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让三亿人“被中产”　　

中国青年报今日采访了中国科学院教授陆学艺，记者和专家一起告诉中国人：中国已经有3亿人成为中产阶级，而且每年以1300多万人的速度在增加。现在蚁居在城乡交界处的蚁族们就是中产阶级的后备军。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因为中产是市场经济的组织者、支撑者，也是消费主力，他们既不像有钱的瞎消费，又不像没钱的消费不起；在政治上，中产的政治观念一般和执政党是一致的，它们要求社会稳定和谐，趋于保守”。和谐社会就在眼前了。　　

贫道之所以把青年报扯进去，是因为采访中记者的发问全部是顺着陆学艺的话来说的，很多地方还是添油加醋，比如：“那这23%的中产阶层，对于中国的社会重建有什么意义？”是两方共同告诉中国人这件事的。　　

按陆教授的看法，中产阶级“主要是按职业来划分的，比如国家管理者、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等。这样一来，教员、医生、护士、记者、编辑都是中产”。　　

陆教授的标准真有意思。如果以职业为标准，情况会是这样：　　

2007年中国“国家管理人者”是1100万，“专业技术人员”（含技术人员、金融机构和房地产业办事人员、教员、医生、护士、记者、编辑等）总计4113万。两者总计5213万，占全部就业人口73740万的7.1%。而1992年，这批人是4565万，占当时全部66152万就业人口的6.9%。也就是说，完全依赖工资的所谓白领比例没什么明显变化。而且这期间国有企业总数已经从数十万下降到几万个。涉及经理人员人数也就几十万人。　　

根据国家工商总局公布，2007年，全国工商登记的私营个体企业总计2584万户，比2000年的2361万户仅仅多出9%。　　

也就是说，九十年代中期符合陆教授标准的职业岗位大约6926万个，2007年7794个，增加了12.5%。扣除这个时期人口增长10%（12亿到13.2亿），基本没什么增长。也就是说，这十几年符合条件的职业岗位基本没什么变化，始终占全部就业人口的10%左右。　　

中国第二产业占GDP早在改革初期就达到45%左右，工业化水平已经很高。因此，所谓现代社会岗位增加速度不可能是爆发性的，不可能出现每年增加1%，也就是13000万个岗位的情况。陆教授的分类方法会很难找到数字支持的。　　

贫道注意到，科学院专家们用数字是很“故意”的。他说“1989年有私营企业主的统计以来，每年平均增加的私营企业主有76万人，他们基本上都是中小企业，绝大多数是中产；每年平均增加100万个个体工商户。摆摊收入微薄的不算，去掉80%，还剩大概20万人”。他根本没注意到，工商登记的私营个体单位确实曾经增长很快，但到90年代后期达到顶峰。2000年到2004年是下降的。2005年后才恢复增长。如果计算近10年，年均连10万都达不到。况且，工商登记是最基本的，就算买个馄饨修个自行车也要有证的。如果确实按陆教授的20%计算，一年也就是2万人。　　

实际上，陆教授主要还是从收入角度在说中产阶级的，后面不断提到房子和车子。先说车子。有辆车子的人起码很像“中产阶级”了。但陆教授毕竟是坐在屋子里研究问题的，不知道2009年销售的1300多万两汽车中，300万辆是货车，只有1033万辆是乘用车，而且其中只有747万辆是小轿车。因此才会说出“我再给你说个数字。2009年卖掉1300万辆汽车，卖给谁了？绝大多数都是中产吧”的让人忍俊的话来。2007年私人轿车保有量为1984万辆，2008年又销售504万辆，加上2009年总计最多在3235万辆。扣除一家拥有两辆以上的（贫道朋友多数一家两辆车），扣除07年来卖掉的，总计大约有2500万户家庭拥有轿车就不错了。也就是涉及6500万左右的人。占城镇人口的12%左右，占全国人口4.8%。　　

千万别说房子。要说买房子，恐怕只能是城市居民10-15%最高收入的人家买得起。目前一般省会城市房价在6000-7000，一套90平米的房子要60万左右。城镇就业人员年均工资性收入25000元左右。现在省会城市大学毕业生工资也大约就这个数，双职工要不间断工作24年，也就是退休时才能买起。水涨船高，超大城市大学毕业生工资高些，但房价则再高一倍。因此，蚁族买房，基本是说着玩的。　　

