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拿“整合”忽悠——一个百姓看“开放与经济安全”

云淡水暖

摘要：在欧美经济列强眼里，整合、尤其是核心技术和战略行业的整合，目的是垄断别人。今天跨国公司对中国民族企业的“整合”，构筑着垄断，赢得了厚利；中国无节制引进外资，稳固了“工仔化”，而“市场换技术”至多只是一个美丽的童话。
本来，像“开放”、“经济安全”之类的词儿，其内涵和外延，都不是咱普通百姓一时半会儿能够整明白的，所以咱也不打算费功夫整“明白”，感谢《中国与世界观察》杂志将“学术”沙龙的门缝故意朝咱拉大了一些，也能够闻见其一二。又本来，诸如什么“挤出”、“道格拉斯的生产函数”之类更加“深入”的探讨，咱插不上嘴，也不打算插嘴。但有“学者”的一些话，看了过后总让人觉得如鲠在喉，有说几句的冲动，当然是“外行”的冲动，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说不在行了，就算是瞎说而已。

一、 一些学者的立场

有“学者”说“谈中国的经济安全、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是给我们自己关起门来的13亿人说的，主要是想对国际说的，我们要让他们听懂我们在说什么。……安全问题从来不是经济学的主流，学经济学压根就不想安全问题。看看我们宏观界、微观界等等有哪个是谈安全的，……其实，我们学者就是学者，学者就是贡献知识。所以，风险不等于安全。要想让西方国际社会明白什么是经济安全，就要说经济安全就是指经济增长和国家安全的相互关联性。”按“我们学者”的意思：第一，谈中国的经济安全，“主要”是说给洋人（特别指明是西方发达国家）听的，而13亿中国人听了似乎意思不大；第二，学者应该是压根就不想什么“安全”的，学者要做的就是“贡献知识”。笔者不知道作为中国的“学者”是否应该首先“主要”让中国人听懂他的“说”，也不知道如果无法判别一个“学者”的知识是有利还是不利于国家无论哪一方面的安全的时候，这样的知识“贡献”出来何用。
如果说“开放”只是少数学者与西方发达世界对话的平台，那岂不是成了学者们耕耘的“自留地”。问题是“开放”所带来的一切后果与代价，还是要由13亿中国人共同承担的。事实也证明了并且继续证明，占13亿人绝大多数的最底层的劳动群体付出了代价、忍受了“阵痛”，而“主流”学者们其实并没有真正的置身于其中。也许，中国的绝大多数底层人群并不会明白什么叫做“经济安全”，但一旦有什么“风暴”、“萧条”之类的动荡，最先受到冲击的，必定是这些绝大多数的人们。对他来说，“经济安全”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三餐饭菜、冷暖被服、病痛药费、子女学费，等等。但是，“学者”们却冷冷地说，“安全问题从来不是经济学的主流，学经济学压根就不想安全。”学者的“贡献”，如果定位于洋人是否“听懂”了他们的语言而不是13亿中国人是否得益，这是本末倒置。
知识没有国界，而学者却有祖国，学者所“贡献”的知识，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是否能够为中国最大的劳动群体带来最大的利益，是检验学者的立场与良知的标准。如果大谈什么让西方人“听得懂”，膜拜于什么“密”、什么“尔”的理论圣坛之下，言必称“希腊”，自称什么“纯粹”的学术，这实际是一种学术的国情虚无化，也实际上在许多方面曲解了中国经济的内在矛盾和解决之道。记得中国加入WTO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在一次回答记者关于中国是否在农业问题上让步太多的问题时，激动得哽咽不已，说是“不可能出卖祖国农民兄弟的利益……”，起码在那个时刻，龙先生记得了那些在田地里辛苦劳作的农民大众们，本能地想多争取一些利益。

二、 跨国资本不是“散财童子”

