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①]

——邓小平：《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一九八五年三月七日）

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平等、公正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特征，历史也早已证实近代国际体系下平等收入分配格局对后发国家经济起飞及其可持续发展何其至关重要，而无论是从微观机制还是从宏观层次、无论是在生产还是消费环节来看，收入分配领域的平等、公正更都是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一、平等的收入分配格局如何推动经济发展？

在微观层次，从生产环节来看，收入分配的平等、公正都有利于激励绝大多数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不是仅仅激发一小部分所有者、管理者的积极性而令绝大多数劳动者为之气结。何种局面更有利于生产扩大、增加供给以及社会稳定，不言而喻；须知，“一人傅之，众人咻之”从来就不能成事。

消费是生产的目的，正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概括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生产不断发展的方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已成国际经济界热门话题，由于中国众多商品产能已占世界百分之七八十乃至更高，继续依赖投资和出口高增长拉动经济增长的路子难乎为继，扩大消费问题日益突出，无论是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还是胡锦涛主席以“把改善民生作根本出发点”为题在《求是》杂志撰文，都体现了这一点。而在宏观层次，从消费环节和需求领域来看，收入分配的平等、公正对后发国家经济起飞及其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更为显著。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以需求为导向，以机器大生产为特征的近代经济越发凸显了这一特点；平等的收入分配格局在任何国家都有利于扩大有效需求总量，在发展中国家更有利于将有效需求集中于国内产业部门而非国外产业部门，从而令有限的消费需求最大限度地发挥拉动国内产业部门发展的作用。

平等的收入分配格局之所以有利于扩大有效需求总量，是因为高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亦即增加的每一元收入中只有较少的部分用于消费，较多的部分用于储蓄；而中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亦即增加的每一元收入中有较多的部分用于消费。用通俗语言描述，正是薄熙来在2010年末重庆市经济工作会议上所说的现象——“富人有钱，但日常消费有限，只能把钱存在银行里，花不出去；而穷人想消费却没钱。”

在发展经济学界，巴西经济学家赛尔索·福塔多较早从需求结构角度详细论述了收入分配不平等损害发展中国家经济前景的命题。在1979年发表的《巴西发展模型》一文中，他提出，绝大多数穷国在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分配高度失衡，这类国家对工业品的需求几乎全部集中在奢侈品上，因为穷人扣除食品和住房等生活必需品开支后几乎没有什么剩余，而汽车这类奢侈品要么依靠进口，要么由国内外资企业生产，因为国内企业和投资者既无足够资本，也不懂如何生产这类较为高级、复杂的产品。由于这样能够维持对只有外国企业才能生产的产品的需求，外国投资者很愿意保持收入分配失衡；统治阶层本身是这种格局的受益者，维护这种收入不平等的动机更强烈。

30多年过去了，赛尔索·福塔多的上述论述基本仍可成立。一个收入分配高度失衡的发展中国家，即使有幸跌跌撞撞进入经济发展第二阶段，掌握了绝大部分购买力的高收入阶层也必然更倾向于来自发达国家的时尚、高档、优质消费品，而不是本国不那么时尚、属于中低档、质量也相形见绌的商品。在《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作者章诒和女士对自己家族和同类昔日奢侈的生活方式津津乐道，对自己家族和同类这种生活方式的消逝口诛笔伐；而在我看来，倘若沉溺于《往事并不如烟》书中津津乐道的那种生活方式不能自拔，这样的一个阶层就不可能用自己的消费对我国本土制造业发展提供多少支持贡献。从正统儒家学说到毛泽东思想，中国正统官方意识形态对“士”和社会精英的要求标准一脉相承，都要求其以天下为己任；中国掌握着话语权力和财富的群体在维护自己私囊充实和生活品质之余，是否该多少考虑一下自己对国家和社会也要承担相称的责任呢？

在这样一个国家，即使国内厂商有能力生产同类商品，也由于国内收入分配严重失衡、市场太小而无法取得规模效益，在开放市场的竞争中难以立足。而假如没有国内市场的有力支持，一个发展中国家就无法实现赶超，只能跟在发达国家背后亦步亦趋，捡拾一点夕阳产业转移的残羹冷炙，形成欠发达的恶性循环。

