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民主观念深入人心，支持民主的人总比反对的多。民主既代表着政治制度，也意味着政治权利，因此对民主的理解也与个人处境及其权利要求密切相关。在不同人的心中，有着不同的民主。
就中国大陆而言，对民主的理解千差万别，其中最具代表性与行动能力的主要有两种，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权利要求，两个对民主需求最迫切的群体。
其一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即那些对现状强烈不满、对未来不抱多少希望的人，主体是贫困农民，包括农民工；以及城乡失业人员，尤其是即将进入社会、或刚刚进入社会的青年学生。这些人或生存状况恶劣，谋生艰难，却要承受着强烈的社会分化对比；或理想与现实差距悬殊，对未来失去信心，对现实满怀怨恨。他们敌视现行秩序，欢迎一切不可预知的社会变动，当然热烈支持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在他们眼中，民主是他们扩张权利、改变命运的机会，是对现存不合理利益格局的颠覆；是一切推倒重来，变等级秩序为“人民当家做主”。这些敌视与绝望阶层的存在及其扩大，是最危险的社会因素。对生活失去期待的人，既可能因绝望而放弃理性，以极端行为报复社会；也可能在某种精神旗帜下获得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冲动。后者是一切执政者最难应付的对手：当为数不少的人“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时，稳定无法预期；如果进一步发展到“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革命难以避免。
第二种民主观发生在“成功人士”群体，即除了现在的政治精英之外的精英群体，包括经济精英、知识精英及有志于民主的未来政治精英。有人类就有社会，有社会就有等级结构，就有精英与大众之别。精英都拥有一定的既得利益，他们的民主诉求不可能是对自己既得利益的放弃，而只可能是进一步追求新的、更多的利益。因此，与前一种民主观不同，这种民主观不是对现状的全面颠覆，而是既有所颠覆，又有所保守；不是追求一种自下而上的平等秩序，而是要通过民主程序来强化某种特定的利益格局。不同类型的精英，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利益格局，因此对“宪政秩序”也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要求。
两种民主观决定了中国变革的不同前景。一旦中国开始民主进程，现在看来因“大方向”一致而相互应和的这两种力量就会发生分化，进而因“争道”而相互竞争。竞争结果取决于许多具体、甚至是偶然的因素，难以预测。如果第一种民主观获得优势，民主目标会不断升级，“继续革命”将无有穷时，其最终结果只能是文革重演，多年的物质与文明的积累毁于一旦，社会陷入无序，历史重入轮回。
如果第二种民主观获得胜利，中国历史确有可能走出轮回，获得另一种新的可能。这种民主制度的建立，并不意味着中国从此走上康庄大道，中国人从此过上幸福生活。事实是，到时候既有可能比今天好，也有可能比今天糟。就制度而言，新制度比之旧制度具有一些优点，但这只意味着为未来提供了一种可能，而非必然。一个社会的政治结构不仅仅包括制度，还有其它内容；影响国家、人民生存状况的也并非只有政治，还包括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在颠覆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过程中，必然会对政治制度以外的因素也造成冲击与破坏，区别只在冲击、破坏的程度大小而已。因此，第二种民主化后的中国是更好还是更糟，取决于对原有各方面积累的破坏与继承的比例，取决于上述三类精英之间的斗争与妥协情况；与第一种民主观及其背后势力的交锋，也必然导致两种力量之间的对立与伤害，因此这种民主的前景还需取决于斗争过后胜利者与失败者的关系，新的掌权者与社会其它阶层的关系，以及国际形势与国外势力的态度、影响。
由此可见，民主化进程既有可能给中国带来机遇，也有可能致中国于动荡的危险；即使出现最好一种可能，完成内部整合也需要相当长时间。但现在的中国正处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战略机遇期”，外部竞争势力（如印度、日本、俄罗斯）也在虎视眈眈，现在并不是适于进行冒险与内部搅拌的有利时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经济发展的“政绩”成了现行秩序的政治合法性背书。
如果在现行秩序下经济发展也不能持续，那么在中国拒绝民主化就失去了一半理由，剩下的另一半理由是避免“民主化导致动乱”的危险，即秩序先于自由。即使只剩下一半理由，预计中国政府也不大可能主动启动民主化改革。现行秩序的稳定性是建立在一种国家与社会强弱悬殊的力量对比基础上的，具有天然的结构刚性。一些温和的、有限的改革主张，例如成立民间工会、农会，扩张言论自由，表面看不会象民主选举那样直接颠覆现行秩序，但它将改变现行秩序赖以维持稳定性的力量对比格局：一旦允许民间集结力量，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谁知道民间力量会不会进而提出更多要求？在力量对比已发生变化的基础上，政府将越来越没有能力压制民间的进一步要求，只能被逼得步步后退。这就是中国政府力求将一切反对的势力与声音“扼杀在萌芽状态”的原因，这也是它不愿意启动哪怕是“温和”政改的原因。这一顾虑不消除，自上而下的主动改良在中国就难以想象，政治进步只能自下而上、自外而内，被形势一步步推着走。
即使在政府的这种高度戒备下，20多年来中国的个人与社会自由仍然获得了长足进步，其变化举世有目共睹；民间社会的力量也有了大幅增长，各种非政府组织、民间联系以不同形式成长。一方面是有些领域的自由增进并不危及政治秩序，政府对之不抱敌意；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的扩张必然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自由的增进与民间社会的发育之势实际上已不可逆转。中国政府不得不在“增进自由影响稳定”与“遏制自由影响经济”之间走钢丝，以求得微妙平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形式的进步才是历史前进的真实脚印，它内生于社会进程本身，与现存的一切都能够共生、互动；它的存在不会被扼杀，它的发展之势不可阻挡。理想化的政治冲动不应该破坏这种脚踏实地的进步过程，不应该中止这种社会的自发演进。
真正理想的社会从来就不会出现在人间，人间所能拥有的只是相对的好与糟，因此，社会改善的正途是点滴进步的积累，大动荡、大手术只是极端情况下的个别。从来就没有开往理想目标的直通车，不管这种理想的标签是自由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理想主义者应该承认现实，学会立足于现状推动朝向理想的进步，而不是企图直接用理想型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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