有“学者”欢呼：“根据我们调查的情况，我们认为中国目前是有史以来，起码是从1840年算起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国家的经济安全度最高的时期。”为什么呢，其要点有：现在还没有一个行业真正被外资企业垄断，外资企业是中国企业一个重要的方面军，国有、民营和外资企业合作竞争最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最后的点睛之笔：“改革开放27年来，当跨国公司把中国纳入其全球经营网络时，我们事实上也把跨国公司的资源整合到中国经济体系中了。整合和反整合恰恰是全球化时代经济竞争的一个特点。因此，我们应当把被动挨打的弱者心态转变为自信自强的强者心态，更加主动更加积极地吸纳和整合全球资源为我们所用。”这样的说法很有“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有点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精神的“传承”。什么叫做“事实上也把跨国公司的资源整合到中国经济体系中了”？问题在于谁对这个“跨国的资源”说了算，谁是这个“资源”的主人，谁在这个“资源”中获取了最大化的利益？显然不是13亿中国人中的大多数。
据“开放与经济安全座谈会”发言中提到的数据，“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将近一万亿美元，并正以每年两千亿美元的速度在激增……一是因为有出口顺差，就是经常账户顺差，合到现在约两三千亿美元；还有一个就是大量的外商投资，约占外汇储备总量的2/3。”这么多“蜂拥而至”的外资，绝不是来扮演“散财童子”的善角，俯首帖耳地让你“吸纳和整合全球资源为我们所用”。而“我们应当把被动挨打的弱者心态转变为自信自强的强者心态”是需要基本前提的，就是必须具有强者的手段、强者的决心还有高明的策略制约对手。而近些年来，外资如此地蜂拥而至，恰恰是看中了中国大陆各地方政府和某些部门、高官、学者们对外资的“求资若渴”——各种各样的柔软身段，甚至是谄媚有加，许愿优惠。
据《中国产经新闻》报道，引进外资作为一种国家战略，迄今受到毫无节制的鼓励。苏州是外商直接投资（FDI）最为成功的榜样，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很少有人提及。各地方政府的“割肉比赛”也达到了惨烈的程度。据江苏省政府的一份内部资料披露，苏州的土地开发成本为每亩0万元，但为了引进外资，却将地价压至每亩15万元。“最为成功的榜样”就是把属于不再生的土地资源，以如此低廉的价格卖给外资，以至于记者用“惨烈”来表达其痛苦。而这其中的开发成本的巨额亏空，最终还得由国家和百姓来承受。不知道这样的“更加积极地吸纳和整合全球资源为我们所用”体现了什么样的“自信自强的强者心态”？
说白了，外资是来赚钱的，而且是来赚大钱的。赚谁的大钱呢，当然是赚中国人、准确地说是赚中国底层劳动群体廉价劳动力的大钱，还赚中国内地消费者的大钱。前不久在Adidas的一个专卖店听一个妇女抱怨，说是同样的一件T恤，在马来西亚的价格比在中国内地便宜100多元，中国底层劳动者每天十几个小时的辛勤劳作，中国消费者付出的高昂代价，为跨国资本带去了滚滚利润。还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正是拜“跨国公司把中国纳入其全球经营网络”之功劳，美国人民、欧洲人民、西方发达世界的人民过上了前所未有的好生活。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毛衫，从2004年的平均价格7美元多下降到2005年的3美元，最低的已卖到了0.8美金。就是说，2005年，美国人只需要出24元左右人民币的代价，就可以穿上一件中国产的毛衫。在这样的态势下，怎么体现“整合和反整合恰恰是全球化时代经济竞争的一个特点”呢？

