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伟博士不必含污血喷到计划经济身上

云淡水暖

这几年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冒出来一个“经济学家”，并且都需要“高调”出场，来一些语不惊死人不休的动静，比如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钟伟博士，此公也不例外，先是在2006年4月对房地产大喊“房产暴利是权钱合谋下对农民的掠夺”（新华网），尔后又在房地产商面前媚态万千，无比深情地说“中国房地产极大增强了国民幸福感”、“如果房价12个月内下跌30％，对政府而言，由此增加的负担相当于建行、中行改制上市的全部花费；对居民而言，大致相当于14％的家庭财产被蒸发、房地产崩盘”，正当人们对其川剧变脸似的戏法瞠目结舌之时，此公在2006年7月博鳌会场上更加放言“我不知道老百姓是谁”，更加“引人注目”起来。

一番倒腾之后，人们有些“记住”了这位说话前言不搭后语的博士，当然，不得不看看其说这些话的背景，在中国金融网上介绍道：1.学术兼职: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际金融研究中心 研究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研究员（注：高尚全伟会长）、天则经济研究所 特约研究员（注：茅于轼为创办人）、中国国际金融学会 理事、2.社会兼职:长城证券股份责任有限公司 特约经济学家、北京安邦信息集团公司 特约经济学家、上海惠普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特约经济学家、中央电视台《中国财经报道》 特约观察员。

如此多的“兼职”背景，不知道哪些是“免费”的，哪些是有报酬的，但可以肯定的是，钟伟博士已经属于“上层”人士、“成功”分子了，于是钟伟博士与其他“市场化”语境下的宠儿们一样，有点不耐烦起来，为什么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天真地以为，他们在教科书上看见的过去年代，是虽然清贫但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年代，是淳朴到没有太多尔虞我诈的年代，是官僚机制僵化却没有荒淫腐败的年代，是物质匮乏精神高尚的年代。借助这则短文，我想说明的是，我们亲历的‘票证时代’，是从物质到精神都赤贫、残忍的血色时代。”（《英才杂志》“钟伟：怀念计划经济是既欠良知又无良心黑色荒诞”）。

不知道钟伟博士是如何得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怀念计划经济”的数据，从而如此痛心疾首，怒不可遏的，以至于含了一口污血喷向其心目中的“从物质到精神都赤贫、残忍的血色时代”。钟伟博士似乎以一种“过来人”的姿态教训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但翻开钟伟博士的简历，“钟伟，1969年生，江苏人”（钟伟个人网站），今年不过37岁而已，按照联合国相关组织的定义，45岁以下为“青年”，钟伟博士怎么就一副“老人”的架势大言不惭“我们亲历的‘票证时代’”。

钟伟博士文笔了得，“让我从衣食住行说起，其背景是相对富足的江南小县城，因此所陈述的不是那个年代最悲惨的片断。”，然后大讲“几乎所有的衣服都有补丁”、“食品长期、极度的匮乏几乎使得人人都面有菜色。城里人的粮食定量根据性别、年龄以及工种而定。在江南，一个成年男子一个月的定额是四两菜油、半斤猪肉以及28斤米面。生活中的一切都需要票证，”云云，在这里，草民帮钟伟博士“加强补充”一下，草民在70年代末上大学，班上的同学中有高干子弟、高级知识分子子弟、带薪上学的工人、军人，大家身上都不时穿着带补丁的衣服，但草民没有觉得是什么“耻辱”，草民的孩子上大学了，草民问他，愿不愿意穿带补丁的衣裤，他摇头，草民说，正是我们那一代人的“补丁”时代，换来了今天的没有“补丁”的时代。

草民认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史，就是一部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历史，儿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路边游客螺丝帽”就是“票证时代”的写照。1949年开始的新中国建设，有没有搞自由市场经济得以大发展的本钱，有没有这样的外部环境，答案是明摆着的，如果搞小农经济、官僚资本主义、买办资本主义能够发展、能够形成中国独立自主的、完整的民族工业体系和科学技术体系，最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安居乐业，那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动力在哪里？

而建设一个具有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代价，以新中国建立时的极为薄弱的基础和极为低下的生产力，全体人民群众就要同心同德，换难与共地付出代价，这个代价是沉重的，就是压抑消费，提高积累，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此，在投资中必须优先集中在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然后才考虑农业和轻工业；在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必须保证提高积累率来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然后才能适当考虑提高人民生活的消费需要。这个原则既是中国工业落后的国情所决定的，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工业化的共同道路。这也就是所谓“票证时代”的由来，所谓的“经济学家”钟伟博士能否在50年后“论证”出一条“更好”的道路，草民看不出来。

新中国还有一个紧迫的任务，就是必须独立自主地保证自身的国家安全，而二战后长达数十年的“冷战”，超级大国的威胁是现实的存在，60年代前期，美国对中国进行“半月”形封锁，1961年至1968年在台湾海峡先后举行了以入侵中国大陆为目标的三次核战争演习，而且在越南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直接威胁中国安全。当时的苏联也陈兵百万，把核导弹瞄准中国。1964年和1969年，美国和苏联都曾向中国发出使用核打击的战争威胁。迫使新中国不得不将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的重工业、核工业、军事工业等方面，钱从哪里来，“人民的国家人民建”，自然也要全体人民群众勒紧裤带。这也是“票证时代”的由来。

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取得后来的巨大成就的前期物质基础、国际环境基础是什么，钟伟博士们却避而不谈，仿佛是80年代中期（钟伟博士的划分）以后从“天上”降下来的“散财童子”、“送钱观音”恩赐的一样，这不是“继承和发展”，而是割裂。如果不带偏见地看，正是“票证时代”的艰苦积累，搭起了改革开放的物质框架，中央电视台的《见证》栏目播送过一个关于成昆铁路的片子《过山车》，其中说到，从1964年到1980年，这16年中间，我们国家投入了2052亿资金，在我们的中西部地区，一共包括13个省和区，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它的建设的重点项目，主要是在工业，国防，科技，在这些方面有铁路，公路，工业基地，大专院校，研究单位，一共建成了大中型企业事业单位1100多个，我们今天把这个事叫做三线建设，试想，当时的2052亿资金，要多少人省吃俭用节约出来。

六盘水煤炭基地、攀枝花钢铁基地、第一航空工业集团等，就是这些建设的成果，攀枝花钢铁基地生产的重型铁轨，供应了中国绝大多数的铁道线，六盘水煤炭基地供应了攀枝花钢铁基地的燃料，还是今日“西电东送”的原料基地，第一航空工业集团的歼10战斗机，第一航空工业集团下属贵航集团的今年珠海航空展上表演的“山鹰”高级教练机，难道不是“票证时代”的延续。

钟伟博士大谈什么“良知”，耸人听闻地讲什么“血色”，那草民提醒钟伟博士注意一种现实的“血色”“珠三角企业现在每年发生断指事故个案至少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只。有报告显示，从1994年到2001年，深圳每年工伤致残的劳工人数不下1万人”，过若干年之后，如果有人说在这个私营资本原始积累的时代是“血色时代”，钟伟博士会如何应答，所以，钟伟博士要“语出惊人”，何必含污血喷向计划经济，现在就有的是“血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