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工荒”谈起——三侃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今年年初，又一次民工荒出现了。但这次似乎比前几次严重些，很多企业叫苦连天，媒体上也开始出现专家的分析文章。　　

民工荒最早出现在2004年。2004年第三季度，浙江号称用工缺口80万，广东报告说缺工100万。此后在2006年和2007年又一次出现民工荒。这次缺口已经显示出“结构性”缺工，即主要是青工。　　

为什么出现民工荒？民工荒背后有哪些值得思考的地方？　　

专家们用“刘易斯拐点”来说明问题。经济学家刘易斯曾经这样描述发展中国家的一种现象：在农村劳动力处于无限供给情况，非农产业就业工资会偏低。随着非农产业发展，农村富余劳力基本用完时就会出现一个拐点，劳动力价格将上升。中国学者们就套用刘易斯拐点来说明目前的现象。　　

不能说刘易斯对发展中国家这一现象的描述没道理。因为市场经济中供求关系决定价格。但是，分析问题只用供求和价格有些简单化了，社会系统是个很复杂的系统。　　

中国自八十年代末大批农民到沿海打工，到现在二十多年了。这期间中国非农产业经济规模扩大了30倍，比重从75%扩大到近90%。工业化和城市化速度很快了，不比当年四小龙四小虎差。韩国经济起飞是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第一产业就业占全部就业到1972年就下降到45%，与中国2005年的44%很接近。但是，韩国的刘易斯拐点早在60年代末就出现了，整个80年代非农产业工资增长了10倍。中国台湾地区也是如此。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在出现拐点前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已经基本接近。但中国深圳(关内)和东莞的最低工资分别为574元和450元，与10年前基本没差别。直到今天，沿海农民工最低工资也在一千元上下。与韩国和台湾地区涨10倍的速度相比，基本属于正常增长。　　

从市场经济角度说，农民工工资水平是农民对家庭经营收入与外出打工的比较收益所决定的。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是个基本标准，如果外出打工收益低于家庭经营收入，不会有人出去打工。而外出打工收益并不简单就是工资性收入，而是工资性收入扣除打工消费，扣除往来路费最后寄回家的钱。除此之外，外出打工的辛苦程度、居住条件的恶劣、不能孝敬父母和夫妻两地分居等心理因素也对这种选择有关。甚至包括把孩子带出来的子女教育问题。如果不是这样，2004年虽然最低工资500元左右，年收入6000元，比当年的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936元高出一倍，怎么会出现民工荒呢？去年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还只有5132元，打工工资不会低于1万元，还是两倍左右，有什么不满意呢？因此，只一个价格来说明供求过于简单了。　　

但是，由于化肥和两种的使用，由于机耕和机收的专业化出现，大批农民实际处于待业状态，农业劳动生产率已经大幅提高。他们参加不参加家庭农业经营，对家庭经营产出多少作用不大。因此，实际上即使拿回家的工资即使低于家庭人均收入，也能忍受。所以中国农民工工资始终是城镇职工工资的一半左右。　　

韩国、台湾等进入新兴市场国家后十年左右时间就出现刘易斯拐点，也就是一代人的经历。中国从八十年代后期到现在是二十多年才出现刘易斯拐点，等于两代人的经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出现的民工荒是“青工荒”。如果参考贫道前面说的关联因素。青工生活花费大，对艰苦劳动忍受能力低，增加了对工资性收入高的要求。同时，由于2009年国家对农产品收购价格大幅提高，使家庭农业经营收入增长幅度大于往年，也是因素之一。　　

但这会成为拐点吗？会象很多人欢呼的那样，中国劳动者报酬也会每年25%的速度涨了吗？贫道看不出来。　　

实际上，农民工工资问题看起来离我们城里人很远，其实非常近。甚至可以说农民工工资长期过低，是造成城镇职工工资长期维持在低水平，国民收入中劳动者报酬比重长期低迷的直接因素。通钢工人对此就有体会。陈志军威胁通钢工人的办法是什么？就是你们不听话，嫌工资低？好，我招几千农民工！怕不怕？通钢工人知道这招管用，终于害怕了，不得不把陈志军给消灭了。但是，消灭了陈志军还会有刘志军，只要农民工还在那里。每个城镇普通劳动岗位的就业者，背后都有几双农民工的眼睛在盯着。不怕的是白领，但蓝领是怕的。　　