三、 “整合”还是垄断

更为令笔者惊讶的是商务部专家的关于“现在还没有一个行业真正被外资企业垄断，外资企业是中国企业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军”的说辞，是不是太自以为是了。据《新闻晨报》的一则报道，工商总局历时近一年，调查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限制竞争行为，完成了《在华跨国公司限制竞争行为表现及对策》报告。该报告显示，一些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逐渐显现垄断态势，许多国内企业遭到蚕食。跨国公司凭借其雄厚的资本，通过企业横向并购、品牌控制等方式迅速扩大规模和实力，在中国取得市场优势甚至是独占的地位。报告指出；截至2003年底，全球50家最大的零售企业已有40多家在中国“抢滩”登陆，外资对国内大型超市的控制面高达80%以上；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利用强大的资本优势，在大陆设立20多家生产基地，可口可乐饮料、浓缩液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已经达到70%，具有显性的垄断地位。这样的“整合”，谁是赢家，已经一目了然。
当然，有学者会说，自由竞争，适者生存，不如完善自身以“勇敢者”的姿态迎接“挑战”。但这恐怕只是书生的梦呓，因为从客观上讲，只有少数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借早年的强盗行为完成了其原始积累，进入了所谓的“全球化”理念时代，现在的“比赛规则”、“起跑线”都是它们已经发达的基点上建立起来的，在这个框架内，孰优孰劣，已经先天地成为定势。因此，按发达国家的思维框架参与“整合”，哪容你轻易获得什么“双赢”。现在的“整合”，无非是为发达国家的更加“老板化”、发展中国家更加“工仔化”来一个更加稳固的定位。以金融这一事关国家经济运作命脉的行业为例：据《经济参考报》报道，汇丰银行2001年以每股2.49 元人民币的价格入股上海某家银行，获得每年每股0.5元左右的回报，五年就能收回初始投资，并拥有了这家银行8%的股份。据报道，有熟悉西方金融业的人士“善意”地提醒，从国内一些银行引入外资后的公司治理运行结果看，所谓的技术援助，只是搞些有关银行业务的入门培训和扫盲教育而已，从未传授核心管理技术——即使像成本分摊方法这些并非核心的技术。但反之，外资银行已经时刻准备着抢夺中国银行业的地盘，行垄断之实了。据记者报道，外国某银行一位经理私下对他的中国朋友说：现在许多中国大银行都有外国银行或公司入股，并进入董事会，从而极易了解中国银行的机密和各种资金动向、客户资源等，这会让中国非常被动。
相反，如果中国或者其他的国家的资本要“整合”欧美的产业，情景又会如何呢，结果是令人深思的。中海油按照“国际惯例”，出价185亿美元现金，申请收购美国第九大石油公司尤尼科，而美国众议院高票通过两项议案，反对此项收购，结果中国公司退出，由另外一家美国公司得手。更进一步说，非但是中国的公司，其他“盟友”想在美国战略产业立足也近乎天方夜谭。据人民网报道，总部设在阿联酋迪拜的世界港务公司，以68亿美元并购英国铁行轮船集团的全球业务，进而获得美国东部六座最重要商业港口——纽约港、新泽西港、费城港、巴尔的摩港、迈阿密港和新奥尔良港——的货运控制权。令阿拉伯世界小国阿联酋的石油富豪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虽然美国自称“阿联酋是美国的重要盟友”，阿联酋也在针对伊拉克的海湾战争中为美国鞍前马后、提供军事基地，但这回换来的却是美国国会政客和港口所在地方政府一记响亮的耳光，不为别的，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此事闹腾了半个多月，最后以阿联酋黯然退场告终。在欧美经济列强眼里，只有其“整合”别人之理，而无别人“整合”其之理，“整合”的目的是垄断别人，而不是让别人得益，特别是核心技术领域、战略行业领域，更为突出地体现了此项原则。
太多的事例证明，所谓“自由竞争”并不“自由”。列宁早在《国家与革命》中就已指出：自由市场竞争的最终结果，就是市场寡头对市场的垄断。把被别人垄断、控制说成是“事实上也把跨国公司的资源整合到中国经济体系中了”，这样的愿望确实是太良好了一些。但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比如中国出手捍卫国家统一，西方势力横加干涉，出现经济、技术封锁、“制裁”的时刻，不知道这种“整合”有什么不可动摇的基础可言。

