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大培:产业升级迎来了最好的时机
产业升级迎来了最好的时机
——集中统筹走向独立自主的发展
左大培*
摘要: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是危机还是机遇,归根结底取决于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思路。实行独立自主的集中统筹,中国将在危机中迎来产业升级的大好机遇。产业升级的重点是高科技产业,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完整的经济体系。为此,不应过度强调短期成本,要有长远的眼光。
2007年美国爆发的“次级抵押贷款”危机,最近已经发展成了名副其实的国际金融危机,并且正在演变为席卷西方的经济衰退。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如此严重的西方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竟然会没有影响,这是不可想象的。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是危机还是机遇,归根结底取决于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思路。实行独立自主的集中统筹,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将是经济发展的大好机遇。
一、经济调控手段的适当转变
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调控政策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是通过各种税费和汇率的调整来刺激出口,例如出口退税的调整;另一方面则是以货币政策为主,重点放在调整利息率。这些基本上都是在沿袭美国20年来的思路。现在来看,倚重这些措施来解决需求问题,已经不能完全适用了。我们经济政策的主导思想已经进入一个误区,这个误区是美国人造成的,而美国现在的危机证明,这种思路是错误的。
首先,一个国家的需求分为内需和外需两个方面,这谁也不能否认。不同之处就在于内需为主还是外需为主。
外需在本国以外的国家就是内需,大家都争取外需的话,那外需肯定不够,所以必须要有足够本国的内需。显然,单纯依靠外需解决需求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荒谬的思路。本质上来说,所有的外需都是内需,国家之间是外需,放在全世界来看,都是内需,如果所有的国家都没有内需,外需也就没有了。所以像少数国家完全依靠外需去发展,必然意味着部分国家有过度的内需。而这恰恰就是造成今天这场经济危机的根源——国际经济高度不平衡,美国内需过大,中国这样的国家内需过少——这一点美国人也是承认的。美国人其实完全靠内需,进口比出口要大得多。
但是美国的内需从哪里来?美国先是靠鼓励私人借债、企业借债来扩大内需,次贷危机就是这样产生的。当这么做还不行时,干脆靠政府来借债——通过政府融资扩大内需。
美国是个反面教材,思路需要调整——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必须以内需为主。因为中国太大,要是依靠外需增长的话,得有多大规模的外需才能支撑经济?现在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居世界第三已经没有问题了,甚至很快就要上升到世界第二,没有地方能给中国提供那么大的外需。除非你愿意无偿奉献,可那不叫“需”。美国次贷危机的本质就是这样,我们卖给他东西的同时并没有把钱收回来,他欠了债,从国与国的关系上看,本质就是一个赊销的关系。赊出去的东西是不是就白奉献了呢?那我们还不如援助他算了。这根本不是市场经济中的需求,但我们就是陷入了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现在次贷危机爆发,美国不还债的可能性已经非常清楚了,就是明白地告诉我们过去卖出去的很多东西已经收不回来了,就等于奉献了。片面依靠外需这条路,导致了今天的困境,不改肯定是不行的。