相反，一个后发国家如能实现相对平均的收入分配格局，其购买力将更多地集中投向国内产品而非昂贵的进口品。这样，一个国家收入分配较为平均，就意味着每种消费品的需求一旦出现就会迅速爆炸式膨胀，这既进一步强化了国内市场的规模优势，也令在发现并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方面决策相对迅速的内资企业（因为内资企业决策环节少于外资跨国公司且更了解本土市场）优势更为突出。战后日本社会收入分配平均程度长期为西方主要国家之最，一度号称“一亿总中流”，正是这种较为平均的收入分配格局令日本以内资企业主导迅速完成了大件消费品的普及。1980年代，中国新锐思想家们争先恐后对“平均主义”大兴问罪之师，殊不知正是这种“平均主义”在新中国前期为国内制造业提供了足够的消费市场，国内工业基础从而得以建立；到得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国市场家电消费热潮兴起，同样正是凭借上述机制和当时的贸易壁垒，几乎白手起家的中国家电行业迅速成长为可与西方同行同台竞技的巨头。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是产量、出口量遥遥领先的全世界第一家电大国。倪润峰、张瑞敏、李东生诸人得以成就事业，他们个人的才智和努力自然不可否认，但倘若没有新中国前期留下的工业基础和收入平均分配遗产，他们绝无可能以民族企业家身份成就这般事业。

二、改善收入分配格局：遏制利益集团孳生壮大的治本之道

从较长时间跨度上展望未来，现在突出强调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还有助于遏制利益集团孳生与成长壮大，防止其尾大不掉，乃至于绑架国家政权，使之沦为为小集团私利看家护院的“家丁”。利益集团绑架国家政权，扼杀平等公正，使国家从兴盛走向衰落，使后发国家丧失“赶超”希望，……纵览历史，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而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正是节制利益集团势力的治本之道。

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因国内收入分配严重失衡、市场太小而无法取得规模效益，在开放市场的竞争中难以立足；即使主政者有心保护国内市场、为本土产业创造发展空间，掌握了绝大部分财富、并因此在政治和舆论上势力强大的高收入群体也有能力扼杀这类政策，以求满足自己对外国时尚、高档、优质消费品的消费需求。一般而言，适度的本币贬值能兼顾促进出口和抑制进口双重目标，对本国经济增长有正面作用，因此，自主性较强的国家往往诉诸本币贬值手段以刺激本国经济，国际收支压力较大、对出口产业依赖性较高的国家此种动机更强，经济危机也常常会强化各国本币贬值动机，以至于1930年代大危机时期形成了各国竞相实施“汇率倾销”的全面货币战；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后，“货币战争”一词也一炮而红，风靡世界。然而，就是这样一件公认为有利于本国经济的政策工具，1968年的秘鲁政府和1971年的加纳政府实施未久，自身便宣告垮台。之所以如此，原因是这两个国家政治经济精英群体日常生活消费高度依赖于进口消费品，本币贬值政策虽然有利于国民经济整体，却导致进口消费品价格上涨，损害了这些群体的短期狭隘利益，他们便运用自己的政治经济影响力颠覆了政府。[②]而深受高收入精英群体控制的加纳、秘鲁发展如何，全世界有目共睹。

更进一步，这样一个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的国家政府注定缺乏行动能力，财政动员能力虚弱；因为这个小小的高收入群体有能力制定和推行片面有利于自己的财税制度，而其他普通居民又无法提供足够的财政收入，而一个财政动员能力虚弱的国家无法有效应对各类经济和社会冲击，本土现代产业的发展环境因此进一步恶化。面对外敌入侵，这样一个国家也注定无力招架，因为敲骨吸髓的剥削者不仅不可能有效动员起被剥夺压榨的大众，反而往往唯恐被剥削的大众在反抗外敌入侵的过程中组织起来而夺取政治经济权利，因而常常愿意丧权辱国割让利权，乃至为外敌充当统治的傀儡，只求能保住自己已有的剥削压榨特权。晚清和旧日的中华民国便是这般景象，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即使许多一度爆红的发展中国家也不例外，如20世纪初的阿根廷，二战后初期的菲律宾，……，须知1910—1930年间的阿根廷发展程度比加拿大还好，二战后初期的菲律宾曾经是东亚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当时的中国和日本只能瞠乎其后。

即使是在引领世界的大国，专注私利、罔顾公利而尾大不掉的利益集团也会扼杀公正和发展的希望。昔日的世界帝国西班牙就是这样没落的，今天的美利坚“帝国”同样面临这种风险。次贷危机和由此发展而来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国金融体制的深层次问题，但致力于推动金融改革的奥巴马却因开罪了华尔街利益集团而付出了重大政治代价。2010年9月上旬，奥巴马在一次演讲中说：“很长时间以来，一些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一直主导着华盛顿的议事日程，他们谈论我的时候就像在谈一条狗一样。”[③]在该年年末的中期选举中，奥巴马果然惨败。