四、 “市场换技术”的美妙童话

“学者”还欢呼道：“我们的调查表明，我国轿车行业以市场换技术引进外资的战略是成功的。首先，通过与世界著名汽车跨国公司合资合作，中国制造的汽车已经成功地实现进口替代，甚至开始了出口。”如果拿轿车工业的“整合”说事儿，作为“以市场换技术引进外资的战略是成功的”的范例，恐怕严重缺乏说服力。笔者在街上见到的轿车，绝大多数都打着HONDA、MAZDA、KIA、HUNDAI、CITROEN、BLUEBIRD这样的洋标记，简直是万国汽车博览会，但最能够体现核心竞争力的中国自有品牌在哪里，除去苦苦支撑的一两家民营企业的小品牌外，中国最大的汽车制造企业有哪一家不是沦为国外品牌的装配线了。
“市场换技术引进外资的战略”恐怕最先发端于中国的民航飞机制造业。20世纪80年代中开始，中国民机工业定下了“三步走计划”：第一步是部分是制造和装配麦道80/90系列飞机，由麦道提供技术，从1986年到1994年，上海飞机制造厂完成 了35架飞机的装配任务，其中除5架MD-83返销美国、卖给了环球航空公司外，19架MD-82卖给了北航，11架MD-82卖给了东航，而中国没有半点知识产权，甚至连零件加工权也仅有“水平安定面、襟翼和六个舱门的生产，占机身价值的10%”；第二步是与国外联合研制100座级飞机，约在2005年服役，1996年，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AVIC）与空中客车亚洲公司、新加坡正式签约，准备联合设计和生产100座级飞机AE – 100，中航总、空客亚洲公司和新加坡可以拥有46%、39%、15%的股份，对外公布是在中国生产1000架飞机，由中航总承担51%的制造量，包括生产机翼、机身和总装，2003年供货；第三步是自行设计、制造180座级飞机，2010年实现。然而，就在与波音公司的合作不欢而散的时候，空客也同时变脸：麦道项目一结束，刚签了约的空中客车很快毁约。时至今日，岁月蹉跎，在美国航空巨头麦道与波音公司之间一系列的“并购”中，中国民机制造的“美丽”梦想付诸东流。英国《金融时报》当时评论道：“这对中国萌芽的航空工业是猛然的一击，使她成为重要的飞机制造者的计划遭到怀疑”，没有出现第三步。但在1998年9月初，106座的波音码—717升空首飞，得到50架订货，完全是重新命名的MD—95（MD—90的改进型）。同年9月7日，在英国国际航空展上，空中客车正式宣布投资5亿美元研制自己的107座支线飞机A—318，完全是承诺中与中国合作AE—100的翻版，当时居然已经得到了109架的确定订货。中国在这次“整合”中完全被洋人给卖了——卖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多年以后的今天，从中国商务部长的口中传出了“一亿条牛仔裤换一架大飞机”的“佳话”，广为流传。
以“学者”的视角——“外资企业已经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最积极的企业群体。外资企业引进技术在中国引进技术总额中约占50%，外资企业出口约占中国全部出口的60%，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88%是外资企业实现的。以一批著名跨国公司为龙头，在中国形成了一条又一条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显然，外资企业作为最具活力的企业群体，大大加强了中国企业在全球的竞争实力。如果中国企业群体不包括外资企业，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将在打折扣。换言之，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度会大大下降。”但事物恐怕要看到其两面性，相的观点指出，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三资企业所占的比重逐步加大，可以说是“留下了GDP，带走了美元”。核心技术在人家手里，怎么玩牌，规则不在中国的掌控之中。比如，2005年，国外DVD专利持有人一提出收费，大陆哗啦啦倒下一片DVD“制造厂”。
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就不客气地指出：“有一种说法，叫做以市场换技术，他们认为，只要市场开放了，技术也会随之面来，通过招商引资引进大批技术。可是事实的情况怎么样呢？事实证明这种路子根本就走不通，这种说法有些自欺欺人。”他指出：第一，市场是有限的，一旦让出去了，夺回来十分艰辛；第二，让了市场并不见得会得到技术；第三，让了市场则废掉了自己的技术；第四，让了市场又缺乏核心技术，有可能发展成为依附型国家，最后受制于人。
也许“学者”们会反唇相讥，说咱们百姓“短视”、“不专业”、“非理性”，比如商务部的“学者”就曾经嘲笑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对“市场换技术理论”的批评是在“作秀”，但无论“学者”的理论多么深不可测，理由多么雄辩，做派多么“理性”，咱们百姓却是只看或者说只能看实实在在的东西。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请“学者”们别尽玩“整合”之类的新词儿，还是多用老百姓能够感受到的事实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