逻辑过程是：农民忍受打工工资的低点很低，而且处于无限供给状态，加上90年代末期数千万国企和城镇集体企业下岗，使非农产业劳动者工资心理底线很低，最终使城镇居民普通劳动岗位的工资上不去。如果不是国有企业在撑着，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会比2007年的39.7%还低（2008年年鉴数字，是各省数字累加算出来的）。今年估计只有37%（全国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郑新立在昨天政协会上回答记者说，2009年这个数降至历史最低。虽然她最后的数字是瞎算的）　　

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现在应该在37%左右，而整个欧元区是48%，日本51%，美国加拿大都是50%以上。韩国46%。也就是说，中国在国民收入分配上出现严重偏差。而这个偏差，主要是农民工工资始终过低带来的。　　

中国劳动者报酬在2007年不足40%，扣除储蓄，加上公共转移支付只有1%的影响力，所以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只有35.4%。西方国家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在50%左右，储蓄率又低，加上政府转移支付影响力高达12-13%，说以他们的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达到60%左右。于是形成中国内需，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严重不足的局面。　　

第一个帖子说，中国经济出现不可持续的主要因素是依赖高速增长的出口的路子走到头了，中国不可能继续扩大出口占全球的比重，即使还有余地，但也存在带动经济每年8%增长的能力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中国走到这么极端化的出口依存度呢？　　

严格来讲，就是农民工工资持续低迷给出的。按理说，劳动报酬与劳动者创造价值是高度相关的。劳动者创造价值越多，工资应该越高。农民工从事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比从事农业不知高出多少倍，但工资只高出一倍。但是在主流们高呼牺牲3千万国企职工，牺牲8亿农民的口号下，在GDP挂帅，上项目是政绩的引导下，所有地方官员都大胆开展了一次“牺牲运动”。牺牲2亿多农民工利益，牺牲土地，牺牲税收（优惠税率），牺牲支出（退税补贴），牺牲环境，，为低价出口创造了条件。其中最关键的，是牺牲了2亿农民工的基本权益。　　

严格来讲，农民工工资性收入提不高，整个非农产业劳动报酬就提不高。劳动报酬提不高，居民消费就提不高，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空间就不足。农民工工资水平几乎是问题的关键。　　

胡锦涛总书记在这次政协会上再次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就是要提高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占经济的比重。居民消费占国民收入比重提高，才能大幅提高真实的内需，才可能有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已经是很明白的道理，简直是苦口婆心给大家说透了。但是，我们看到的是这群“代表”们没有一个领悟这个精神。没有人关心农民工工资水平问题，提的建议要么是解决农民工孩子就业，要么是给农民工市民待遇。甚至很多代表把矛头指向国企发工资过高。看来在宣传胡锦涛总书记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精神方面，宣传部门的任务还任重道远。　　

实际上，农民工工资长期低迷有制度上原因，比如各地政府对欠薪、对血汗工厂不在意，对提高最低工资不敢兴趣有关，但根本原因是农民工忍受的工资底线确实很低。前面已经分析了这方面的逻辑关系。那么，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给农民工市民待遇对扩大内需有作用吗？严格来讲，一点没有。　　

前面讲到，农民工忍受的工资底线受几个因素印象。寄回家钱数是关键指标。我们可以假定一个情况：一对农民夫妇都出去打工，年工资20000元。自己生活消费12000元，因带出的子女只能上高价学校花费5000元，给在家的父母寄回3000元。你让农民工子女上普通学校少花了这5000元，他就可能寄回家8000元。注意，这也提供了这样的空间：假如这个工作没有了，有个岗位工资低2000元，他会做什么选择呢？他会选择干，因为即使这样向家里寄钱还是比以前多3000元。因此，虽然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是件大好事，但不仅不会促进劳动者报酬提高，反而会有压低趋势。给进城农民工城市居民待遇也是一样。财政上多给农民工一些，他们对老板的要求就低一些。因此，这些措施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没什么正面作用，但对改善农民工生活有作用。　　

