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奇迹”与“中国模式”

——中国30年改革的巨大成就与主要经验

李炳炎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南京，210004）

【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社会全面进步，被公认为“中国奇迹”。改革也存在一些问题：政治改革迟后于经济改革；改革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干扰；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关系，生态环境恶化等。对过去30年改革进行总结，我们可以得到一些重要的启示，为之后进一步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一些原则性经验。中国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成功范例，我们称之为“中国模式”，有着其自身显著的特征。这一成功的改革模式具有深远意义。

【关键词】改革开放30年；中国奇迹；中国模式；特征

前 言

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起，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30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全国范围经济社会生活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巨变。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和人民的生活状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1978年至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达到9.8%，是同期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实现了30年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我们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了其他国家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我国成功地破除了传统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并在进一步加以完善。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能够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在改革中始终坚持了党中央提出的科学的经济改革观，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改革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在改革中，我们十分注意反对和抵制市场原教旨主义等西方新自由主义的错误影响。我国改革取得的成就，就是科学的经济改革观的胜利；我国改革中出现的某些失误，完全是由新自由主义改革观的影响所造成的。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成功模板，我们称之为“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有着其重要的特征。

一、三大成就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成就是巨大的，成果也是多方面的。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三大成就：

（一） 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我国历史上生产力发展最快、综合国力增强最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30年。大量统计数据证明，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实现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我国从1978-2007年的30年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都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1979-2007年，我国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9.8%，比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发展水平快6.8个百分点。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曾经历过经济的高速增长，如日本战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期是19年，年均增长9.2%；新加坡的经济高速增长期是20年，年均增长9.9%；中国香港的经济高速增长期是21年，年均增长8.7%；中国台湾的经济高速增长期是26年，年均增长9.5%；韩国的经济高速增长期是30年，年均增长8.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持了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因而我国的高速增长期至少与目前世界上高速增长期保持最长的韩国持平或更长，这不能不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通过一下的表中可以看到“中国奇迹”的数据证明：

表1 1978-2007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率比较 单位：%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注：①为1989-2007年年均经济增长率。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迅速提高，通过下面的我国部分主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统计表可以看出30年来的变化。

表2 1952—2007年我国部分主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统计表

说明：①据1998年中国统计年鉴。②据2007年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3按可比价计算。4系2005年数。5系2006年数。6据1984年中国统计年鉴。7据中央电视台2008-3-17报道。（参考朱妙宽整理的数据，见参考文献）

从表中可以看出，2007年与1978年比，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净增13倍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净增9倍多，城乡居民收入净增5倍多，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翻了两番，城乡居民储蓄净百倍以上，衣食住行的水平都有了几倍乃至几十倍的增长，居民电话、电脑和多种家用电器都是从有到无，迅速普及。这些统计数据无可争辩地证明，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之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之快、幅度之大，是举世无双的。

（二）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1978年以来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在于，从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出发，抓住旧的经济体制的症结，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体制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环节和部分，建立起了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经济体制，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一，解决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完善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

第二，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问题，改革了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扩大了企业和地方的自主权，使企业成为自主生产、自主经营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第三，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方式和运行机制问题，破除了僵化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把市场经济作为运行的基础。

第四，解决了经济发展的内外关系问题，打破了封闭半封闭状态，扩大了对外开放，使我国在独立自主发展的基础上，走向世界，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

总之，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我国成功地破除了传统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经过改革开放的不断摸索和深入，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上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十多年的建设，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三）社会全面进步，人的现代化初步显现

第一，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飞跃发展。我国经济总量由1978年的3624.1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年平均以9.8%以上的速度增长。到2005年，我国的经济总量连超法国和英国，在世界上的位次由第6位跃居为第4位。

第二，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社会全面进步。农业发展显著。1978—2007年农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4.5%以上。全国粮食总产量从1978年的30477万吨增长到2007年的50150万吨，增长了64.5%。中西部经济显著增长，中西部工业产值上升了240倍，在全国所占比重上升为32.8%。人口素质提高，全国85%的人口地区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0%。文盲率下降到6.7%。全国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已摆脱了解放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痕迹，摆脱了改革开放前的落后、陈旧、封闭状态，基本上与国际社会中等发达国家接轨。全国城镇居民初步实现了人的现代化。