而且，美国利益集团的这种作风由来已久。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以其“新政”挽救了美国的资本主义，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本来已被大危机推上火山口的大资产阶级；但美国经济社会形势一旦好转，美国大资产阶级及其辩护士们发现罗斯福要通过造福于贫困阶层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痼疾，便过河拆桥，闭眼无视事实而专事诋毁罗斯福。波士顿某书店通知总统著作发行人，罗斯福的演讲集“只有用他自己的皮做封面来装订，本店才能代卖”；那些“体面”的“上流社会人士”们无耻地声称，“那个家伙”从老婆埃莉诺那里染上了淋病并濒临死亡，而埃莉诺又是从一个黑人那里染上的，还趁罗斯福奄奄一息之机跑到全国各地偷汉子，……[④]

新中国曾经是一个社会凝聚力坚固、党和政府具有强大感召力和动员能力的国家，曾几何时，群体性事件却成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领导部门为之头疼的问题，余波未尽的乐清村民钱云会车祸事件就突出暴露了这种社会凝聚力和动员能力已经遭到了怎样的损害。倘若不是因征地、资产市场泡沫等问题而急剧恶化了收入分配格局，这样的群体性事件本身就不会发生，我们的社会凝聚力和动员能力也不至于蒙受如此损害。须知动员能力是一个文明、一个社会生存发展的根基，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上，我们不能指望我们不遭遇波折磨难，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我们拥有足够强大的凝聚力和动员能力可以有效应对波折磨难。

由此上溯到改革初期，随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党和政府的政策导向，尽管当时领导层就意识到了其可能的副作用，但由于相应措施未能及时同步，我们的社会凝聚力已经开始出现裂痕。正是在这个进程中，奢靡和铺张似乎日益成为值得大张旗鼓炫耀的事物，以至于妨碍奢靡、铺张生活方式者被某些人“理直气壮”地抨击为罪过。“张爱玲热”在中国大陆兴起之初，我就曾读过一篇文章，文中讲到建国后张爱玲有一次到饭馆点了一份虾仁面，按自己习惯把虾仁吃掉，面一口没吃就丢了，饭馆中其他人都向她投来冷冷的目光，令她如芒刺在背。写到这里，作者大肆挥洒笔墨严词抨击这种“压抑”的社会氛围，给当时还是学生的我留下了此生无法磨灭的印象，因为无论是我那出身地主家庭的母亲，还是我本人，都无法认同张爱玲这种浪费宝贵粮食的举动，更无法认同这位作者的抨击，相信这也是绝大多数国人的立场。须知中国被近代西欧学者称为“饥荒的国度”（The land of famine），[⑤]上世纪20—40年代，中国不止一次发生饿死数百万上千万人的大饥荒，其中1929年黄河流域各省大旱一次就造成灾民3400万人，陕西88个县饿死250万人，甘肃58个县饿死140万人；[⑥]1920—1921 年华北四省区旱灾和饥荒饿死1000万人；……以至于民国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称1949年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人口学者统计的婴儿死亡率高达17%—20%（侯杨方），人口平均寿命仅有35岁。具有如同那位作者那般思维方式的群体完全没有资格成为中国社会的领导力量，时至今日，我们必须警醒而尽快亡羊补牢，遏制这样一个群体经济政治力量的增长。而从汉景帝时七国之乱、汉武帝《推恩令》到现代，历史告诉我们：与掌握强大政治经济力量的利益集团直接对抗，往往要付出社会动荡的重大代价；通过种种方式分化原本铁板一块的利益集团，削弱其政治经济力量根基，便可消弭挑战于无形。

三、结束语

无需否认，在太长时间里实施过于极端的收入分配平等要求必然产生众多副作用，但走向另一个极端则必然削弱乃至铲除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根基，我们目前面临的正是收入分配显著失衡所潜藏的经济社会风险。冷静、客观的高收入者不要把收入分配平等公正要求和对“问题富豪”的整肃一言以蔽之曰“仇富”，因为这样做能够避免他们沦为社会怨愤的焦点，能够防止这个群体乃至整个社会形成“逆向淘汰”机制。孙权攻占荆州、杀死关羽之后，派遣使臣向曹操入贡，并上书称臣劝进，曹操却把这份要求他当皇帝的劝进书公诸于众，说：“这小子想把我放到炉火之上！”（“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引自《资治通鉴》第六十八卷）冷静、客观的高收入者读一读这个故事，当可加深对改善收入分配的理解。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这是党和政府在改革起步时对全体国民的庄严承诺；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时也提出了设想，即到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时，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先富带后富的问题。[⑦]正值“全球经济失衡”已成国际热门话题、外部市场风险日益加大而国内社会矛盾日益加剧之际，兑现三十年承诺，致力于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正当其时。这不是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全盘抛弃，而是扬弃，我们将在不断的扬弃中螺旋上升。

（初稿2011.1.3，修订2011.1.10，仅代表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