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会是改革的初衷吧　　

我们都知道，苏联解体和苏共下台并不完全是西方策动的结果，苏联权利机构形成一个所谓官僚为中心的特权阶层并与广大群众形成对立是重要的内在原因。关于这一点，有一个被反复引用的数据很说明问题：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有过一次民意测验，调查苏联共产党代表什么人的利益。结果，被调查者认为代表官员、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3%，而认为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 7%，代表工人的只占 4%，代表全体党员的占 11%。这个调查可以看出权利机构已经异化为一般老百姓的对立面，他们的权利运用被一般老百姓判定为主要为权利组织自己服务。一般认为，苏联这个官僚群体大约60-70万，主要由党和政府官员、一定级别的机关干部、大中型企业领导等。他们与一般工人农民和从事科教文卫等职业的知识分子形成对立。　　

那么，这个所谓“特权阶层”究竟有多少特权呢？估计大家都认为会很高，一定是工资比一般人高很多，享受福利待遇也比一般人高很多，过着一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天壤之别的享乐生活。　　

其实，各种研究苏联形成所谓特权阶层的文章中，都不能举出令人瞠目结舌的例子。无非是三个方面，政治上，“干部委任制和领导职务终身制日趋完善”，经济上，“不断提高干部特权的标准，使之进一步固定化和规范化”，还有就是他们的“子女，凭借父辈的特权地位，能够轻易地进入最好的大学，毕业后再进入最优越的部门，并很快走上显贵的权力岗位。干部特权还可以成为搞腐败的护身符”等。　　

特权阶层收入和福利是否比一般人高出很多呢？并不是想象的那样多。在斯大林时期，最高和最低工资差别有十几倍，但50年代后期开始大幅度提高一般人工资，工资差别逐渐缩小到两位数以下，比改革前中国的差别还小。到70年代，苏共领导人，从安德罗波夫到戈尔巴乔夫，月工资是800卢布，而全国普通职工月平均工资约200卢布。五十年代中期，一个大厂厂长的基本工资，一般比工人最低工资高10多倍，而50年代已缩小到4倍左右，中小企业的这种差距还要小得多。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明显接近，1985年，工业部门中工人和技术人员平均工资之比为100∶110；农业为100∶135；建筑业则倒过来，为100∶98。可以看出的确全国各个工种之间、在各种领域工作的人之间工资差别不大。一线劳动者工资收入并不比特权阶层少多少，知识分子和工人差别更小。　　

福利待遇差别也很小。国有单位（党、政府、事业单位、企业）是按照一种退休金制度和福利制度体系，并没有专门给公务员和党团系统以特殊待遇。到勃列日涅夫时代，从1966年2月1日起，在集体农庄推行“有保障的劳动报酬制”，即由国家担保为庄员按月预支劳动报酬，年终再结算；还在农庄中推行了退休金、残废优抚金、丧失赡养人优抚金等各种社会保障制度。这样农民也和城市职工一样享受免费教育、公费医疗等福利待遇。到1985年，每个庄员从公共经济中获得的收入平均每月为222卢布，其中平均工资为153卢布，从社会消费基金获得的补贴和优惠为69卢布，占工资的45％，此项比重已超过城市职工。也就是说，在苏联解体前，全体苏联人民已经在一个相同工资和福利制度下生活，而且差别很小。记得以前看过一个资料说，当时苏联的基尼系数小到0.18，比中产阶级化和福利水平最好时期的北欧国家还低（0.2以上），大概是人类历史有阶级以来的最低记录。　　

所有官僚特权化的事实，就是高级官员配备的车辆、住房、休假标准高于一般职工，比较多和好的休假条件。但一般职工也在享受休假制度，黑海边职工疗养院总规模要远大于官员可享受的部分。至于单独描写苏联最高领导人享受的待遇，也就是允许接受外国赠送的礼品，有别墅等。很难让今天的中国人感觉出有什么不可原谅的“特殊化”。至于子女因父母权利得到更好的教育并因此“容易”有好出路，现在看来简直是天经地义，与特权根本没关系。由于所谓特权阶层总计不过60多万，占苏联人口0.23%，加上家属无非1.15%，因此对社会贫富差别化数字影响很低。　　