比较有意思的是，科学院的教授在说服记者时数字用的不多，用了也往往用错（比如汽车），要耍滑头（比如私人单位数）。他最善于用的说理方法是举例子，而且是身边的例子。动辄他研究生如何如何。的按数学的话说，完全是“文科思维”。　　

很多人在谈中产阶级化，都说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在增加，标准无非是职业和收入水平。贫道对此一直不以为然。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为什么中产阶级这个词是上世纪中叶才出来的呢？此前一样很多人有房子，有固定职业，收入也不低（也许没汽车，因为以前没有汽车），但为什么包括西方学者在将人划为等级时没用中产阶级这个词呢？　　

贫道是这样看的：　　

所谓中产阶级，是某种制度安排下的群体，或者说是某种经济社会关系下形成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有两个必要条件：首先，他们职业相对稳定，收入水平比较高，能够过上很体面的生活；其次，这个群体数量要达到总人口的50%以上。这包括两个意思，一个是该国经济社会体制和资源安排能够保障产生50%以上人达到这个水平，一个是只有经济社会和资源条件能实现这个数量的制度才算中产阶级。其中第二个条件是关键，是说明中产阶级性质的。这里“中产阶级”与“中产阶级化”是不能分割的。没有中产阶级“化”的可能就没有中产阶级。一个国家虽然有不少生活水平达到比较富裕标准，但制度上、资源上不足以使大部分人达到这个水平，这些人就不叫中产阶级，本来该叫什么还叫什么就行了。　　

从现在情况看，世界上只有西方国家、产油国和东亚少数国家和地区（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有中产阶级，其余国家即使有不少富裕群（比如90年代中期的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泰国、马来西亚等），但都不能用中产阶级这样一个概念来分析。　　

为什么呢？因为中产阶级化是一种社会形态。这种形态的社会中，国民主体部分可以依靠国家的制度安排就达到相对富足水平，因此阶级矛盾和冲突大幅度降低。由于大部分人的利益与国家基本经济政治制度是一致的，与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集团成为“利益共同体”，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由此形成所谓“自由民主制度”。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化是用以说明上世纪中叶以来西方体系社会形态的词语。　　

中产阶级是这种制度安排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只要一个或者因为国家现存制度，或者因为资源限制，或者因为其他原因造成现有收入稳定，生活富裕的群体数量不可能逐步增加并最终占人口50%以上，阶级之间的经济利益处于博弈状态——一方获取就是另一方损失，贫富分化会加剧，阶级矛盾会逐步尖锐化，阶级对立始终存在。这样的社会中即使有富余阶层，也不能叫“中产阶级”。原因很简单，因为不存在中产阶级“化”。　　

正是上世纪中叶前后，西方主要国家建立并控制了主导世界的资源分配、财富分配的力量，占有并消耗了世界80%的现代资源，用军事、政治力量建立并维护了一套有利于他们的贸易、金融和其他国际经济制度。并且在国内由政府建立了巨量财富再分配制度，这才有了中产阶级化这种现象。　　

如果非要从历史上找到中产阶级化国家，那么只有两个半，古希腊、古罗马算两个，中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算半个。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公民都是中产阶级。雅典6万公民加上他们的家属15万人，生活富裕优雅。因为他们利用他们强大的海军“安排”了整个地中海和黑海沿岸地区的“贸易规则”，并且有10万奴隶，300万人口进贡的殖民地。他们完全可以依靠国家的制度安排就实现富足、体面的生活。而一万多斯巴达人的富裕生活建立在十几倍与自己数量的“黑劳士”的存在。古罗马公民即使没有工作和财产，照样受国家津贴过上体面的生活，能免费看罗马角斗士的表演。因为他们统治了整个地中海和欧洲地区。威尼斯共和国通过雇佣海军长期统治亚得里亚海周围海域，控制了东西方贸易主要通道，接近古希腊的水平。因此算半个。　　

