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祖宗”的确“不足法”：有感于“祖宗不足法”

云淡水暖

王安石的名字，初始印象记得是来自小时候听过的“评法批儒”运动，王安石作为锐意改革的“法家”，正面人物，被热捧，对立面是保守的“儒家”，当时对那些长篇大论、引经据典也搞不大懂。当然，那是极具当时政治色彩的一个特例，“不足恤”。最近又热听起王安石的名字，定性还是正面人物，还是锐意改革，并且以王安石的三句名概括之：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据说此称“三不足”论，从字面上理解，表达的是一种决心。

“不足”，有人说是“不一定”的意思。“祖宗”是有时间范畴的，究竟那些“祖宗”，或者说哪些历史时段的“祖宗”可以“不足法”，草民以为，值得探讨。比如，邓小平同志被誉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那就算是这个“新时期”的“祖宗”了吧，一直有一句口号，“坚持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那么邓小平理论当中讲的“四项基本原则”、“公有制为主体”、“防止两极分化”、“共同富裕”等还是要“法”的，而且，追根溯源，这些基本思想来自更远的“祖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一种“法”。

然而，确实有“不足法”的“祖宗”，岂但是“不足”，还应该上升一个级别——“不能”。

新华社报道，3月13日，哈尔滨市警方在调查一起民工坠楼事件中，在呼兰区成功破获一特大奴工案，捣毁了一个有组织地抓智障人员、组织外出干苦力、从中榨取钱财的黑团伙，解救了囚禁数月的33名民工。从“奴工”一词，草民想起了另外一个名词“包身工”，

包身工的来历，是很有些年头了，算来也是工人被残酷剥削、压榨、奴役的“祖宗”级的事物了，夏衍先生的报告文学《包身工》，写成于1935年，新中国被选入中小学教材，据说现在被删除了，因为年代久远，不符合时代需要了。夏衍先生解放后写了一篇《从包身工引起的回忆》，登载在1959年的《中国工人》上。

夏衍老先生写道“在20世纪的帝国主义经营的工厂里，原来还公然保存着奴隶制度。”、“为了压迫和榨取这成千上万的孤苦无告的包身工，日本帝国主义者、工部局、带工头、老板、帮口头子、国民党特务，以至当地的地痞流氓，完全结成一条统一战线。在这个地方既没有所谓国家主权、政府法律，更谈不上生活保障和人身自由。解放之后，在镇反运动的一次诉苦大会上，我听到过一个老年的纱厂女工说：‘你们说，我们给资本家作牛马，其实呀，连牛马也不如，我们是苍蝇、蚊子一样的虫豸。东洋老板和带工头打死一个工人，好像在地上踏死一个蚂蚁一样，一点也不算稀奇。’”

夏衍老先生还有对比“解放之后，我去看过上海的曹杨新村、控江新村，我也曾去看过工人医院。看到这些，不知别人是什么感觉，我却总会很自然地联系起包身工的生活。包身工的形象，想起来就会使软心肠的人流眼泪。…我在北京参观了一处女工宿舍，看到她们床边有书籍、雪花膏、香水等，我替她们感到了幸福。…在那个悲惨的时代，今天的青年们还没有出世。人吃人的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工人给资本家当牛马、当虫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是我们得记住：要赶走帝国主义，要推翻这个人吃人的社会制度，我们的先人曾付出了无数的生命、血汗和眼泪。幸福，不是无代价可以得来的。为了今天的幸福，为了更幸福的将来，爱党、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中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应该是我们青年一代的责任。”

草民引夏衍老先生的话，是因为此文的“不合时宜”，被剔除在青少年的视野之外了，可能真的成了“古董”了，按照上海前些时候搞的实验版高中历史教科书，青少年们需要了解的是“文明史”，诸如领带是如何产生的啊、子弹头火车啊、摩根大通啊。然而，今年哈尔滨发生的和去年山西乃至于这些年来在各地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令人们又想起了“包身工”这个“祖宗”。

2007年轰动全国，震撼全民的山西黑砖窑事件，有媒体用了这样的标题“山西黑砖窑包身工制造之路解秘”（《广州日报》），不知道记者、编辑为什么就想起了“包身工”，从黑砖窑“包身工”们的悲惨遭遇来看，丝毫不亚于夏衍先生笔下的那种情况，“什么面黄肌瘦、骨瘦如柴这些话，都是不能形容她们的真实情况的。没有病的包身工是很少的，最多的是肺病、脚气病、皮肤病。这些包身工的两只脚已经肿得像碗口一样粗了，还是成天成夜地站在机器旁边工作。”，在山西的黑砖窑，有的奴工已经被热砖严重烫伤了，还要出工干活，有的奴工已经被打手打断了，还要干活，奴工们人人身上都有伤，要么是被打手打伤，要么是被热砖烤伤，夏衍先生描述包身工们长年累月地不洗澡不换衣服，身上发出恶臭，“最初我混在包身工群中观察的时候，最使我受不了的就是那种难闻的臭气。”，黑砖窑的奴工们被发现的时候，“由于一年半没有洗澡理发刷牙，个个身上发出臭味，身上的泥垢能用刀子刮下来”。

如果说上世纪30年代的包身工是残酷盘剥的“祖宗”，那现代包身工就是“法”了“祖宗”的产物，而且，山西包身工并非一时一地的偶发现象，光是被媒体曝光的，草民粗略看看一下，就有2005年中央电视台报道的辽宁“盘锦惊现现代‘包身工’”、《四川日报》报道的“民工遭非人待遇 每天劳动19小时监工带电警棍”、《新京报》报道的“暗访童工：日夜颠倒中劳作 经常挨饿疾病缠身”、“四川民工举报当代包身工 记者展开调查时失踪”、《生活新报》报道的“揭昆明黑心砖厂:老板暴力奴役 工人像畜牲”、《兰州晨报》报道的“农民工的背煤生活：25年目睹数十位同伴死亡”、《新快报》报道的“加班时间超法定极限6倍 当代‘包身工’惊现广州”……无法一一枚举。

在读这些报道的时候，在写这些报道的时候，人们可曾想过夏衍先生在50年前发出的感慨“包身工的形象，想起来就会使软心肠的人流眼泪”，又可曾想过，夏衍先生在50年前的预言“对现在的青年工人来说，大概这些已经是‘历史上的陈迹’了。”，又可曾想过，夏衍先生在50年前的告诫“爱党、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中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应该是我们青年一代的责任。”。

包身工制造者们的沉渣泛起，是对其“祖宗”之“法”的传承，并非什么新鲜玩意儿。新老包身工悲惨命运的惊人的一致，是包身工“祖宗”的完全的复制，是一种规律性的逻辑的延续，在一个以财富占有作为唯一判别标准的群体的内心，借用夏衍先生的话稍微改动一下，既没有所谓道德良知、政府法律，更谈不上生活保障和人身自由，为了金钱，他们可以摒弃人间的一切底线。

这些制造了当代包身工的群体，算不算被某些人士冠以“新阶层”的成员，草民想，应该算，无论其他的“新阶层”们如何不情愿，具有这些特色的人毕竟是已经被夏衍先生说“人吃人的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工人给资本家当牛马、当虫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句话的那时侯不见了踪影的。但反过来说，他们又未必“新”，他们是在效法他们的“祖宗”，他们的规则、手段，夏衍先生在70年前就总结过了，不过是今天的“新”们自然而然地捡起来“法”了。为什么呢，因为这符合社会行为的规律，“新”们要走的那条路，正是“法”了其“祖宗”们的路，不出包身工才不符合规律呢。

所以，有的“祖宗”的确“不足法”，或者说“不能法”，比如包身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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