至于一个个像乌眼鸡一样盯着国企职工工资，那简直是个笑话。前面提到的那个全国政协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郑新立先是说居民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达到了最低点，最后总结为“一些垄断性企业分配体制上不是很透明，人家不是很清楚到底是怎么样分配，所以有人就批评一些国有垄断性企业工资很高”。　　

主流们批评改革前常用的一句话是“共同贫穷”。现在劳动者报酬低了，也就是有点“贫穷”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主流们说，主要是国企职工工资太高了（国企职工平均工资加福利大约是非国企的两倍），而国企之所以工资高，一是不透明，最主要的是他们垄断行业，因此有垄断利润。应该降低国企职工工资，让国企退出垄断行业。　　

你见过这样讲理的吗？总量偏低了，原因是总量中某部分偏高了，解决方法是降低偏高部分。现在的人也真是敢说，关键还真是有人信。记得两会开始前一个调查说，大家关心第一位的不是别的，就是国企工资问题。看来是现在的人看赵本山和范伟的卖拐次数多了，少数人越来越赵本山，多数人越来越范伟。就这种蛮不讲理漏洞百出胡搅蛮缠指鹿为马的信口胡说还真有市场，还真有人信。看来中国人的智力水平出问题了。　　

国企退出垄断行业让私企进，那么铁路、石化、电力、通讯从此就不具备规模特征了吗？全国就可以有180个私人老板办的铁路公司，360个老板办石化、720个老板发电供电、1440个老板开邮电局电信局？国企退出这几个行业，无非是让少数几个资本家垄断这些行业。可他们这些道理媒体上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竟然国资委不出来质疑一下。况且别的不说，现在对中国老板们说国家要从铁路退出了，铁路整个卖了，1万亿，拿钱吧。看看一个个傻脸不！赢利良好的中石化出价1万亿也不多呀。　　

明摆着的出路：大幅提高私企、外企劳动者报酬和福利，使之赶上国企水平。现在城镇中国家和集体单位就业总计7000万，占全部城镇就业28500万的比重为25%。如果非公有制性质单位劳动报酬达到公有单位水平，整个劳动报酬水平将提高75%。也就是达到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的47%左右，基本达到世界正常水平。怎么没见一个代表提这个议案呢？怎么媒体上没见过这样的议论呢？把公有性质单位工资降低到私企外企水平，中国劳动者报酬会降到占GDP的33%，真正实现“共同贫穷”。现在真要这么做吗？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告诉人的秘密？　　

扯远了，接着说农民工工资。　　

那么，农民工工资这么低，是不是以前政府关注不够，以后提高农民工最低工资标准就解决了呢？会好点，但不起决定作用。　　

我们已经入市场经济，包括劳动力在内的所有资源都受供求关系支配。除了黑煤窑黑砖窑，没人强迫农民工就业。是“农民工可忍受工资底线”决定了他们工资的水平。这些道理前面讲了。硬性提高最低工资水平会有改善，但有两点无法解决：一，任务量太大，提高一点不起作用，提高太多企业受不了。二，难执行。当官的朋友是老板，做一次可以，年年做做不下去。　　

贫道看，单纯从就业和分配角度上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只能扩大思路，解决农民在农村的收入问题。　　

简单逻辑是：只要农民在农村经营的收入不断地，大幅度地提高，农民对打工工资可忍受底线就会不断地，大幅度地抬高，从而迫使城镇非农产业的整体工资水平不断地，大幅度的提高，最终形成劳动者报酬不，断地、大幅度地提高，促使居民消费能力不断地、大幅度地提高，最终使经济发展方式从两头在外为主，转变成两头在内为主。而只要剩余在农村的农民收入不能有这样的表现，无论农民工还是进城农民都会以在农村经营收入标准来确定工资可忍受标准，即使城镇化了，也解决不了转变发展方式问题。　　