另一方面,过去我们还曾经片面依靠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上又过分地依靠调整利息率。货币政策也可以有很多的着手点,关键看重点是放在控制货币量还是调整利息率上。
有些搞宏观经济理论的人可能认为这两种方法是一回事儿,实际上不是,侧重点不一样,最后产生的作用不一样。利息率过快、过大的调整,可能造成金融市场较大的不稳定。2001年格林斯潘急剧降低利息率,房价随之上涨。美国本来没有那么多次贷,利息率急剧降低之后做次贷的收益放大了,当时好像很赚钱,次级贷开始膨胀。到了2004年,美国经济已经过热,政府提高了利息率,房价就下降,次级贷危机爆发。这就证明,过度依靠利息率的调整对金融业是非常危险的。降低利息率的时候金融业好像是繁荣了,但是这种繁荣里有大量的泡沫,几乎所有的泡沫都是在低利息率的时候出现的。一旦为了应对通货膨胀提高利息率,泡沫马上破灭。
中国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2004年大家开始有投机心理,认为房地产价格只会涨不会落。为什么大家会有投机心理呢?确实2002年到2004年,中国的住宅价格涨得很厉害,因为当时的利率特别低。当通货膨胀出现,一旦提高利率,房产泡沫就会破灭。现在一看经济好像有点衰退,政府马上又降低利息率,又把房产泡沫鼓起来了,这样下去总有一天要有危机,美国的例子就摆在面前了。所以说,我们不能再过度使用利率政策。具体到当下,我的结论是:降低利率没有太大的必要,应该更多地使用其他的政策,比如放松货币供应量。
二、经济调控思路的重新选择
在我看来,我们调控经济的着眼点,应该更多地放在国家的财政政策和所有制政策,最关键是所有制政策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西方不同,就是我们有很大规模的公有制经济部门,在这方面可以做的工作非常多,可由国资委、财政部几家联手进行。
首先,由国资系统进行建设投资。特别要指出的是,国资委要有严格的规定,国资系统的资金,不能用来进行投机操作,比如买卖股票。最近有很多报道,一些国有企业出现亏损,是因为在2007年大量进行股票投机,国资委应该对这种情况进行监管。现在这些企业投资股票是赔钱了,即使能赚钱,国家给国有企业的钱也不是让你去搞投机的。而且这种投机投到最后中小股民一定要骂你——你赚了钱中小股民要骂你是国家赚了老百姓的钱,你赔了钱大家更要骂你是把国有资产赔掉了。如果国有企业说自己的资金多余,没有实际的投资项目,那么国资委应该把钱收回作别的产业投资。国家该搞的大项目太多了,这些项目一旦展开,大量的需求就产生了。什么是产业投资我们是分得清楚的,比如说搞集成电路、软件研发。有那么上千亿的资金,我就不信搞不出一个软件来把微软替代掉。国有企业放着产业不搞去搞投机,那本来就是错误的。
如果国资系统的资金还是不够的话,那就应该由财政部发行债券。这种债券和一般的国债不同,它是建设公债。建设公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的还本付息都是靠将来的建设赚钱来实现。一般的政府债券是以税收作担保的,政府发了债之后收税还债,而建设债券是国资系统通过实打实地投资挣钱还债。当然,这个债券资金的投入方向和方式,国家应该有具体的计划和规划。国有系统的投资绝不应该乱投,至少大方向应该是比较确定的,这些投资应该既能拉动内需,解决总需求问题,又以财政政策、所有制政策、国资政策联合发挥作用的宏观经济调节模式,打破我们过去单纯依靠利息率、出口退税、汇率来调节宏观经济的做法。
三、通过产业升级确保经济增长