第三，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建国以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5.1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6.1倍，从而使全国居民年均消费水平由1952年的76元上升到2004年的4556元。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按可比价计算2002—2007年年均增长9.8%；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按可比价计算2003—2007年均增长0.8%，是建国以来增长最快的。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到初步小康跨越，现在正向实现全面小康迈进。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用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观点来回顾改革开放，毋庸置疑，改革开放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任何事物都存在矛盾，都是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的过程，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矛盾，不断解决新出现的矛盾，事物才能前进。改革是波澜壮阔、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前人没有留下现成的模式和经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探索中前进。改革30年来，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却总是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改革中受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思潮，极力干扰改革的方向。在改革进程中，我们没有注意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一）政治改革迟后于经济改革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表明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遇到了很多障碍。特别是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政治体制方面的问题日益突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迟后，已经严重制约了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近些年来，官本位不断被强化，官本位意识已经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企业家做得好好的，还是想要追求当某级别的政府官员。高校本应是教育和科研的地方，却官本位盛行，不少老师当了教授还追求当处长，因为处长手中有行政权力。一旦有年轻的学者搞出重要科研成果就要给安排一个官做，束缚其在学术、科研上的发展，结果大批的年轻学者精英都出国造成人才外流，多年来没出过真正的科学大师。另外，大学生毕业都抢着去考公务员，公务员招考已经成为仅次于高考的“国考”！一项在上海进行的4000户入户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人才就业意向根据频率高低依次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垄断性企业、金融保险和竞争性企业等。有学者认为，“这一调查结果表明‘官本位’等传统观念的影响根深蒂固，也说明我国企业人才开发存在问题。”[①]

腐败仍然严重，反腐败任务艰巨。官员贪污成风，且有难以制止之势。提到反腐倡廉，公车是一个不得不说的话题。现行公务用车制度效率低下、滋生腐败的弊端被人诟病已久。另一个不容乐观的事实是，公务用车改革虽然说了好几年，但各地的推进力度还是“雷声大，雨点小”，只有极少数地方在做一些尝试性的改革。一项不大难的公车改革都推不动，更深层次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见效更是甚微。

（二）不同程度地受新自由主义干扰

所谓新自由主义是相对于老自由主义即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自由主义讲的, 它是当代右翼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是适应当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要求而形成的一种理论思潮, 一种思想体系和一套政策主张。

尽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一个庞杂的体系, 但就其主流学派的观点而言, 可以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归纳为三个“化”。即一是“泛市场化”，二是“自由化”或“非调控化”，三是“私有化”。也可以说,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内涵具有泛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这样三种涵义。所谓“泛市场化”,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所谓“自由化”, 就是反对一切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 让市场放任自由发展, 认为充分的经济自由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前提。在认为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能形成一种“自然秩序”,推行无政府主义经济模式。所谓“私有化”, 就是极力主张建立全面的私有制, 把资本主义私有制视为唯一合理的永恒的经济制度。他们的目标, 始终是要使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实行私有制, 使资本主义制度全球化、永恒化。

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我国改革过程中也受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比如，私有制经济已经逐步取代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收入分配方面已形成了贫富差距悬殊的格局；教育、医疗、房地产等过度的市场化，造成了广大群众上学难、看病难、买房难等；这些年来的宏观调控乏力、金融过度开放和外资并购过度等等，都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有关。

由于过度私有化，在所有制方面，私有制经济已取代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2006年全国企业实收资本（二、三产业）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分别为48%和52%；在当年全国GDP中，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分别为37%和63%，而且这一趋势还在扩大。全国就业人员（二、三产业）中，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分别为32%和68%。

另外一个很严重的事实就是，我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地扩大。据报道：截止2007年底，中国共有41.5万人的个人金融资产超过了100万美元，资产总量为21170亿美元。[②]2007年意大利的国民总收入才21075亿美元，这41.5万人的暴富阶层确是“富可敌国”！而与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相反的，却是大多数人趋于相对贫困和其中一部分群体陷入绝对贫困。描述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从2004年的0.4~0.5的警戒区间，跨越式地进入2007年的0.5~0.6的危险区间。这是我们在改革之初设想“先富带动共富”时所始料不及的。