说到这里，似乎提出了个难题。因为最难的问题，就是三农问题。“三农无解”，几乎已经在很多领导和学者已经默认这个看法。这样看，贫道不是在说胡话吗？　　

三农无解，并不是耸人听闻的说法。至今为止，三农问题是因为任何工业化国家都没有用市场经济手段解决。所谓市场经济手段，就是根据市场信号调节资源配置使经济发展走向均衡，比如说，达到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接近。如果靠政府转移支付，也就是靠政府财政补贴来解决的问题，就不能说是市场规则解决了问题。　　

从道理讲，当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于制造业时，大量资源会向制造业配置，包括资金、劳动力。随着资金和农民向非农产业流动，留在农村了农民人均资源增加而走向集约化，适用机械和其他技术装备的条件改善，因此劳动生产率也会提升。制造业和服务业越来越发达，农业就业比重越来越低，这就是一种看不见的手在自我调整。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恩格尔系数降低，食品支出越生存影响越来越小，食品价格也越来越高，因此农民收入始终有靠经城镇居民收入的动力。这是经济学用市场经济规则说明的农业发展前景。没有什么漏洞。　　

但是我们看到实践情况并非如此。所有把机械、化学、生物、计算机、等高技术和管理、组织模式充分运用到农业经济的发达国家，包括人均耕地面积10-25亩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包括人均耕地面积6亩多的欧洲也包括人均耕地面积0.5亩左右的日韩，没有一个国家不是靠“政府”这个看得见的手而不是看不见的手在配置资源。欧洲农民收入中，来自政府补贴部分高达三分之二。老牌发达国家更多，德国达到60%，法国达到65%，日本也达到60%。60%的收入来自补贴，这比他妈的小岗村还不要脸嘛！等于国家养活了农民他们嘛。数学要是知道了这些数字，一定对资本主义国家不以为然。人均耕地资源非常丰富的美国，按照市场规律利用先进技术把把这条路走到极致，劳均技术装备达到25万美元（比其他行业平均高5倍）[1]，财政补贴户均1.4亿美元，也占农民收入的20%以上。　　

那么，为什么工业化后农村经济无法完全在市场化体系中搞好呢？　　

这是因为农业经济自身的问题。贫道还回到信息论和控制论角度来说这个问题。　　

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有“可能性空间”的制约。鸡蛋能变成鸡子，石头不能变成鸡子，就是这个道理。　　

农业经济问题，核心是劳动生产率问题。因为劳动生产率是最终决定劳动者报酬增长空间的条件。技术进步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但是有一点是现实的，起码目前看不到农业技术进步率高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事例。技术进步经常使工业产品产量翻几番，但很难使农业产量哪怕增长20%。2000年国家科委公布改革开放以来制造业年技术进步率为8.6%，其中电子达到十几，但农业只有1.7%。　　

制造业新产品市场拓展空间要远比农业大，速度也比农业快。农业搞出个具备市场价值的新产品没十几年不行，可汽车换成电动机就叫“新能源汽车”。农业往产业链前面一走叫农用生产资料批发零售业；粮食稍微一发酵要么是醋厂，要么是酒场，都属于工业；各种农产品放到锅里一摆弄那叫饮食业。可制造业发展到哪里都是制造业。洗涤剂勾兑点这叫洗发水，勾兑点那叫洁厕剂。　　

有人会说，反正人均农业资源越多利用技术能力越强。只要继续减少农业人口，总会使农业劳动生产率接近非农产业。但是，人均资源越多，技术装备越先进，价值就越大。美国现在劳均农业装备25万美元，10年折旧，每年就2.5万美元进成本。耕地面积是算数增长，技术装备价值是几何增长，美国基本将这条路到了顶点。况且人不是数字，有些人就喜欢当农民，因此转移成本会很高。　　

农业自制造业出现后劳动生产率提升空间和市场拓展空间劣势十分突出，这是产业本身客观条件决定的，就像石头边不成鸡子。别说美国人，中国人也没办法（本来顺口颠倒着说的）。因此，城市化、集约化、农业技术投入等虽然是降低城乡收入差别的有效手段，但最终会走到“不可持续”终点。　　