我们现在要保增长,怎么保?我认为,从产业结构上说,我们就是应该通过产业升级来保增长,向产业升级的重点部门进行重点投资,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完整的经济体系。金融危机是否给了中国一个产业升级的机遇呢?那就得看政策思路是什么。如果是依附西方的市场化,那就不是机遇,而是危机,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市场化应对金融危机就是上面谈到的已经不再完全适用的手段,那是难免引发危机的——特别是单纯依靠货币政策的思路。美国的教训已经在前面了,还要照着走么?那下一轮就是你,就这么简单。
我们可以设想,利率降低后无非两个结果:或者没顶住,房地产泡沫破了,没了房地产投资内需还是不足的,经济还是萧条;或者暂时房地产价格不下跌了,甚至又繁荣了,其实结果更坏,它总有破的一天,下一个次贷危机就是咱们。现在房地产市场的双方在辩论,一边是要买房子的,老百姓都想买房,其实房子便宜是对老百姓好,除了非常有钱搞投机的,中国这样的国家你能设想每人有好几套房么?那不是笑话么!一般老百姓就住一套房,哪怕是我现在嫌房子小了,想换一个大的,谁不愿意房子便宜啊,越便宜花钱越少,就这么简单。实质上就是房地产商希望房子越贵越好,所以这种托房价的政策是不行的。如果还要按这个思路走的话,下一次危机就是我们,甚至这一次都走不出这个危机,只是或早或晚的问题。
那么,到底怎样来产业升级?关键是思路。我认为应该是独立自主的集中统筹,这是最好的办法,也是最合适的机遇。前几年你想搞集中统筹也搞不了。出口最旺盛的时候搞什么产业升级?劳动密集型最赚钱的时候谁会去搞产业升级?经济数据都显示,美国经济越繁荣,中国对美国出口增加越快,那肯定是越挣钱,想产业调整也没人调整。房地产投资最旺盛的时候把钢材价格全拉起来了,你想搞集中统筹也搞不了,那只好不搞了。现在,最好的机遇出现了:钢材价格全下来了,农民工也下来了,你是找工人也有、找原材料也有,关键就在怎么做。事实上,独立自主的产业升级真正搞下去,就是西方经济越衰落,我们的机遇越大。因为所有的东西都便宜了,国家上马各种工程,成本都低了。最终,经济不景气会促使利息率降下来,而不是现在靠降低利息率刺激经济。
再有,产业升级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需要外国的技术。现在西方经济衰退,公司都要破产了,我们购买技术也会有一个更便宜的价格,甚至可以把技术开发团队、知识产权都买过来。他们越困难,我们花钱越少。
若能做到上述两点,格林斯潘所说的这波百年未有的金融海啸,完全有可能是中国百年未有的发展机遇。
四、产业升级的重点在高科技领域
抓住机遇的具体做法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有科学的计划和规划。我们这些年不怎么讲计划,这是不对的,计划一定要有。西方七国峰会是干什么的?在会上讨论美国应该高点增长、日本应该低点增长,如果达成共识的话,这不就是计划么?都说市场好,现在事实证明靠市场也会有问题,关键是怎么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这里的计划和规划不能是少数人制定的,要由各方面各行业的专家好好讨论讨论,各种意见都要有。这个计划的核心就是建立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对中国来说,现在最缺的是高技术产业,我们的重点就应该放在这方面。
第二,财政金融如何支持产业体系的建设,就是集中统筹,也就是说,财政要跳出以往的圈子。改革开放以前是国家向国有企业投资,国有企业利润上交,这是很完整的循环过程,按市场经济产权规律也应该是这样的模式,现在用这种循环完全可以解决筹资问题。中国现在有大量的剩余资金,十余年来一直没有很好的处理这些剩余资金的机制。现在政府可以大量发行建设性债务,把这些资金投到国有企业,用国有企业利润来偿还。这种偿还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举个例子,比如联想集团。联想这些年是赚钱的,联想最初从哪里来?倪光南院士跟我讲,联想最早就是用上了他们团队自主研发的联想汉卡,没有汉卡现在电脑里的中文处理还是没有的。联想汉卡的研制花了国家上千万的资金,方正电子排版系统的研发也是在20世纪70年代花了国家两个亿的资金才实现的,当时的两亿对社会经济的重要性恐怕跟现在的两百亿差不多,这些投资后来不都赚回来了么?