这些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很少有激烈的内部阶级冲突。古希腊和古罗马都是在成国前期发生内部冲突，但都是平民阶层为了取得战利品的分配权。在形成相对完善的分配制度后，除了少数奴隶起义，公民之间再无阶级冲突。主体公民利益与国家一致，形成了早期自由民主制度。　　

巴西、阿根廷一度人均国民收入接近其宗主国——葡萄牙、西班牙，国内相当大的群体收入已经比较高，这些国家当时也在讨论中产阶级化问题。但是，这些国家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紧密，金融和主要产业是西方人控制的，加上国际经济关系是西方国家制定的，因此不存在逐步实现大部分人中产阶级化的问题。部分人生活富裕，大部分人聚集在贫民窟里才是其经济社会的常态。今天，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再也不谈论中产阶级化问题了。同样，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也不再谈论中产阶级化问题了。　　

中产阶级化是一种制度安排。一部分国家的中产阶级化是建立在大多数家不可能中产阶级化的基础上的。雅典人中产阶级化，色雷斯人就没了这个机会；罗马人中产阶级化，高卢人就没了这机会。今天，占人口20%的西方及其盟国人实现了中产阶级化，其余80%的人就没了这个机会。　　

没了机会的国家，只要采取市场经济，就是贫富分化逐渐加剧。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不管这些国家人均GDP是300美元还是8000美元，吉尼系数都比中产阶级化国家高出一个档次。巴西人均收入达到6000多美元，接近中国的3倍。但收入的61%是20%的人拿走了（中国是52%）。有40%的人分配了总财富的9%！（中国同样的群体分配了12.7%）。　　

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化是市场经济里的概念。只要俯首帖耳的进入市场经济，就得听市场经济的安排。　　

市场经济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2007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不2360美元，吉尼系数已经超过0.47。从统计数据上看，收入差距还在继续扩大，朝着拉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靠近。在现有世界经济秩序安排下，中国按照市场经济原则选择了“两头在外”的发展方式，勒紧裤带，压低农民工工资，70%的制造业产品用以出口，让世界各国超市里80%的商品印着“中国制造” ，而自己的居民只消费了35%的财富。也就是说，2007年中国虽然人均2360美元，而用以自己居民的消费仅仅人均826美元。还没有人均收入1650美元的印度尼西亚人均消费1048美元高。而中国按现有体制根本无法摆脱这种发展方法。　　

这就是为什么说中产阶级化是一种“制度安排”。　　

非市场经济一样实现过中产阶级化，这就是苏联和东欧国家。到80年代，这些国家人均收入接近中等发达国家，但是吉尼系数在0.2左右，分配非常平均。大多数家庭住在宽敞的房子里，有自己的汽车，能够享受疗养。下面是1990年部分国家人均收入水平：　　

中上收入国家：2673美元　　

白俄罗斯：2700美元　　

波黑：2134美元　　

保加利亚：2260美元　　

克罗地亚：4500美元　　

捷克：4849美元　　

斯洛伐克：3340美元　　

爱沙尼亚：3190美元　　

匈牙利：2880美元　　

立陶宛：3400美元　　

波兰：2300美元　　

罗马尼亚：1730美元　　

俄罗斯：3500美元　　

虽然这个时期高收入国家中非经合组织国家达到8798美元，但社会主义国家收入和消费很平均，大多数人的人均收入几乎等于实际收入数，因此公民的主体达到了接近非经合组织国家的水平。　　

实现共同富裕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社会主义国家追求平等。虽然中国和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工业化起点很低，人均收入不高，处在“共同贫穷”状态。但是，按照前30年的发展速度，现在一样会达到人均2000美元以上，由共同贫穷变为“共同富裕”。　　

中产阶级化是中国精英集团忽悠共产党，忽悠政府，忽悠全国人民的重要手段。他们变换各种方法不断公布中国中产阶级化的趋势，告慰党中央和“待富群体”不要着急，事情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甚至蚁族的主体——流落在城市里的农村中专、中学生们，他们的数量远大于大学生——本来最大可能就是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贫民窟里的居民，也被告知要成为中产阶级了。　　

这些话可能海藻会信，但海萍一定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