那么，中国用什么农业经济发展方式呢？这还是只能从“可能性空间”角度考虑。　　

目前城乡收入差别解决比较好的国家和地区是主要选择了三种发展方式。一类是人均耕地面积达到1-2公顷的澳、加、美、新西兰。这些国家的基本发展方式是庄园经济、集约经营、公司加农户。第二类是人均耕地0.2-0.4公顷欧洲国家，发展方式是庄园经济、行业合作。第三类是日、以、韩、中国台湾，发展方式为土地私有基础上的高度组织化的集体经济。欧洲和日韩方式有些接近。三类方式的共同特点是城市化发展已经很充分，农林牧渔就业比重非常低，都进行了巨额财政补贴。　　

中国能够大致参照那个发展方式呢？　　

首先，中国不可能走美加农村经济发展方式。三个原因。　　

首先，美国农业是“效益农业”，以赚钱为最高目标，单产高低不是核心指标。这是建立在美国人均耕地面积多的基础上的。中国农业是“安全农业”，保证粮食总产5亿吨是硬指标。集约化农业虽然效益好，但比精耕细作单产低。2007年中国主粮小麦单产320公斤，美国小麦单产173公斤，相当于中国的54%。中国要按美国方式种粮食不够吃。　　

其次，2002年（年鉴没有2007数据）中国农林牧渔就业32487万，如果按耕地18.25亿亩，劳均0.37公顷。中国要达到美国农业集约化水平，就只用225万劳动力，转移99.3%的农村劳动力。两亿多农民工出来打工全世界都受不了，再出来3个多亿，全球蓝领都失业才能做到。因此中国无法达到美国集约化程度。别说中国，除了美洲和澳洲人均耕地很多的国家，没有别的国家用美国模式。至今欧洲户均经营耕地都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而日韩不到美国的二十分之一。　　

贫道这种看法在以前帖子中受到质疑：达不到美国劳均耕地水平，那么达到其10%，甚至1%，按美国发展方式行不行。　　

不行。美国是公司加农户发展方式，供应商、农民、加工销售商三个环节各吃各的利润。两家农场，一个1000亩，一个100亩。种同样的东西，可利用的技术装备就差很远，效益就差很多。最主要的是，一个1000亩的农场，只管种地，比如毛利达到10万元，人均3万多元。那么只种地就能过。而一个100亩的农场种同样的东西，毛利就算有1万元，人均只有3000元。必须在其他环节，甚至兼营其他行业才能达到人均3万元。因此就不能用公司加农户方式。所以，欧洲和日韩都不是公司加农户方式。欧洲和日韩包括台湾地区农户收入的80%就来自其他产业。　　

那么，中国能不能学欧洲和日韩农业经济发展方式呢？只能说可以参考，但全部照搬有困难。最主要的困难是中国不可能支付那么高的财政补贴。要让城乡居民收入接近，那么按2009年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5153元，城镇17173元计算。如果农民剩下10%，13300万。农民达到城镇收入水平，财政补贴总计就要1.6万亿，占财政收入的24%。这显然是不可能。关键在于这是个“过程”。现在就必须给农民补贴。那么开始的第一年即使按达到城镇居民收入三分之二水平来考虑，要4.34亿，占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二强。这想都不要想。　　

美国及其盟国之所以能够给出那么高的财政补贴，是因为他们在全球建立的金融、贸易、产业、社会、文化秩序使他们能占有最多的财富。美国一国的农业补贴，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全部农业产值加起来还高。这在现在也是“硬道理”，一时改变不了的。 　　

现在，主流学者都说土地私有化能解决三农问题。贫道不清楚的是，土地私有化能解决农业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空间小于非农产业，能解决农业经济市场拓展空间小于非农产业的问题吗？西方国家土地都是私有的，但没有高达20-60%的收入来自财政补贴，一样解决不了农村经济问题。而土地私有化，中国财政就能拿出几万亿补贴农民了吗？驴唇不对马嘴嘛！　　

那么有人会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说中国农业经济按什么发展方式才行！　　

那贫道就放在四侃上再说，要不就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