（三）没有注意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关系，生态环境恶化

上世纪九十年代来，中华民族的生态安全，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都遇到了传统的工业化所造成的生态恶化的严峻挑战和直接影响，有些地方出现了触目惊心的生态风险甚至生态危机。它们突出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1．水资源匮乏，水污染严重。我国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人均量的四分之一，被列为全球的最缺水国家之一。我国农业自然灾害中，70%是水旱灾害；水旱灾害中，70%又是旱灾。全国每年因缺水造成的工业产值损失就达2000多亿元。全国有将近一半的城镇人口和3.6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全国668个城市中，有三分之二的城市供水不足（其中有114个城市严重缺水）；有些城市对居民不得不实行限时限量供水。全国约有70%以上的江河湖泊受到不同程度的水污染。有些鱼米之乡，如今已经变为水污染的重灾区域；城乡居民议论说：“五十年代淘米洗菜，六十年代洗衣灌溉，七十年代水质变坏，八十年代鱼虾绝代，九十年代拉稀长癌。”

2．荒漠化和水土流失严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37%，成为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的速度，由1994年以前每年2460平方公里，加剧到近年来每年3436平方公里，相当于每年“吞噬”一个中等县，并由西向东扩展。全国每年因荒漠化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40亿元；至于间接经济损失，就更难以评估了。黄土高原每年平均流失土层1厘米，流失速度比形成速度快100倍至400倍；平均每年流失泥沙16亿吨，含有氮、磷、钾总量约4000万吨，使黄土地的生产能力大大降低。

3．森林资源紧缺。我国森林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只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六分之一。有些省、自治区的森林覆盖率不足1%。同时，全国森林病虫害严重，防治工作薄弱，平均每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145亿多元。

4．草原生态形势严峻。我国人均草地占有量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由于长期以来对草地的不合理利用和开发，全国草地面积逐年缩小，草地质量逐渐下降，90%的草地不同程度地退化，草原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

5．海洋生态不容乐观。近年来，我国海洋污染程度日益加剧，四类和劣四类海水已占46%以上；海水水质下降导致赤潮发生频率增大（上世纪八十年代平均每年4次，1992年就多达5O次），直接威胁沿海地区的供水安全；海洋生态环境恶化，引起了海岸侵蚀。

6．大气环境恶化。全国现在约有1亿多人每天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在全国338个中型城市中，空气质量达到一级标准的城市只占2.9%，达到二级标准的城市也只占33.5%。

7．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在我国动植物种类中，已有15%至20%受到威胁；濒危或接近濒危的高等植物有4O00多种，占全国高等植物总数的15%至20%。另一方面，由于引进外来物种，使我国一些土著物种遭受排挤、侵害而逐渐减少甚至灭绝。据2001年12月调查，外来入侵物种对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达1198亿多元；更为严重的是，在283种外来入侵物种中，竟有39.6%是属于有意引进而造成的。

8．耕地面积减少，危及国家粮食安全。我国本来就面临人多地少的尖锐矛盾。更为严峻的是，现在一方面每年净增人口1000万人以上，另一方面每年净减耕地1000万亩以上；大量的人口逐年增加，有限的耕地逐年减少，直接危及国家粮食安全。从1996年到2003年，全国耕地面积七年之内净减1亿亩；2004年又减少1200万亩。同时，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由1998年824斤，下降到2003年668斤（是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我国每年需求粮食约9500亿斤。现在，全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4亩，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耕地后备资源也严重不足。

三、主要经验

中国的改革总的来说是成功的，成功的主要经验，一是确立了五项改革原则，二是形成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国模式”。

（一）五项原则

1、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我们要搞市场经济，但是我们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丢掉“社会主义”去搞市场经济，这样很容易陷入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错误的改革思潮之中。社会主义是可以和市场经济结合的，社会主义一样可以建设市场经济，这是过去30年的证明。

2、坚持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改革的目的是什么？为了发展。为了什么发展? 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改革是使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改革不得阻碍人的发展。

3、公平与效率并重，更加注重公平。公平和效率都很重要，不能因为效率而忽视公平。一味地追求效率，只会带来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给社会带来隐患，对改革的前提稳定带来冲击。要更加注重公平，要在初次分配中要处理好资本与劳动的报酬问题，不能向资本一边倒。

4、倡导共同富裕，反对两极分化。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无论什么时候，改革无论如何深入，共同富裕的目标我们都不能忘却。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发出过预警：“决不能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算走了邪路了。”[③]邓小平的忠告至今也没有失去它的重要现实意义。

5、通过利益分享构建和谐社会。要通过利益分享，让国家、企业、个人都在改革过程中受益。改革的成果，不能只让一部分人获得，绝大部分的人民应该享受到改革与发展的成果。建立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利益分享的原则是不可或缺的。

（二）一个模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国模式”

中国的改革的成功，给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贡献了一个很好的模板，一个很好的范例。中国改革创造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国模式”。这个模式具有以下的十个显著特征。