建设国债也不能乱花,向哪些产业投,怎么投,投下去之后运营都交给国资委来监管,有利润之后按照事先的统筹,多少比例用于企业发展,多少比例上缴国家。在我看来,国家现在投资的四万亿也不算多,七万亿、八万亿中国也用得了,关键是怎么用。
第一条,这些资金不能进股市,如果要进,必须国家先做好精确的计划。拿出一点资金做救市基金,这个我是赞成的。股市不能说跌到多少政府都不管,到一定时候要救市,市盈率低到一定程度政府买进也没浪费国家财产,因为市盈率低的时候利润相对股价高,国家买进了就可以获得利润分红,这样就没白花钱,也没赚股民的钱。如果到这个时候救市的话,也用不了多少资金。当然,做这件事时要严格做好规划,由专门的机构和资金来做。除此之外的全部资金,就只能用于实际的投资,产生实际的拉动,不是去搞泡沫。
第二条,鉴于房地产业可能面临着严重的供给过剩,政府不应当再鼓励增加房地产业的投资。应当让房地产业的投资规模回到与人民大众的购买力相适应的水平上来。其实,房地产业的投资对中国的投资需求并不像许多人印象中的那么重要。就是在房地产投资极度膨胀的2007年,房地产投资也只占中国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不到四分之一。即使房地产投资不再像前几年那样增长了,也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对总需求有同样拉动力的投资方向来填补这个需求上的缺口。
产业升级的重点,在高科技的产业。因为越是高科技的产业中国越弱,越需要投资。而高科技的投资,首要的应放在研发上。我们进行自主的研究和开发,是为了使中国实现向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型的生产转变的“产业升级”,在高技术生产的基础上实现高生产率、高收入。要达到这样的目标,目前中国的自主研究和开发还远远不够。这点上咱们应该向台湾学,台湾发展集成电路产业,中研院(相当于咱们的中科院)先做技术突破,技术搞好了,下面做产业化。财政部门给产业化投入启动资金,这是给社会增强信心,接下来向社会招股,然后就上市,台积电就是这样做起来的。
目前中国需要大量进口的,一部分是石油等中国缺乏其资源的产品,另一部分则是以资本密集、技术密集方式生产的产品,特别是高科技的产品,主要集中在机器设备、大飞机、集成电路等类产品上。而发展这些产品的生产,正是中国转向生产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升级所必需的,这种产业升级又是中国通过技术进步而发展为一个发达国家所不能回避的。我们必须对这些产业进行大规模投资,完成这些产业中的进口替代。走这样一条发展道路,中国势必会形成相对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从这个角度看,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总需求不足实际上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良机,使我们可以将国内的资金集中起来向技术密集的产业投资,尽快改变中国在技术密集产业和高科技产业上的落后面貌,通过产业升级而实现真正的经济发展。
五、升级的成本不能只看眼前
产业升级肯定要付出成本。经济学上讲,成本最后都是要由社会来承担,人们会考虑升级和所付出的成本哪个更合适。我认为,只要真正升级了,所付出的成本都是合适的,只是说要控制成本,不花不必要的成本。在产业升级初期,完全可以由国家先负担成本。如果政府控制得好,有一套科学的规划,对国家来说,基本上是收益大于成本,起码不低于成本;对老百姓来说,一定是收益比成本大,中间的差距就是经济发展了,因为高科技的东西是高产值的。2007年,仅集成电路进口一项,我们就花费了一千亿美元,将来如果我们集成电路产业不发展,继续完全依靠进口的话,那就不知道一年要花几千亿美元。如果我们现在搞一千亿美元的投资,大约相当于一万亿人民币,这确实是国家承担了巨大的成本,但是将来不需要进口了,成本能成倍地收回来。
尤其要注意的是,不应过度强调现在的成本。我们这20年里过度强调现在的成本,结果从长远看,付出的更多。不能说我们能买到高科技的产品,就放弃自己的发展,比如说软件产业,中国最大的教训就在这儿。现在很多人认为微软当年就是有阴谋的,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我们用便宜的盗版软件,结果中国的软件开发产业没有发展起来,现在谁受害了?还是我们自己。能源也是典型的例子。我们一直没有适当的政策来鼓励太阳能等新能源的发展,在油价高涨的情况下,如果新能源搞得很好,能有廉价的太阳能供应,之前多大规模的投资也是值得的。过去我们还曾经在油价高的时候提倡“煤代油”,油价低的时候又提倡“油代煤”,这都是短视。长远看石油总归是跟不上,国际上的结论也是煤的储量比油大得多,不能价格出现点变动就急着“油代煤”。
中国在资源和环境上必须要走在前面,因为我们的问题比别人严重,所以别人没有的技术我们得有,别人不用解决的问题我们得解决。一定要有长远的眼光,不能被眼前的成本限制住手脚。开发清洁能源的节能型汽车,中国就是应该比别的国家早实现;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中国就是应该争取做世界第一,所以中国在环境领域的技术和产业定位就应该是世界第一大、世界最先进。
(责任编辑:张亮*)
*左大培,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本文据张亮采访录音编辑而成。
2008年第12期《绿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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