主的天枰上历史地处于劣势。

但是，今天的左翼已无须背负历史的包袱，因此也就无须畏惧民主的咒语。他们需要做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寻民主的实现形式，评估民主的实践效果。正是由于这种探索和评估，不少人发现，西方的程序民主至少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是一种好的选择。由于西方民主制的良好运行，必须依托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收入为衡量标准）和社会结构形态（具体说需要中产阶级居主流的社会结构），所以在西方发达国家运行良好的民主制度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普遍淮橘成枳。又由于民主化的转型过程十分复杂，将之导向良性很难，使之趋于恶性却极易，因此很多转型国家都掉入伪民主的陷阱，政权和民主程序实际上被少数权贵操纵，公共财富和权力被快速、反复地纳入私人囊中。

所以，尽管现状并不如人意，别人甩卖出来的东西也未必就比现状好。“更好的中国”如何才能实现，没有简单、现成的答案，需要中国人自己现在寻找。仅仅亚非拉那种质量的民主，不是中国人真正所要的产品，也与贩卖者的产品广告不相符。对于那些拍着胸脯信誓旦旦保证能够将中国的民主化导向良性的人，人们应该追问他们一句：当初你们不也保证市场化会是好的吗？为什么搞成了原始资本主义加权贵资本主义？在特殊利益集团日益强大、强弱力量对比更加悬殊的今天，你们有什么办法阻止权贵集团主导转型进程？历史不会发点球，所有球员都已在自己的位置上，你怎么让大家都停下来静静等着你把球带入球门？更何况吹黑哨的裁判还站在最强势的球员一边，他们并不希望看到球进入你所公开标志的门框——他们有自己的球门，虽然那个门上也写着“民主”。

无论从制度设计还是实践效果而言，民主并不必然导向好的治理，它的真正作用是，为社会冲突提供一种和平解决的机制。在非民主的制度下，统治者必须“干得好”才有理由呆在台上，所以他们必须时刻论证自己“干得好”。一旦这种论证无法完成，就说明改朝换代已为期不远，而这一过程往往伴随血流漂杵。在民主制度下，哪怕统治者干得再坏，他也可以毫无愧色地站在台上，理由很简单：“这都是你们要我干的，大不了换人好了”。在此过程中，社会元气不会大伤，主要的上层建筑能够保持、延续，不需要推倒重来。显然，这种机制也是社会矛盾趋于激化的当下中国所需要的。但是，最近中东、北非的事变告诉人们，由权贵所把握的“坏的民主”，并不能起到和平解决冲突的作用，社会矛盾和政权更替仍然需要用流血来解决。如果是这样，在中国的民主转型不能保证导向“好的民主”之时，转型的意义何在呢？

中国的特殊性还在于：一，时至今日，中国的现行秩序还能够提供治理有效性的基本论证，并且在经济上还表现了特殊的效率，这种效率与现行秩序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纵然民主化从长期而言是必须的，也有个时机选择的问题。在现行秩序的效率尚存时，急急忙忙地转向一种短期内没有效率，甚至是混乱的秩序，这无疑是损害全社会的福利。为了可能到来的激烈冲突而提前准备一种和平解决的制度框架，有必要付出全社会福利损失的巨大代价吗？得失之间应该如何权衡？等一等再转又何妨呢？这些问题，都值得今天的中国人认真思考。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民主转型都经历了动荡、混乱甚至是崩溃和战乱，国家的规模越大，社会矛盾越尖锐、经济发展水平越低，转型的危险越大，后果也越严重。在中国的国情现状下，如何避免转型的风险？如果避免不了，后果是不是今天的中国人可以承受？在风险概率很大的情况下，转型的收益与损失，又须在新的基础上进行权衡。正因为以上诸多原因，中国的民主化道路不宜照搬西方，不宜急急而进，而是必须重新探寻适合自己的实现形式与转型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