1、改革的性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目的是通过改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环节、部分，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应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改革不是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取代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新自由主义崇尚私有化、自由化的改革，是一种鲜明的具有资本主义私有制意识形态性质的经济思想。新自由主义在前苏联、东欧以及拉丁美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付诸实施，造成了严重恶果。如果中国的改革，也采用新自由主义那一套的做法的话，后果必将与前苏联一样，这是没有疑问的。

2、改革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不仅无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存在，不了解其核心观点和科学内涵，而且有意识地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来取代计划市场经济体制。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断然不能用来指导我们的改革。只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才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理论。

3、改革的目标：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富民强国、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起来，就是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在效率上优越性的同时，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上着力体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从而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正义。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在现存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利用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两种制度的优点而克服计划产品经济体制和市场分工制度的弱点,促进形成既不同于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下那种具有主观性的公有制产权制度,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权制度,并促使这种崭新的产权关系人格化。

4、改革的对象：旧的经济管理体制,即计划产品经济体制，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即公有制；不是要改掉公有制，而是要完善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就是要在坚持公有制前提下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通过理顺公有产权关系来理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变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不是将公有制变为私有制。

5、改革的依靠力量：改革遵循党的群众路线，充分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等广大劳动者，充分调动他们在改革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将改革作为一场伟大的群众性社会实践。中国的改革，必须彻底摆脱有少数权贵及其新自由主义者代言人为主导的局面，彻底贯穿党的群众路线，更多地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劳动者的力量。否则的话，只能越改越遭，越改两极分化越严重。

6、改革的方式：遵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一切经过试验，加以总结提高，然后由点到面，逐步推广。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因此我们的改革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实践表明，在具体改革上，凡是能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式和方法的，就能比较顺利地达到目的，反之，就会受到挫折。例如，农村联产承包制改革，首先在安徽凤阳作试点，再向全国推广。同时，对于像华西村、南街村那样集体经济较发达的地方，也允许不搞联产承包制，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搞一刀切。但是在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却走了弯路。一些地区没有遵循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而是照搬照套在国外理论界也存有争议的“管理层收购”的做法。在实际操作中，依靠的是少数地方政府官员和企业的管理层，结果把全体人民共有的财产，变成了少数企业管理层的私人财产。结果导致劳资对立，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职工大批下岗失业，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

7、改革的宗旨：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使广大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让群众得到看得见的实惠。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所要依靠的并不是一小部分人的积极性,而是全体国民的努力。要实现现代化归根结底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只有当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具有现代化的思想、行为和价值观念的时候,才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发展要以人为本、以人民为本,要使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试图依靠少数富人和代表他们利益的精英分子来主导社会发展,无视几千万工人和几亿农民的利益、要求,把他们边缘化、弱势化,只会把中国引入歧途,是注定不能成功的。

8、改革的路径：采用渐进式推进的方式来实施，先易后难，稳步推进。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保持社会稳定。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场改革的意义和成效可以用“革命”来形容。而在这场革命中，中国保持了国家的完整，保持了国家基本运作的正常化，保持了政权的存在，并且还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所得。假如以苏联的激进式改革为参照系，尤其可以对中国改革的印象深刻。也正是因为有苏联改革的参照系，可以让我们对中国改革指导思想做一个评判，即中国选择渐进式改革是正确的决策。因为中国不可能承受国家和政权崩溃的代价。渐进式改革的本质就在于很好地处理了改革、稳定与发展的关系。中国对稳定的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只有政权的稳定发挥作用，才能保证改革的延续性，改革的有效延续也才能保证国家的发展。

9、改革的效果：改革的效果必是注重社会公平，走向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发展。邓小平同志曾经强调：“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两条根本原则。”[④]“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⑤]“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⑥]共同富裕，这不仅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而且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归结点。社会和谐，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

10、改革的前途：在科学改革观指导下的改革前途，是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优点，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现富民强国。

这一中国改革模式，是30年改革经验的概括。作出这种总结和概括，不仅有利于科学地推进我国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而且毫无疑问，它对于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也就是说，可以预见，“中国模式”具有世界性意义。

参考文献：

1、朱妙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回眸与前瞻，《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第十八届年会会议论文集》，2008年10月。

2、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体制改革30年研究课题组：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上、下），《经济研究》2008年第9、10期。

3、郑有国：中国经济改革的特点与评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0期。

4、任保平、刘丽：中国30年“经济增长奇迹”：描述、界定与理论解释，《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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