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是“国有经济比重越高贫富差距越大”吗？　　

早几年，张维迎就说他有个重大发现：凡是国有经济比重高的省份，居民收入差距就大。相反，只要私营经济比重高，居民收入差距就小。看到中央党校的周天勇教授最近在《北京日报》上把张维迎的这些话拿了过来作为解决贫富分化问题的“新思维”。　　

周天勇说：“在国外，越是国有经济比重高和人民群众创业不足的国家和地区，其基尼系数越高，收入分配越不公平；反之，基尼系数越低，收入分配越公平。在国内，越是国有经济比重高和人民群众创业不足的省区，如贵州、甘肃等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基尼系数越高；越是创业活跃和个体民营经济比重大的省区，如浙江、江苏等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小，基尼系数越低。”　　

周天勇与张维迎一样，只说有这样的规律，并没有提供数据。最让人不解的是，周天勇将国有经济比重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做对比，属于“不当类比”。　　

两列数之间有很强的关联关系是可以用数值表示的。一个数列数值越来越大则另一个数列数值越来越大叫正相关，反之叫负相关。同时，数列中越多的数表现同一趋势，相关程度就越高，越能说明这种关系存在。如果一部分数显示正相关，数量差不多的数显示负相关，则相关系数就很低，很难说存在这样的规律。　　

周天勇简单举出贵州、甘肃与浙江、江苏对比。这不是严肃的研究态度。且不说做这样的判断最好把所有省市数据做数列，起码应该列举足够数量的典型大省。更重要的是，要给出具体数据。　　

确实，东部省市城乡收入差距略小于中部（2007年东部为3.17比1，中部为3.22比1，差距为1.5%），明显小于西部（2007年西部为4.01比1，差距为26%）。[1]但周天勇先生把国有经济比重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行对比，属于不当类比。因为农民收入主要来自农村经济。农民收入中的工资性收入与他们所在地域无关，因为跨省打工是普遍现象。而现在整个农村经济中并没有国有经济，只有私营经济。农民收入高与低，主要与当地农村经济发育水平有关，也与全国农民工工资水平有关。国有经济集中在非农产业，并不在农村与农民争市场，争资源。因此，国有经济比重假如对居民收入有影响，也只能表现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上，无法与城乡居民收入关联。　　

　周天勇教授这样类比，要么显示出他不足以驾驭经济现象，要么属于主观故意。　　

由于多数省统计年鉴没挂在网上，下面找到东部的江苏、广东、浙江、福建4个大省，与中西部河南、湖北、四川、新疆4个大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经济比重，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的数据。这几个省都是大省，基本能反映出两者之间关系。选用工业数据是因为各省国的金融、电信、能源、铁路等都是国营，能反映差别的数都集中在工业。同时，这里没用基尼系数，用了最高10%收入与最低10收入的倍数来表示，因为这个数基本能反映基尼系数情况，也是常用方法。　　

前面数字为国企比重，后面为最高10%城镇居民收入为最低10%的倍数。　　

江苏：5.0%、、10.2倍　　

浙江：6.5%、、8.1倍　　

广东：5.1%、、9.2倍　　

福建：8.2%、、6.4倍　　

河南：8.7%、、6.2倍　　

湖北：24.3%、 6.4倍　　

四川：14.7%、 5.2倍　　

新疆：12.9%、 7.0倍　　

算术平均：　　

东 部： 6.2%、、8.5倍　　

中西部：15.2% 、6.2倍　　

数据确实显示东部工业经济中的国有经济比重低于中西部，平均低44%。但数据还显示国有工业比重低的东部，比中西部省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收入差距要大，平均大37%。而且，无论东部四省还是中西部四省中，也表现出国有工业比重越大的省份，居民收入差距越小的趋势。　　

　周天勇　先生说全球经济中，国有经济成分大的国家吉尼系数大。也没有提供数据。这也不是一个严肃学者的治学态度。　　

现在各种统计年鉴都没有各国不同经济成分比重的口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很多例子。　　

首先，分析可以用不同国家数据比较，也可以用一个国家前后数据比较。原社会主义国家在国有经济占主体时吉尼系数大约在0.18-0.25左右，是当时吉尼系数最小的国家。但私有化后，吉尼系数都大幅上升。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目前吉尼系数在0.3-0.4左右。1985年中国国有经济还占绝对主体的时候，基尼系数0.25。现在国有经济不占主体了，吉尼系数达到0.47。俄罗斯在私有化最严重的90年代中期，吉尼系数达到0.5。在普京重新将战略产业国有化后，吉尼系数降低到2006年的0.4。[2]

同样情况在拉美国家也有显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拉美国家开始“国退民进”，吉尼系数迅速上升。巴西达到0.63，墨西哥达到0.55，阿根廷达到0.52。新世纪后，拉美国家开始全面“左转”，又一次掀起国有化浪潮，[3]同时可以看到的结果是，这些国家吉尼系数开始明显下降。巴西下降到0.57，墨西哥下降到0.46，阿根廷下降到0.51。[4]

也就是说，数据显示：国有化比重高则吉尼系数低，国有成分减少，吉尼系数增加。国有成分再增加，吉尼系数就减少。　　

同时，即使都处于发展中阶段，国有经济成分偏大的，吉尼系数也偏小。东欧和苏联解体国家即使现在国有经济成分也大于多数拉美、东亚国家，但前者吉尼系数大致在0.28（捷克、白俄罗斯、乌克兰）到0.35之间。而同样东亚和拉美国家，吉尼系数大致在0.33-0.45之间。[5]

同样例子也可以从发达国家经济数据看到。　　

据80年代中期的统计，国有经济占成分，英国为10％（原来达到20%，撒切尔非国有化结果），法国为18％，联邦德国为11％，而美国则更低，在国有企业中就业的人数仅占全国总就业人口的1．5％。[6]同时，美国吉尼系数在发达国家中最高，达到0.41；英国为0.36，法国为0.33，德国则只有0.28。　　

瑞典国有经济占比重在欧洲国家最高，一度达到50%，被称为“混合经济”。瑞典基尼系数只有0.25。　　

也就是说，无论国内国外，无论静态动态，大量数据都显示出国有经济成分越高，居民收入分配越小的趋势。这才更接近事实。那么，本文是否打算认为这是一个规律呢？是不是国有经济比重与吉尼系数呈高度“负相关”呢？没有。一点没这个意思。因为再多的S是P，也不等于所有S=P。看到几个例子就下结论，不是非主流学者的习惯。 　　

那么，是否因为本文与　周天勇　先生都没能穷举所有事实，因此本文论述同样没什么意义吗？不是！　周天勇　先生说国有经济比重越高吉尼系数就越高，就要求国有经济成分与基尼系数两个数列高度“正”相关。由于本文找到比他还多得多的相反例子，因此，即使不能说国有经济比重与基尼系数两个数列存在高度“负”相关的相关系数，起码能大幅度减低　周天勇　先生等所咬定的相关程度，使其判断完全失去了价值。　　

把国有经济成分与吉尼系数说成正相关关系，是周天勇先生文章的核心论据。没有了这个依据支撑，这篇文章除了提供一个反面教材外，没有任何价值。　　

另外，想提醒一下周先生，国有经济成分越高，吉尼系数越大的“理论”，是张维迎先生早几年就很得意的重大“发现”。周先生全文并没指出这一点。　张维迎　先生的虽然著述不多，但对自己的“创新”还是非常在乎的。就前一段，他还为价格改革时一个提法究竟是谁最早说的，与徐景安在网上争个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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