说实话，在现在人的眼里，无论拿改革前或者文革前的标准，还是改革后的标准，你都很难用让人信服的事实来说清楚什么叫“苏联时期的特权阶层”。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苏联的砰然解体，苏共的轰然倒台与权利体系异化为一种自我服务系统，一切先从权利群体利益考虑是有非常大关系的。开始提到的那个调查数据在清楚的说明，在当时苏联人眼里，这就是个为自己服务而不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机构了。　　

贫道已经不好意思拿特权化的苏联标准与今天中国干部标准来比了。今天一个国企领导动辄年薪上百万，上千万的也有。即使前些天提出要对金融高管工资封顶，标准还是280万。而目前二产业劳动者主体——农民工的工资不过一万多元，三产业农民工工资不过六七千元。差别达到数百倍甚至上万倍（马明哲与一个饭店营业员比），恐怕是世界第一了。因此，贫道不谈这些，甚至认为这都是结果而不是原因，不说明问题。能说明问题的是“权利机构自我服务的制度化倾向”。贫道估计，当时苏联老百姓也是从这个角度来批判异化的党和政府的。　　

所谓“权利机构自我服务制度化倾向”，是指权利组织利用权利不断扩大组织内部人的各种权利和待遇资源占有，并不断用硬的制度（规定）和软的制度（无法逆转）来稳定这种占有，逐步拉开与组织外群体差别的趋势。　　

不幸的是，我们可以看到改革以来，这种把资源逐渐围绕权利组织集中的趋势在明显的，一步步的发生。简单叙述是这样：　　

90年代中期，围绕国家权利获得有别于其他群体的“国有单位”职工大约12000万人，占人口10%。加上家属约占人口的30%。从这时开始原来享受“国有”待遇的国有企业群体人数大幅度降低。到2007年减少4600万以上，而这期间全部国有单位职工人数减少总计还不到4000万（金融和行政事业单位增加）。国有企业职工总数从7000万到2400万，从占国有单位职工63%降低到33%。也就是说，享受国家权利支持的工资福利群体逐渐集中到党政机关和少数垄断型国企（银行、房地产、铁路、电力、石化等）中。也就是围绕权利组织为中心的一个大约5300万人的群体，占人口比例减小到4%，缩小一倍多。而且这个趋势似乎还在加强，这主要是国有企业在逐步缩小。　　

这同时，由于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平均工资提高幅度大，尤其是退休金制度本来就与企业有差距，形成行政事业单位月退休金平均要比企业高出3倍。这使中国的行政事业单位在福利上与国有企业职工形成制度上的差别。于是这个群体继续缩小到4300万人左右。占人口比例缩小3.3%，加上家属大约10%。　　

今年开始的事业单位退休制度改革，让事业单位3000多万职工向企业靠拢，这将使享受原来国有单位福利待遇的群体只剩下党政机关部分。这个部分大约在1200万人左右。占人口0.9%。如果扣除非共产党社团部分（因为不属于权利组织），大约有900万人，占人口0.7%。加上家属大约占2.1%。　　

也就是说，通过几次改革，90年代中期围绕权利组织提供的福利待遇群体加上家属从占人口的30%先是降低到10%，再进一步降低到2%左右。依赖权利获得的福利待遇越来越向政治权利组织中心靠拢。估计再进行一次改革，就把其他群体“择”干净了。　　

这显然是一个权利组织自我服务制度化过程，发展程度要远高于苏联解体前水平，而且与一个社会经济私有化过程同步发生的，腐败面和程度更远远大于解体前的苏联。说难听点是修正主义加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加修正主义是很厉害的。苏联解体后，没几年基尼系数就扩大到0.45（现在降低到0.38）。中国80年代中期基尼系数大约是0.23，现在0.5了（还在逐年提高）。　　

有人会觉得，虽然现在老百姓对党和政府有意见，但似乎还没有达到苏联解体前的水平，这是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普通老百姓与权利中心之间隔着一个数量巨大的资产阶级和通过灰色收入发财的知识阶层，主要是老板们，而解体前的苏联虽然也有投机倒把的人，但是他们没有生产资料，数量也不太大。不过，资本主义加修正主义是很厉害的。苏联解体后，没几年基尼系数就扩大到0.45（现在降低到0.38）。中国80年代中期基尼系数大约是0.23，现在0.5了（还在逐年提高）。　　

这不会是改革的初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